本文轉自新周報,據《文史博覽·文史》、《貴陽文史》
導讀: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雖然已經過去60多年了,但共和國不會忘記!作為此次戰役的親歷者,本文作者(任志伊,時任西藏軍區步兵11師33團政治處組織干事)每次回憶起那次難忘的戰斗,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靜……
對入侵印軍進行反擊
中印邊界全長約1700公里,習慣上分為東、中、西三段。整個中印邊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過,但是根據中印雙方歷史行政管轄所及,形成了一條傳統習慣線。
1951至1953年,印度當局乘新中國正忙于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無暇顧及中印邊界問題之機,派印軍非法侵占中國領土。盡管印度對我國領土步步蠶食、侵占,我國外交部也多次向印度當局提出交涉、抗議,但由于我國始終堅持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有爭議的邊界領土爭端的方針,所以從1951年到1958年間,中印邊境基本上是平靜的。
1959年3月22日,就在我人民解放軍拉薩戰役勝利結束的當天,尼赫魯正式給我國總理周恩來寫信,提出了大片的領土要求,總面積約有13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福建省的面積。在其無理要求遭到我國政府的拒絕后,印度當局開始推行“前進政策”,在中印邊界不斷制造流血事件。
1962年10月12日,印度政府總理尼赫魯突然下令向中國開戰。10月14日,印度國防部長宣稱:要同中國打到最后一個人、最后一支槍。他乘飛機到靠近中印邊界東段的印度邊境重鎮提斯浦爾城坐鎮指揮。10月18日,印軍總參謀部下令向我軍發起了全面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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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印軍大肆向前推進,嚴重威脅我邊防部隊安全的時候,毛澤東指示:“對印軍的入侵,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中共中央及時作出決定:“為了打擊印度擴張主義者的囂張氣焰,保衛祖國邊疆的安全,創造中印邊界問題談判解決的條件,決定對入侵印軍進行反擊。”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我(本文作者任志伊)在西藏軍區步兵11師33團政治處任組織干事。部隊向戰區開進后,政治處主任范啟榮交給我的任務是:一方面協助連隊做好戰時政治工作,一方面負責做好戰場烈士收殮工作。
范主任嚴肅地對我說:“戰爭是殘酷的,打仗就有犧牲。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深厚的革命感情,收殮好為國犧牲的烈士,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疏忽大意!”
當時,我們部隊正奉命向敵縱深德讓宗、邦迪拉地區(注:均屬我國領土,但被印軍無理占領)執行迂回穿插任務。部隊于1962年11月10日從達旺出發,穿密林,越高山,涉水河,攀懸崖,行程數百里,歷時7天5夜,沖破敵人層層阻擊,抵達敵人重兵守衛的登班。
11月17日下午5時,我尖兵連與敵守衛隊遭遇。尖兵連機動敏捷,英勇頑強,先敵展開,先敵開火,先敵沖擊,逼近敵人陣地前沿。登班守敵立即連連發起反擊,并以遠距離之野戰炮和近距離六〇炮,壓制我方火力,瘋狂阻攔我后續部隊前進。只見一顆顆炮彈在我們周圍爆炸,掀起一股股嗆人的氣浪,子彈“嗖嗖”從我們身邊飛過,發出刺耳的呼嘯聲。
部隊不斷出現了傷亡,范啟榮主任命令我和團部文書閻崇厚(后曾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醫生羅順安,率領一批民工擔架隊員負責收容傷員烈士。此時此刻,作為一名邊防戰士,我們多么希望緊跟大部隊前進,向敵人陣地沖擊,然而,“軍令如山”,不可違抗。同時,望著躺在山野里的傷員、烈士,我們實在不忍心離開他們,于是,冒著敵人的炮火,機敏地搶救傷員。
33團5連副連長黃杰左手被彈片炸斷,鮮血直流。羅醫生迅速對他進行了簡單包扎,把他扶到隱蔽的山洞里。黃副連長是個剛毅的硬漢子,忍著傷口的劇痛不哼一聲,頑強地堅持著,直到擔架隊把他抬到野戰醫院。
團衛生隊隊長郭士友,頭部負了重傷,神志不清,嘴里卻在不停地叨念:“不要管我,快沖上去,消滅敵人要緊!”他終因傷勢過重,加之戰時醫療條件有限,不幸犧牲。
