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局中的南海：以共同開發塑造共同未來

本文摘要

共同開發既是一種合作機制，也是一種規范導向，更是一種區域秩序的塑造方式。通過收益共享、聯合監管、常態化磋商和分階段推進，它有可能把最容易激化的爭議議題，轉化為可以持續管理的治理議題。對今天的南海而言，這種轉換尤其重要。

王騰飛

中國南海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原文發表于《環球時報》，內容有增改

正文篇幅約3600字，轉載請注明原出處

與往年不同，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以“塑造共同未來：新形勢、新機遇、新合作”為主題，其中南海主題分論壇則聚焦“世界變局中的南海秩序與治理合作”。從議題設置來看，本次年會傳遞出一個重要信號：在當前外部環境更趨動蕩、地區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亞洲不能只是被動承受沖擊，而應主動塑造未來；南海也不能再只停留在摩擦、沖突甚至對抗的慣性敘事層面，而應放到“共同未來”的框架下，探討如何在新形勢中尋找新機遇，以新合作塑造新秩序。

2024年11月，印尼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安托訪問中國，與中國就主張重疊海域進行共同開發達成共識（新華社）

當前，國際環境正發生根本性變化。俄烏沖突至今延宕未止，中東局勢又因伊朗戰爭急劇惡化，亞洲能源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面臨雙重擠壓。新加坡外長巴拉克里希南近日公開警告，亞洲高度依賴中東能源，對伊戰爭已對本地區構成嚴重沖擊，可能使亞洲經濟陷入危機。國際能源署署長比羅爾也指出，此輪中東危機對全球能源安全和世界經濟構成的威脅“極為嚴峻”，其影響已超過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和俄烏沖突所造成的能源震蕩。危機的外溢效應已經清晰顯現，南海周邊各國紛紛陷入能源危機。菲律賓近日宣布進入“國家能源緊急狀態”，越南則油價飆升、鼓勵居家辦公、縮減航班并緊急對外求援。所有這些都說明，南海周邊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合作，需要一個和平、穩定、可合作的海上環境。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南海問題上，“塑造共同未來：新形勢、新機遇、新合作”是一項非常現實的治理命題。新形勢下固然面臨新挑戰，但也存在“新機遇”。地區國家正越來越深切地意識到，如果繼續讓陣營對抗邏輯主導南海政策議程，最后損害的將不僅是局部海域的安全，也包括整個地區的發展空間、各國的能源安全和民生福祉。越是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之際，越需要地區國家把“和平、穩定與合作”的新敘事重新置于南海討論的中心，而不被一些地緣競爭、大國博弈、沖突對抗所裹挾。

在這一點上，“新合作”不能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簡單對話，而應當體現為更加前瞻的治理理念和更有針對性的機制合作。近年來，中國陸續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等一系列中國方案，為新形勢下的南海海上合作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而在此框架下，共同開發路徑在南海的現實意義和規范價值應當得到重視。

共同開發并不是一個新概念，但在當前南海局勢下，它的現實意義正在被重新激活。它之所以重要，不在于能夠立刻或徹底解決主權爭議，而在于能夠在爭議未決、劃界困難的情況下，提供一種過渡性的合作框架，使有關國家不必先解決完所有法律和政治分歧，也能在資源利用、風險管控和海洋治理上先邁出一步。換句話說，共同開發的價值，不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保全各自主張不變的前提下防止分歧徹底掩蓋合作。

近年來的地區實踐探索表明，這一思路并非停留在理念和暢想層面，而是在復雜局勢下越來越顯現出現實可行性和持續生命力。2024年11月，印尼總統普拉博沃訪問中國期間，兩國就主張重疊海域開展共同開發達成重要共識，并簽署了海上共同開發合作文件，目前雙方正在進一步探討合作的內容和方式等具體問題。這不僅為雙邊海上合作開辟了新的空間，也為南海合作繼續保持來之不易的積極勢頭注入了重要動力。

印尼與馬來西亞圍繞安巴拉特海域共同開發的探索，則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安巴拉特區塊的海上主權爭議已持續近半個世紀，直到2025年6月，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對印尼的訪問為長期困擾兩國關系的安巴拉特爭議帶來了新契機，雙方一致同意在持續推進兩國法律邊界談判的同時，探索對安巴拉特海域的共同開發，作為全面法律解決的務實替代方案。在聯合記者會上，印尼總統普拉博沃直言，解決邊界問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兩國同意尋求互惠互利的解決方案，在等待法律問題解決期間，應通過共同開發機制展開惠及兩國人民的經濟合作。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也坦率表示，要等法律上的所有問題解決，可能還要花20年時間。我們應該把握當下，推進經濟合作，將談判期轉化為經濟合作窗口，確保兩國和邊境地區人民的利益。這一共同開發探索表明雙方已不再把爭議僅僅視為零和博弈的對象，而是開始嘗試將其轉化為合作契機。

