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賀龍陳毅因金牌爭執請人評理，總理一句話讓他們服氣

1963年秋天，北京的風里已經帶了點涼意。中南海里的一間小會議室，卻因為幾句看似玩笑的話，氣氛一點都不輕松。賀龍把茶杯往桌上一擱，說：“我不和你吵，咱們去找周總理評理。”陳毅笑著搖頭：“好，那就看總理怎么說。”兩位開國元帥，說著說著真動了真氣，為的只是一場運動會的金牌該不該“拿太多”。

有意思的是，這場小小的“爭吵”，背后牽著的，卻是新中國體育事業十幾年的曲折起步，也是幾位老一輩革命家，對“體育強國”這個目標截然不同又彼此補充的思路。

一、新中國要不要“花力氣搞體育”

新中國成立于1949年，當時全國百廢待興，工業、農業、交通、教育，每一項都在等著人和物資。很多干部心里盤算得很現實：糧食、鋼鐵、機器，這些才是硬東西。體育，看上去似乎有點“奢侈”。

毛澤東的考慮卻更遠。建國初期，他在多次會議上強調身體素質的重要，還寫下“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這句膾炙人口的題詞。比起口號，更扎眼的是現實對比。

從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算起，那段時間中國在世界體育舞臺上的經歷，說起來多少有點辛酸。1932年，國民政府只派了劉長春一人參賽。劉長春本身很刻苦，可惜既沒系統訓練，也缺乏保障，一個人孤身遠赴重洋，連預賽都沒出線。

1936年柏林奧運會，局勢更緊張。中國隊參賽人數稍多，但整體水平有限，最后能夠闖進決賽的，也只有撐桿跳運動員符保盧一人。到了1948年倫敦奧運會，國內已是解放在即，國民黨政府自身難保，倉促組隊出征又以空手而歸告終。

這些失利并不只是成績上的難看，連帶著還衍生出了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有一幅英國漫畫，把中國人畫得又矮又瘦，一副“東亞病夫”的樣子，傳到國內，不少有心人看了都不是滋味。毛澤東得知這種情況后，覺得問題不是“面子”而已，而是國家形象和民族自信。

所以，在經濟遠未寬裕的情況下，中央還是決定成立專門的體育管理機構，把體育從零開始搭起來。這一步，很多人當時未必完全理解，但在決策層看來，已經是非做不可的長遠布局。

人選落在誰身上，其實也頗有意味。討論時，不少領導幾乎同時想到了一個名字——賀龍。

二、在戰火里練出的“體育部長”

賀龍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這一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在雅典舉行。兩件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事，后來卻在他身上奇怪地連到了一起。

少年時代的賀龍，不是個愛讀書的人，卻跟著做過武舉人的祖父練武。他五六歲就敢下水游泳，十歲出頭就能策馬飛奔。后來闖碼頭、趕馬幫，常年在外奔波，身體被練得結實，也養成了愛運動、好動手的性子。

參加革命之后，他把這一套全帶進了部隊。紅二軍團時期，他不管戰事多緊，總要給戰士擠出時間搞軍體活動。爬山、射擊、刺殺、長跑，安排得滿滿當當。很多戰士一開始覺得吃不消，小聲抱怨：“天天折騰得腰酸腿痛，還怎么打仗？”

賀龍對這種抱怨幾乎從不讓步。他對戰士說：“打游擊，靠的是腿快、身子硬。沒這副身板，槍法再好也頂不住?！睉B度堅決，要求也細致。晴天帶隊到山野里練徒手操、爬山、打獵；下雨就在屋里跳桌子、摔跤、練拳擊。他還特意辦了一所隨營學校，用“正規教學”的方式，把軍體訓練制度化。

這么折騰，效果立竿見影。紅二軍團行軍作戰時，經常要急行軍，趕路很兇。有的部隊掉隊時，這支部隊還能整建制按時到達預定地點，硬是靠著平時練出的體力和意志扛了下來。

到了抗日戰爭最艱難的那些年，賀龍對體育的“執拗”不但沒減弱，反而玩出了新花樣。他在部隊里成立“戰斗籃球隊”，還真不是為了消遣。有硬仗要打的時候，他常常先組織一場籃球賽。

1939年，日軍吉田大隊調集重兵圍攻駐守河間的八路軍一二〇師，形勢非常緊張。那段時間，新兵多，很多人心里打鼓。戰斗一打響，賀龍去了新兵營，張羅了一場籃球比賽。炮彈在不遠處炸開，新兵們心神不定，球也打不好。

賀龍在場邊不斷喊：“打精神！打精神！球場上沒精神，上了戰場更要命！”年輕士兵被他這一通喊，慢慢真把注意力拉回到了比賽上。比分打得緊，氣氛上來了，賀龍忽然喊停：“球先放下，拿槍上陣！”那股子不服輸的勁兒還在，剛剛被調動起來的好勝心，很自然就轉到了戰場上。從后來的戰果看，這次“籃球賽”確實起到了不小的鼓勁作用，部隊連續幾天激戰，殲敵七百余人，繳獲大量武器物資。