目睹此情此景,我們萬分悲痛,誰也沒有說什么,懷著對戰友的無限深情,將一件雨衣輕輕蓋在他的身上,默默地脫下軍帽,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搜尋烈士遺體
7天來,由于連續行軍作戰,沒有實實在在睡過一次覺,沒有好好吃過一頓熱飯,我們已經感到極度疲憊,但一想到我們的烈士,為保衛邊疆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們哪還顧得上什么疲勞饑餓。于是,我們又精神抖擻地搜尋著,當把所有烈士都抬到集中點后,我們才坐下來稍稍休息。
在這批烈士中,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人,他是團部參謀康彥岐。康參謀是陜西關中平原人,二十七八歲年紀,辦事精明能干,軍事技術精良,曾經在步兵學校學習。1958年在甘肅南部執行平叛任務時,我們就在一起行軍作戰。記得有一次,他帶領偵察班深入敵穴化裝偵察,掌握了敵情,圓滿完成任務,受到了首長的表揚。
按照戰前有關規定,我們對烈士隨身所帶的個人物品(如鋼筆、手表、錢、筆記本等)進行了清點,并逐個登記包好,寫上烈士名字(注:部隊在出發前,要求每人在衣服內側寫上部隊番號、單位和個人名字,以防萬一),以便日后交給他們的親屬。同時,用白布條寫上烈士的英名和單位,纏在烈士遺體上,作為日后辨認的依據。
在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有說話,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傾注了對烈士無限崇敬。
在部分烈士的衣服口袋里,我們還發現了被鮮血染紅的入黨、入團申請書和殺敵立功決心書。一位烈士在入黨申請書上寫道:“在保衛祖國邊疆的戰斗中,我決心沖鋒在前,英勇殺敵,接受黨組織的嚴格考驗,爭取火線入黨!”
一位烈士在給父母尚未發出的信中寫道:“親愛的爸爸媽媽,萬一兒子在戰斗中犧牲了,請你們不要悲傷,你們的兒子是為保衛祖國而犧牲的,你們應該為此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凝視著這一行行浸透烈士鮮血的文字,我們3人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可不是一般的文字!它是一顆顆對黨對人民對祖國的赤膽忠心!
由于前方戰斗在激烈進行,我們不能在此久留,只好和民工們一起,暫時把烈士遺體掩埋,并樹立標志,待戰后再運往烈士陵園安葬。接下來,我們懷著無限留戀之情,暫時離開烈士的臨時墳墓,匆匆向前方趕路。
護送烈士遺體到烈士陵園安葬
經過一天的緊張行軍,我們來到了邦迪拉鎮,此處是印軍東北特區所在地(注:屬于中國領土)。一路所見,到處是被我軍擊毀的印軍汽車、坦克以及印軍狼狽逃竄時所遺棄的軍用物資。顯然,這里曾經進行了一場惡戰。
邦迪拉地處交通要道,是北通達旺、南通印度堤斯浦爾的重要門戶,地形復雜,山間林木茂盛,峰頂云霧繚繞,鎮上有商店醫院,為印軍重要軍事據點。印軍被我軍擊退以后,我們就來到鎮上。
這時,又陸續從前方運下來幾批烈士,我和其他幾位同志逐個清點登記之后,暫時安放在幾頂帳篷內。白天晚上輪流派人守護,以防野獸侵害。
1962年11月21日零時,我國政府從維護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出發,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給予入侵者以沉重打擊之后,鄭重發表我軍主動停火、后撤的聲明。
當時,部隊許多指戰員想不通。他們說:“敵人侵占了我們大片土地,我們犧牲了那么多戰友,我們打了大勝仗,怎么還要主動停火和后撤呢?”我作為親身處理收殮烈士遺體的人員,這種想法就更為明顯。
然而,服從命令是革命軍人的天職,盡管思想不通,行動上還得堅決服從。中印邊境全線停火后,上級機關派出10多輛專車,又令我率領民工擔架隊,護送100多具烈士遺體到烈士陵園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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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們又來到了臨時掩埋烈士遺體的登班。在民工們的大力支持下,我們把所有烈士遺體(沒有丟掉一人)安全地運送到了西藏山南翠當烈士陵園。陵園坐落在喜馬拉雅山麓,雅魯藏布江畔,周圍栽滿蒼松翠柏,景色宜人,烈士們安詳地長眠在這里。
幾年以后,在我離開西藏之前,我利用出差之機,再一次來到烈士陵園,向烈士墓鞠躬致敬,以表達對烈士們的深刻懷戀和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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