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在東南亞，悄悄“干掉”美元

或許，在三年前，向一家在越南設廠的消費電子公司推薦人民幣跨境結算，對方第一反應大概是“美元用得好好的，為什么換？”

可在今年，卻變成了企業主動來問，能不能用人民幣做供應鏈融資。

這個轉變，并不算新鮮，也不算特殊，據悉，過去只有不到10%的客戶愿意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而現在這一比例已上升至約30%，另有30%的客戶也愿意探索這一選項。在人民幣國際化議題似乎已從輿論中心淡出的今天，這一數據顯得尤為耐人尋味。

人民幣在東南亞的“走強”，以一種低調而務實的方式發生。

這并非人們通常理解的匯率升值，也不是政策驅動的宏大敘事，而是一場由產業鏈重構驅動的、企業層面的貨幣選擇變遷。

其本質，是中國制造業外溢過程中，企業主動用人民幣重構區域資金鏈的結果。

這一過程，在使人民幣從“貿易結算貨幣”加速向“區域功能性貨幣”轉變。

1.產業鏈遷移如何重塑貨幣選擇

這場變化的根由，不在金融政策文本中，而是在企業財務報表的細節里。

美國自2018年以來持續加征的關稅和技術限制，在客觀上重塑了東亞的生產網絡。大量中國企業——尤其是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光伏等領域的企業——將生產環節或完整產業鏈轉移至東盟國家。

這種轉移的規模有多大？一個直觀指標是2025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連續17年是東盟最大貿易伙伴，東盟也連續6年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

在貿易戰陰影下，這種深度綁定本身就說明了產業鏈整合的程度。

另一更關鍵的變化，發生在企業運營層面，以前“中國生產—出口東盟”是簡單的雙邊貿易關系，用美元結算幾乎是不假思索的選擇。

美元流動性充足、計價習慣成熟、匯率風險可控——對于一筆獨立的跨境交易而言，美元確實是理性的選擇。

然而，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將東盟工廠納入其全球生產網絡時，情況發生了質變。

一家在泰國設廠的汽車零部件企業，其原材料可能來自中國總部，半成品在泰國加工后銷往歐洲，資金需要在不同節點間高效流轉。

在這種模式下，使用美元反而成了負擔。

因為每一次匯兌都產生成本，每一次跨境流動都面臨匯率敞口，而總部的資產負債表仍以人民幣計價。

于是，人民幣升級為“記賬單位”和“內部結算貨幣”似乎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企業開始在東盟設立區域資金中心，將集團內部的跨境資金流動集中管理，用人民幣進行計價和結算，只在必要節點兌換成當地貨幣或美元。

辛陶也說過，“越來越多的公司在東盟地區設立區域資金中心，以提高資本管理效率。他們的思維模式也發生了變化。東盟不僅是貿易的終點市場，而且是海外擴張的第一站和全球增長的跳板。”

這種變化在金融數據中已有跡可循。

銀河證券利用其國內和海外協同優勢，提供全周期跨境金融服務，自2024年以來已在東南亞完成了71宗投資銀行交易，總交易金額為47億新元（約36億美元）。

這些交易涵蓋并購、發債、上市等多個領域，人民幣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已遠遠超出單純的結算工具。

2.東盟有何特殊？為何是這里？

人民幣國際化在其他地區的推進，往往更多依賴政策驅動——貨幣互換協議、離岸清算中心建設、RMB跨境支付系統（CIPS）推廣等。但在東盟，情況呈現出顯著不同的特征：這是一場由產業鏈內生需求拉動的貨幣選擇。

東盟之所以成為這一過程的特殊實驗場，有以下幾個關鍵因素：

第一，產業鏈融合的深度獨一無二。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不再是簡單的最終品交換，而是深度嵌入彼此的生產網絡。電子產品、機械設備的零部件貿易占比極高，這意味著產業鏈上的每一環都有貨幣選擇的需求。

第二，合作領域從傳統制造向新興產業的延伸。中關村論壇上傳遞出的信息顯示，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新能源汽車、智能制造已成為新的增長點。這些領域的資金需求更復雜、附加值更高，為人民幣進入更多元的金融場景提供了空間。

第三，東盟國家存在隱性但真實的“去美元化”需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留給東南亞國家的集體記憶，使該地區對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始終存有戒心。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近年來都在探索本幣結算和支付體系多元化。但受制于地緣政治顧慮和金融市場深度，它們不愿直接挑戰美元體系。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成為最自然的“次優選擇”——它背后有一個龐大且穩定的經濟體支撐，同時又不帶有對抗性色彩。

