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程子華安排單秘書執行特殊任務，為小平同志拍攝珍貴照片

1965年10月下旬的一個清晨，成都還籠著淡淡的霧氣，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的大院里卻已經一片忙碌。傳達室剛掛上電話，里頭的人就快步往辦公樓跑：“小平同志要來視察三線！”那幾年，誰聽到這個消息，心里都會微微一震。

程子華坐在辦公室的書桌前，攤開的不是文件，而是一幅西南地區的地圖。攀枝花、渡口、鐵路、礦區，他用鉛筆在地圖上輕輕點著，神情很專注。門響了兩下，單蘭山走進來，站定后輕聲說：“首長，時間已經落實，小平同志下午到成都，后天進山。”

程子華抬起頭，問的卻不是迎接和接待，而是：“安全預案都考慮全了嗎？路線誰帶？山里不許亂安排陪同。”停了一下，他又補了一句，“記者就別進山了，影響工作。”

話音剛落，他忽然看了單蘭山一眼：“拍照的任務，你來擔。”簡單一句，把單蘭山心里那根弦繃得死緊。這一次，他要給的是鄧小平照相。

有意思的是，這個看起來有些“出人意料”的安排，并不是孤立的一件小事。要看懂它，得把時間往前撥上幾年，從一位首長與一名秘書之間，一路講到金沙江邊的險渡，再一路講到老干部的院子和病房。

一段工作緣分，就這么展開了。

一、“你跟著程子華，是你的福氣”

1960年，單蘭山從中央警衛師調出來，被正式安排到程子華身邊當秘書。那時候，他還不是很清楚這位新首長的分量，只知道自己從警衛部隊轉到機關，崗位算是“靜下來了”，心里多少有點忐忑。

沒過多久，他在機關大院里遇到賀老總。賀老總一眼認出他身上的軍裝，招手問：“小同志，你是哪個部隊過來的？”

“中央警衛師。”單蘭山回答得很干脆。

賀老總聽完，先笑著夸了一句：“中央警衛師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是立過大功的部隊。”隨后話鋒一轉，問起他現在跟著誰工作，怎么個情況。

聽說他被調來給程子華當秘書，賀老總點點頭，說話的語氣就更鄭重了：“程子華是個好同志，打仗行，搞商業行，搞計劃也行，對建設工作抓得很穩當。你呀，跟他好好干，是你的福氣。”

這一番話，說得不算激昂，卻很實在。單蘭山站在那兒，心里有些激動：原來這位看上去平和的程首長，在老同志中間有這么高的評價。

隨著工作展開，他慢慢發現，這種評價并不是客套話。程子華外出調研，哪怕山高路險，也總要帶上秘書，邊看邊問，很多事情當場就交給單蘭山去辦。有時候簡單叮囑一句：“你去看看，回來講實話。”說起來似乎平常，在當時其實是一種不小的信任。

不過，真正讓單蘭山體會到這位首長“有多較真”的，還得從那趟去攀枝花的行程說起。

二、“我程子華難道比彭老總高明？”

1964年夏天，攀枝花這三個字，在北京的文件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上面要求了解情況，為以后建設大型鋼鐵基地做準備。那一年，程子華奉命帶隊，親自去看弄弄坪一帶的實際情況。

當時的路況，今天的人很難想象。通往攀枝花方向的山路又窄又險，一邊是陡坡，一邊是深谷，方向盤稍微打過一點，就有可能車毀人亡。可程子華對這些險情，好像從來不怎么放在心上。秘書勸，他只是擺擺手：“路總得有人走。”

8月，調查組到達金沙江邊。正好趕上水勢上漲，江水渾黃又急，沒有大船，只能找老百姓平時劃來運木柴的小船。船家看了一眼江面，有點犯難：“這個時候，我們一般不過江，太危險。”

單蘭山心里一緊，當即也勸：“首長，能不能等一等，或者換個時間？”同行的人你一句我一句，都希望他考慮安全。

結果，這一次，一向平和的程子華火氣上來了，聲音提高了不少：“你們這樣攔著我過江，是錯誤的！不過江，怎么了解攀枝花的實際情況？黨中央、毛主席交給的任務怎么完成？當年紅軍長征，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都要渡金沙江，現在就怕這點水？”

