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我參加了一個朝鮮旅行團。從丹東出發前,領隊反復強調一條鐵律:絕對不可以擅自進入當地人的商店,所有購物必須去指定的外匯商店。
帶我們的朝鮮女導游叫樸美京,二十六歲,圓臉,說話輕聲細語,中文是在平壤的旅游大學學了四年才畢業的。她每天都把“規定”兩個字掛在嘴邊,像捧著一本不能違抗的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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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里有對中年夫妻,男的姓趙,走南闖北慣了,最煩被人管著。在平壤的第三天下午,自由活動時間,樸美京帶我們在一個居民區附近散步。路邊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商店,門口掛著塑料簾子,里面隱約能看到貨架和幾個當地人在買東西。
趙哥突然停住腳步,說:“我進去看看。”
樸美京的臉瞬間白了:“不可以的,規定外國人不能進。”
“我就看一眼,買包煙。”趙哥已經邁步了。
樸美京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聲音開始發抖:“先生,求您了,真的不行。如果被看到,我會被處分的。”
趙哥甩開她的手:“你不說我不說,誰知道?”
他掀開簾子就進去了。
前后不超過三分鐘。他出來時手里多了兩包煙,笑嘻嘻地說:“這不沒事嘛,看把你緊張的。”
但樸美京沒有接話。她站在原地,低著頭,肩膀在微微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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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她在生氣,走過去想替趙哥道歉。走近了才發現——她在哭。
不是那種抽泣,是拼命咬著嘴唇、眼淚卻止不住往下淌的那種哭。她用手背使勁擦臉,越擦越多。
“樸導,對不起,他不懂事,你別往心里去……”我慌了。
她搖了搖頭,啞著嗓子說了句讓我愣住的話:“我不是氣他不守規定。我是怕……明天會有人來找我談話。”
那天晚上,我透過酒店窗戶,看見她一個人坐在酒店門口的臺階上,抱著膝蓋,路燈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出現在餐廳,化了淡妝,看不出哭過的痕跡。只是眼睛下面多了一層遮不住的青黑。
她來給我倒茶時,我小聲問:“沒事吧?”
她擠出一個笑,輕輕說:“我昨晚寫了檢查。只要沒有人舉報,應該就過去了。”
我忍不住問:“如果真被處分了,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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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端著茶壺的手頓了一下,眼神飄向窗外:“可能會被調離崗位,去農村的農場勞動。或者……取消我弟弟上大學的資格。我們家三個姐妹,只有弟弟有機會讀大學。”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氣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天氣預報。
“那個店里的東西,比你們的外匯商店便宜很多。”她突然說,“你們買一包煙的錢,夠我們一家人吃三天。所以不能讓你們進去,讓你們看見了,會……”
她沒有把話說完。
退房那天,我在大巴上看見趙哥塞給樸美京一盒巧克力。她沒有推掉,小心翼翼地放進背包最里層,拉好拉鏈,又用手按了按。
車開了,她站在酒店門口揮手,和第一天接我們時一模一樣的姿勢,一模一樣的微笑。
只是這一次,我總覺得那個笑容底下,壓著一條很深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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