第四，企業“融入”而非簡單的“出海”。在2026年中關村論壇上，一個被反復強調的觀點是：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已從簡單的“出海”轉變為“融入”。這一表述的轉變意味深長。“出海”暗示著從中國向外延伸，中心在外；而“融入”則意味著嵌入當地生態，成為區域網絡的一部分。當企業真正融入東盟經濟體系時，其貨幣選擇也會更多元化，人民幣自然成為選項之一。

不過，就算如此，也還有不能回避的現實，即人民幣在東南亞的崛起仍面臨明顯的天花板。這些制約因素，決定了向上變化的上限。

對于持有人民幣的企業而言，面臨的現實問題是這些人民幣能用來做什么？

在東盟當地，人民幣計價的可投資資產仍然有限。

除了中國銀行等中資機構發行的少數產品外，企業幾乎找不到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基金、理財產品。這意味著，即使企業愿意持有人民幣，也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最終可能還是被迫轉回美元或兌換為當地貨幣。

銀河證券等中資金融機構正在填補這一空白，但建立一個成熟的人民幣資產市場，需要的不僅是金融產品的供給，更需要在投資者教育、市場流動性、風險管理工具等基礎設施層面的長期投入。

而且東盟十國在金融監管、外匯政策、反洗錢規則等方面差異巨大。

一家在印尼和越南都有工廠的企業，面對的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外匯管理制度。

人民幣跨境清算在這些國家尚未實現全覆蓋，很多時候仍需通過美元體系“繞道”。

這一問題在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推廣過程中尤為突出。

盡管CIPS的參與者數量和交易量持續增長，但在東盟國家的滲透率仍不均衡。

新加坡作為區域金融中心，其人民幣清算體系相對成熟；但在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人民幣的清算仍然不暢。

況且，美國對東盟國家的政策走向，依然是懸在人民幣區域化進程上的制約。如果美國對東盟國家施加金融制裁壓力，或通過匯率政策施壓，人民幣的替代進程可能被遲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東盟國家普遍采取“大國平衡”外交策略，不太可能在貨幣問題上明確“選邊站”。

那么，也就代表著人民幣在東南亞的推進，必須在保持低調、避免引發政治對抗的前提下進行。

而這，就是一種約束。

3.不取代美元，只做選擇之一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人民幣在東南亞的這一輪演進？

一個常見的誤讀是將其視為“去美元化”的標志性進程。

這種解讀過于宏大，也過于對抗性，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

更準確的定位應該是人民幣正在東盟地區為企業和金融機構建立一個“非美元的可靠選擇”。

這一進程的現實意義在于它改變了東盟企業的貨幣使用習慣和預期。

過去，用美元結算是不假思索的默認選項；現在，企業開始主動比較美元和人民幣的成本、便利性和穩定性，并在某些場景中做出非美元的選擇。

這種從“唯一”到“可選”的轉變一旦形成網絡效應，其韌性遠超過一兩個政策文件推動的短期增長。

銀河證券首席王勝提到三個趨勢，恰恰印證了這種結構性變化，其一是合作形式從單個產品或服務的出口轉向整個產業鏈的擴展；其二是合作領域從傳統制造業擴展到人工智能和綠色科技等新興領域；其三是合作模式從單個企業的獨立努力轉向協調生態系統驅動的合作。

這三種轉變，每一種都在擴大人民幣的應用場景和滲透深度。

所以，如果我們單純關注“結算比例從10%到30%”這類數字，可能得出的只是過于樂觀或過于悲觀的結論。

真正的里程碑，應該是東盟國家央行開始將人民幣作為常態化的儲備資產配置選項——這需要人民幣在可兌換性、資產安全性、流動性等方面達到一定標準。

或者，是區域內人民幣計價債券市場的形成——當中國和東盟企業能夠直接在區域內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并被當地機構投資者持有，人民幣才真正從“交易貨幣”升級為“投融資貨幣”。

再或者，是人民幣成為區域危機管理工具的一部分——如果未來東盟國家面臨類似1997年的金融沖擊時，能夠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支付和流動性支持，那將是人民幣區域化最有力的證明。

在此之前，人民幣在東南亞的每一步進展，都更像是一場“沉默的變化”，充滿了低調、務實，但確乎是在改變區域經濟金融的基礎設施。它不是一場爭奪“美元霸權”的對抗，而是一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自身產業鏈外溢過程中，自然而然伴生的貨幣區域化進程。

正如辛陶所言，東盟對于中國企業而言，“不僅是貿易的終點市場，而且是海外擴張的第一站和全球增長的跳板”。

對于人民幣而言，它同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實驗場，在這里，人民幣正在完成從“中國的貨幣”到“區域的貨幣”的蛻變。

這一過程或許緩慢，或許充滿波折，而其方向已然清晰，且正在被數以萬計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日常選擇所推動。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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