這幾句話，說得不客氣，卻很真。勸阻的人一時間也說不出什么來。最終，調查組還是坐上了那條小船，冒險渡江。

到了弄弄坪，眼前的景象有些冷清。廣闊的山地上，只散落著幾處低矮的房屋，一問才知道，只有七戶人家。程子華并沒露出失望的神情，反而顯得更專注。他找到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坐下來細細聊天：“這里有多少年沒人好好種地了？雨水怎么樣？外面來做買賣的人多不多？”一問一答，把當地的情況一點點“摳”出來。

中午到了，所謂午飯，不過是路上從云南仁和鎮買的幾個硬得咬不動的餅子，還有兩根甘蔗。單蘭山把餅子拿出來，遞給程子華。程子華轉手就要分給那位老人。老人擺擺手苦笑：“我年紀大了，牙口不好，咬不動。”說著還要去給客人熬點湯，被婉拒了。

談話間，程子華不斷在小本子上記著，只記錄要點，不多寫一句閑話。這種習慣，不止一次被身邊人看到。

晚上，調查組回到仁和鎮一家簡陋的招待所。墻壁潮濕，床板發霉，這些在當地老百姓眼里不算什么，在從北方來的人眼里，卻實在難熬。單蘭山想到程子華在戰爭年代負過傷，怕潮濕影響他的手，便小心翼翼地請示：“首長，要不要換個房間？條件會好一點。”

這一次，程子華沒發火，但說話更嚴厲：“我早就說過，不許給西南局機關添麻煩。成都的老百姓一輩子住平房，不也過得好好的？我現在住的地方，比不少干部、職工的家都強，怎么能搞特殊？彭老總住的地方也潮嗎？他都不講條件，我程子華難道比彭老總高明？”

一句反問，把“講條件”的念頭徹底堵回去了。單蘭山后來回想，這幾句話聽著生硬，卻是那一代老干部最常見的邏輯：別人不搞特殊，自己更不能搞。

這種要求，不只針對別人，更是用在自己身上。也正是這種作風，影響了程子華后來在三線建設中的很多選擇。

三、“小平同志進山，你來拍照”

1964年后，隨著國家對“備戰、備荒”的重視，三線建設的布局越來越清晰。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成立，程子華擔任第一副主任。沒多久，彭德懷也被安排到西南三線建委擔任副主任，兩位老戰友在山城重慶又重新“并肩”。

程子華對彭德懷極其尊重，經常抽空去看望。一次，程子華帶著工作情況去匯報，彭德懷聽完，反倒有些不安：“子華同志，你抓三線建設的全面工作，事多得很，還經常來看我，這怎么好意思？我身邊的同志會照顧好，你就放心去忙你的。”

這幾句樸素的話，從側面也能看出，當時三線建設任務的繁重。中央對這件事極為關注，負責國防、工業、計劃的領導，都陸續往大西南跑。1965年，消息傳來：鄧小平要到西南三線實地視察。

時間定在10月下旬。得到確切通知后，程子華和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一起，多次研究匯報提綱：哪些情況必須當面說清楚，哪些問題要請示，哪些困難該提前擺出來。這些事他看得極重，開會一遍一遍推敲措辭。

與此同時，安全工作也在悄悄推進。路線、車隊、警衛、沿途安排，每個細節都要過一遍。程子華又想到一個問題：山里不方便，記者不宜隨行，可見證這次視察的過程，依然很重要。想了想，他把單蘭山叫到身邊，語氣平靜卻帶著幾分嚴肅：“記者現在暫時不能進山，你負責小平同志的隨行拍攝。有重要指示，趕緊記下來，回來向我們報告。”

短短兩句話，就把任務交代清楚了。

單蘭山聽完，心里卻有些猶豫。不是沒拍過照片，以前跟隨一些中央領導人外出，他也舉過相機。但這一次，是給鄧小平拍照，而且還是在緊張的三線建設現場，難免心里打鼓。他在心里盤算：山里光線變化大，路上顛簸，膠卷只有那么幾卷，要是拍虛了，怎么交代？

想歸想，工作總得干。他沉吟了一會兒，還是給了明確回答：“一定完成任務。”

不久之后，在西南的山峁間，在工地的腳手架旁，在臨時會議室簡易的桌子前，鄧小平與三線干部、工人交談、察看的身影，陸續被定格在膠卷上。這些照片沒有刻意擺拍，更多是工作中的抓拍：低頭看圖的瞬間，抬頭詢問的眼神，和工人并肩站在一起的背影。