這一段經歷，在部隊里被說成故事，后來也成了不少老兵回憶時津津樂道的一幕。體育，在賀龍這里，和戰爭、和勝利連在了一起。

解放大西南之后，他一頭扎進地方工作，卻仍舊忘不了體育。重慶、成都一帶，很快就出現了全國第一個體工隊，下面設籃球、排球、足球等多支隊伍。中央了解情況后，有人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聽完笑著說：“這個賀胡子啊，最喜歡搞運動?！?/p>

這一句話，也在無形之中，為他后來出任國家體委主任鋪了路。

新中國成立后三年左右，全國的體育機構仍然非常稀少，基礎薄弱。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初，中央決定認真搭起這個框架時，大家都覺得，賀龍這個人選，是既懂軍事、又通體育，還有組織能力的合適人選。

擔任國家體委主任之后，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這是毛澤東點名的信任。壓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三、賀龍的“體育賬本”

上任伊始，賀龍先做的，不是去哪兒剪彩，而是抓班子。他明白，體育要辦好，得有懂行的隊伍。他一方面從原來西南老部下里要人，像胡耀邦、路金棟等人，都和體育工作發生了關聯；另一方面，又跑去做工作，說服一些本來不太情愿離開部隊的干部轉行搞體育。

有干部心里犯嘀咕：打了一輩子仗，好不容易盼到建設時期，怎么又被調去搞“掄球踢球”？在一些老干部眼里，當時體育還是“邊角料”，不算硬任務。賀龍聽說有人拖著不報到，居然發了火。他擺明態度：“不要看不起體育工作。國家要想強，光有槍桿子不夠，體格不行，哪來的后勁？”

這番話，有點沖，也很直接。被點名的干部臉上掛不住，卻也看出了他的認真。很多人后來回憶，正是因為賀龍這種近乎“倔強”的堅持，才慢慢打消了大家心里對體育工作的輕視。

除了從部隊“挖人”，賀龍還把目光投到海外。他知道舊中國時期，有一些體育人才被迫在國外謀生。國家體委成立之后，他多方打聽，想辦法把他們請回來。有的運動員在海外混得并不如意，聽說新中國要辦體育，心里一熱，義無反顧回國，有的干教練，有的帶隊，幫新中國體育補上了寶貴的一課。

到了1954年前后，足球、籃球、乒乓球、田徑、游泳等國家隊陸續組建起來。從無到有，這個過程說起來簡單，中間的艱難，只有參與的人最清楚。

1959年的第一屆全國運動會，是一個標志。那次全運會共產生了三百八十多枚金牌，有七名運動員打破四項世界紀錄，新中國體育在世界體育記錄上終于有了自己的痕跡。對老一代領導人來說，這是“從零到一”的跨越，也讓他們看到了體育這條路確實走對了。

有了國內的基礎，接下來，就要考慮怎么走向國際舞臺。1963年，新興力量運動會的籌備，就放在了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這項運動會由一批發展中國家共同發起，強調反對殖民主義、支持民族獨立，也是一塊展示各國實力與精神面貌的舞臺。對新中國來說，這無疑是重要機會。

四、金牌要不要“拿太多”

1963年，新興力量運動會臨近開幕，中國代表團的選拔已經結束，運動員陸續集結。作為主管體育的領導，賀龍非常看重這次出征，他和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一起，安排了一次接見，算是給運動員們“出征前打氣”。

場面不算隆重，卻很熱烈。年輕運動員們站得筆直，眼里帶著一點緊張，也有掩不住的興奮。賀龍講話，一向直爽。他大致講了幾點，最后提高了聲音：“要好好比，爭取把冠軍盡量多拿下來，讓外國朋友看看我們新中國的精神頭?！?/p>

他這句話，出發點很簡單：為國爭光，多拿金牌，沒有錯。體育比賽，說到底就是要拿名次、爭好成績。但他話音剛落，坐在一側的陳毅就笑著接了話，語氣卻有點不同。

陳毅身上有兩層身份，一是開國元帥，另一層，則是外交部長。他考慮問題，自然多了一道外交過濾。他略帶詼諧地說：“冠軍是要爭的，不過也不能一個不剩都拿走嘛。要是金牌都拿回來，以后見著那些朋友，人家該說陳毅不講面子了。”

運動員們聽到這里，有些忍俊不禁，氣氛一度還算輕松。但兩位老總，卻越說越認真。賀龍的意思是：比賽場上，憑本事說話，怎么能為了“給面子”就往外讓金牌。陳毅則強調：國家之間還要講友誼，別顯得過于鋒芒畢露，讓人難堪。

兩人的立場，其實都出于公心，不過角度不同。一個從體育事業本身出發，講的是競技精神和自信；一個從整體外交布局出發，顧慮的是國際關系的微妙之處。原本只是幾句插話，很快就碰出了火花。