2025年6月27日，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訪問印尼，并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即便馬印兩國針對海域邊界的談判在法律層面陷入僵局，也不應阻礙馬印展開經濟合作（來源：聯合早報）

印尼與馬來西爭議海域——安巴拉特（Ambalat區塊，來源：南華早報）

泰國和柬埔寨近年來也圍繞泰國灣重疊海域重啟了共同開發談判。事實上兩國早在2001年便簽署諒解備忘錄，提出在“不損害各自主張”前提下，同步推進海上劃界與油氣共同開發。但此后因國內政治、民族主義情緒和機制設計復雜等因素，談判長期停滯。2023年以來，在能源安全和資源開發需求推動下，雙方重新釋放推進信號，尤其是2024年兩國領導人正式同意重啟重疊海域油氣共同開發與劃界討論。盡管2025年爆發的泰柬邊境沖突對這一進程造成明顯沖擊，但共同開發并未因此徹底退出兩國政策議程和選項。

此外，菲律賓方面近期釋放的信號同樣耐人尋味。3月24日，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表示，鑒于中東戰爭給菲律賓帶來的能源危機，他愿意重啟與中國在南海爭議地區進行油氣共同開發的談判，并稱伊朗戰爭及其引發的石油供應沖擊可能為雙方達成協議提供“動力”。

對此，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也積極回應稱，“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并為本地區國家及其人民帶來福祉的正確道路，中菲過去曾就南海爭議海域油氣共同開發進行深入討論，且取得了積極進展；同時強調，“只要菲律賓方面展現誠意，中國對話合作的大門將始終敞開”。雖然中菲真正離推動聯合勘探和資源共享仍面臨相當大的法律、政治與戰略障礙，但至少說明在能源安全壓力上升和地區局勢趨于復雜的背景下，圍繞共同開發尋求務實出路，正在重新進入一些地區國家的政策視野。

3月24日，菲總統馬科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稱，戰爭或將推動菲律賓與中國就爭議海域能源問題展開談判（來源：彭博社）

如果把中印尼、印馬、泰柬、中菲這些動向放在一起看，可以發現一個更值得注意的趨勢：在世界局勢更趨動蕩、能源與航運風險不斷上升的背景下，共同開發正重新被地區國家視為一種務實而非象征性的政策工具和選項。相信這種合作實踐越多，地區局勢就越不容易被單一事件所綁架，合作的制度基礎越穩，南海秩序就越不容易被外部沖擊撕裂。想必這應該就是“世界變局中的南海秩序與治理合作”這一分論壇主題的現實含義。

南海區域秩序不是天然存在的，它要靠合作去生成，靠治理去維持，更需要靠機制去固化。若只有規則話語而缺少合作支撐，規則很容易停留在表述層面；若只有競爭對抗而缺少治理安排，秩序也很容易淪為對抗的另一種說法。真正有生命力的秩序，不是某一方單方面定義出來的，而是在反復協商、持續合作和風險管控中逐步沉淀出來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同開發既是一種合作機制，也是一種規范導向，更是一種區域秩序的塑造方式。通過收益共享、聯合監管、常態化磋商和分階段推進，它有可能把最容易激化的爭議議題，轉化為可以持續管理的治理議題。對今天的南海而言，這種轉換尤其重要。因為當前最缺的，正是把原則和政策倡議轉化為現實合作中各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安排，是能夠讓各方在分歧中繼續合作的機制空間。

因此，圍繞“新形勢、新機遇、新合作”，南海合作機制創新應當更加重視幾個方向。其一，在爭議較為敏感、政治條件尚不成熟的海域，優先從低敏感議題做起，包括聯合科研、漁業資源養護、海洋環境監測、海上搜救、深海開發、執法溝通和災害預警等，以功能性合作先積累最基本的信任。其二，在條件相對成熟的區域，探索更具實質性的共同開發安排，包括區域選擇、收益分配原則、臨時管理機構、信息共享機制和突發事件應急處置等安排。其三，把合作機制與秩序建構結合起來，使共同開發不再只是孤立項目案例，而是成為南海治理合作的重要一環，逐步通過大量實踐探索嵌入地區規則與制度框架建設之中。

光明的未來不會自己走來，而是要通過合作塑造出來。對南海來說，這種塑造的關鍵，不在于誰的拳頭夠硬，誰說得更狠、做得更絕，而在于誰能提出更可持續的治理方案。共同開發未必是解決所有爭議的萬能鑰匙，卻很可能是打開合作局面的最佳契機。若地區國家能夠以更務實的態度推進這類機制創新，并將其納入更廣泛的秩序與治理合作之中，那么南海就有可能逐步從對抗前沿，轉向地區國家共同維護和平、穩定與發展的合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