多年以后，這一批照片被整理出來，保存于四川日報社，不再只是個人的工作記錄，而成了研究那段三線建設歷史的重要圖像資料。很少有人知道，當年舉著相機的那位年輕人，心里有多緊張。

四、“這哪是聚餐，更像是在開會”

跟隨程子華的日子久了，單蘭山漸漸發現，首長身上還有一個特點：人緣特別好，但這種“好人緣”，并不是靠寒暄、應酬堆出來的，而是在工作中一點點積累的。

上世紀60年代，有一段時間，程子華和呂正操住在同一個院子里。這兩位老同志在冀中抗戰時期就并肩戰斗過，后來又都擔任重要職務，如今能住在一塊，自然格外高興。兩家誰有點好吃的，總要招呼對方：“來來來，一塊吃。”飯桌上，話題卻往往離不開工作，有時說著說著就爭論開了。

單蘭山剛開始還有點擔心，怕兩位首長鬧別扭。呂正操的愛人劉沙看出他的顧慮，笑著說：“他們兩個只要湊在一起，就要談工作，一談工作就容易爭論。這是多年的習慣了，爭完了轉身就忘，誰也不會放在心上，你別緊張。”

這種情形，在那個年代的老干部中其實不少見。有人性格直，有人脾氣急，可只要一涉及工作、原則，就要“較一較真”。爭完之后，第二天照樣一起商量事，誰也不往心里去。

還有一件小事，也多少能說明問題。某個星期日，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來北京開會，利用休息時間想到郊外打獵，就喊上了很熟的單蘭山。那一天運氣不錯，打到了不少野兔。韓先楚把幾只交給單蘭山：“拿去孝敬你們程首長。”

程子華看著這幾只野兔，像個老戰士又像個老朋友，心情分外愉快，隨即吩咐：“趕緊給萬里、王震、呂正操、段君毅、余秋里、孫志遠他們打電話，請他們晚上來嘗個鮮。”

晚上，幾位領導陸續到了，一屋子都是熟面孔。菜不算多，也談不上精致，野兔燉上一鍋，再配一點家常菜，就把一桌人圍在了一起。酒過幾巡，話題自然而然就轉到了工作上。

萬里談北京的農業和水利建設，怎么修渠，怎么治理低洼地；段君毅講機械工業的制造能力，哪幾類設備已經能自給；呂正操說鐵路鋪設的進度，哪條線卡在什么地段；孫志遠提到航空和常規武器的研發；王震聊到引進日本手扶拖拉機的過程，成本、性能、推廣難題一股腦兒全說。

小院里的燈光并不亮堂，但說起這些事，每個人眼里都有光。單蘭山在旁邊一聽，心里暗自感嘆：與其說是聚餐，還不如說是在開一個“迷你工作會”。他們嘴上說著“嘗野味”，腦子里想的還是國家的建設。

這種場景，放在今天或許會讓人覺得“有點不近人情”，連吃頓飯也不停下來。但在那個特殊年代，老干部們的精力幾乎都壓在工作上，哪怕短暫的輕松，也會順手用來交流情況、對一對思路。

歲月流轉，很少有人記得那一鍋野兔肉的味道。記住的，是飯桌上那些具體到年份、噸位、里程數的數字，是一種不言而喻的責任感。

多年后，單蘭山調離了程子華身邊，去了新的崗位。工作環境變了，日常接觸的人也變了，但過去那些場景，一直在腦子里留著畫面：金沙江邊的渡船，潮濕招待所里的責備，辦公桌前鋪開的地圖，小院餐桌邊的爭論，還有那句聽起來毫不客氣的話——“彭老總不怕潮濕，我程子華難道比他高明？”

這些細節拼在一起，才構成了1960年代那幅獨特的畫面：一個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老干部，扛著三線建設的重擔，既關心鋼鐵產量，也關心普通干部的住房，卻從不肯給自己多占一點便利；既為老戰友的身體操心，又堅持要親自翻山越嶺去看一眼礦區的山和水。

而那個被交代去給鄧小平“隨行拍照”的年輕秘書，在不經意間，成了那段歷史的見證者之一。等到很多人、很多事慢慢遠去時，那幾卷膠卷、那些零碎記憶，便也成了后人了解那段歲月的一個小小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