爭來爭去，誰也說服不了誰，陳毅干脆笑著說：“這樣爭下去沒個頭。不如找周總理來評評理?！辟R龍一聽，爽快答應：“行，去找總理?！?/p>

幾天后，兩人一起走進了周恩來的辦公室。簡單寒暄之后，話題很快就到了新興力量運動會上。賀龍先開口，直截了當把自己的看法說了出來：應該鼓勵運動員大膽去拼，能拿多少拿多少。陳毅接著把自己擔心的情況也講明白：金牌拿得太多，容易讓一些國家心里不舒服，不利于團結。

辦公室里一時間有點熱鬧。兩人一個急，一個冷靜，但語氣都很堅決。周恩來一邊聽，一邊皺起了眉頭，卻并沒有馬上表態。他非常了解這兩位老戰友，一個脾氣火爆，卻對事業極認真；一個出口成詩，看問題總要兼顧方方面面。

等到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又頂了幾句，周恩來終于抬起手，示意先停一停：“你們別吵了，聽我說完?！边@句話，說得不重，卻帶著不能拒絕的味道。

他的意見，其實并不復雜：金牌不可能全拿，也不該刻意去拿全；但同樣，也絕不能故意把該拿的讓出去。比賽就是比賽，運動員在場上要盡力發揮，把自己的最好水平展現出來。如果因為所謂“給面子”，明明有實力卻故意失誤，那既是對運動員不公，也是對體育精神的不尊重。

周恩來這樣一說，賀龍和陳毅都靜了下來。兩人想了想，分別點頭。賀龍心里明白，這個尺度，既沒有壓運動員的銳氣，又兼顧了國家之間的關系；陳毅也承認，這樣的處理，既不激化矛盾，也不會讓中國在場上顯得軟弱。

這場看似小小的“爭吵”，就這樣在總理一錘定音中收尾。兩位老總從總理辦公室出來時，心態都輕松了不少。周恩來給出的，不只是一個“折中方案”，更是一種對體育與外交關系的清晰界定：場上拼盡全力，場下講求友誼，兩者并不矛盾。

后來的新興力量運動會上，中國代表團整體表現不俗，拿到了相當數量的金牌和獎牌，在眾多發展中國家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卻也并未因為成績太好而引起公開的爭端。可以說，當時那次小小的“評理”，事實上為此后相當一段時間里中國參加國際比賽的態度，定下了基調。

五、從“軍體”到國家體育的堅守

1963年之后，賀龍仍舊堅定地守在體育戰線上。對他來說，從早年在山野里帶兵跑步、打獵，到在解放后的城市里組織運動隊，路雖然不太一樣，目標卻始終沒變：讓中國人強起來。

他經常掛在嘴邊的，是“體育大國”這個念頭。對很多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這個說法一開始聽著有點新鮮。經濟要強，國防要強，這大家都習慣了；體育也要強，這個想法在當時看似不那么緊迫，卻被他一遍一遍提起。賀龍深知，在國際舞臺上，體育成績不僅是幾塊獎牌，更是國家整體實力的一種展現。

在國內，他推動各類運動項目的普及，關心國家隊的訓練，也鼓勵地方根據實際條件發展特色項目。有時他到基層調研，看見群眾自發組織的簡易球場、土排球架，往往會多停幾分鐘，問一問具體情況。對于一些還抱有“體育是玩”的干部，他總是態度鮮明，不厭其煩做工作。

站在他這一生的經歷看，大半輩子在戰火中奔走，后半生卻愿意把大量精力放在體育上，這種轉換并不輕松。戰爭年代，他通過軍體活動提高部隊戰斗力；和平年代，他希望通過體育，讓整個民族的體質和精神面貌都能煥然一新。

他曾經多次提到，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自己舉辦奧運會，讓世界各國運動員到中國來比賽。這在當時聽起來，多少帶點理想色彩。1960年代初，中國還沒有條件全面參加奧運會，更別說舉辦這樣的大型賽事。可在賀龍心里，這卻是一個清晰的目標。

遺憾的是，他沒有等到那一天。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以后，政治風云突變，賀龍遭受了不公正待遇，離開了他傾注心血的體育崗位。1979年經中央決定為他徹底平反后，人們在整理新中國體育發展史時，提起他的名字，無不感慨萬千。

后來，當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圣火點燃時，許多老運動員、老體育工作者自然會想起那個曾經為體育奔走呼號的人。要說這一屆盛會是誰最早掛在嘴邊，賀龍絕對算一個。只是時間沒有給他親眼見證的機會。

回頭看那場1963年的“金牌之爭”，事情本身并不復雜，卻恰好把幾位領導人的性格和認識展現得很清楚。賀龍要的是沖勁，要的是“不服輸”的底氣；陳毅考慮的是分寸，是國際輿論和朋友間的感受；周恩來則在兩者之間找到了一個既不失原則，又能顧全大局的“度”。

從戰場上的軍體活動，到國家體委的建立，再到新興力量運動會上的那場小風波，新中國體育事業一步步走來，少不了爭論，也少不了在爭論中逐漸找準方向。這些故事，看似是幾位老人的瑣碎交鋒，其實串在一起，就是新中國體育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一個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