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前夜天安門毛主席畫像意外添五字，周恩來緊急要求涂掉！

1949年9月30日的北京，秋風微涼，城里卻是難得的忙亂與興奮交織。夜色剛剛降下來，天安門廣場上仍燈火通明，腳手架、木梯、汽車穿梭不停。有人抬頭望去，只見城樓正門上方那幅剛掛上去不久的毛主席巨幅畫像，在燈光下顯得格外醒目，而就在這幅畫像的底端，有幾個字惹得周恩來皺起了眉頭。

這一晚，是開國大典前夜，時間一點也不寬裕。可周恩來還是當場下了決斷：這幾個字，必須連夜涂掉，不能留到明天。

有意思的是，那5個字并不刺眼，甚至在人群里遠遠一看，還不一定能看清。但周恩來認為，它們破壞了畫面的整體效果，與畫像不協調，不夠莊重。試想一下，開國大典這樣的大場合，任何一點不合適的地方，都是無法容忍的。

很多人只記得天安門城樓上那張笑容溫和、目光堅定的毛主席畫像，卻不太清楚，這幅畫幕后的故事有多曲折，又有多少人為了它徹夜不眠。

一切，還得從更早的時候說起。

一、天安門上的第一次“群像”

天安門并不是從1949年10月1日那天起，才掛上毛主席畫像的。往前倒幾個月，這座城樓已經悄悄見證了一次非同尋常的變化。

1949年1月31日中午，北平和平解放。第四野戰軍部隊按約定時間從西直門魚貫而入，整座古城在這一天換了主人。不到兩周，2月3日，解放軍入城儀式隆重舉行，部隊從永定門出發，沿著永定門大街、前門大街一路向北，士氣高昂。

同月12日，二十多萬北平市民涌向天安門廣場，慶祝這座古城得來不易的和平解放。廣場上紅旗招展，人聲鼎沸，最吸引目光的，卻是城樓上的一排畫像——毛澤東、朱德、林彪、聶榮臻、葉劍英五位將領的肖像并列懸掛。

這一幕，在天安門的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之前從未有過如此“群像”共同出現在城樓正中，之后也再沒有重復。那是一個新舊政權交替的節點，掛出多位主要領導人的畫像，更像是向全城百姓展示新政權的集體面貌。

不久之后的1949年7月7日，天安門城樓又有了新的布置。這天，是“七七事變”十二周年紀念日。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在這里面向數萬群眾講話。城樓上只掛兩幅畫像：毛澤東與朱德，中間是一顆碩大的紅五星。畫面明顯簡潔，象征意義卻更集中——這對革命搭檔帶領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正在走向一個全新的時代。

從這一年夏天開始，天安門與“新中國”這三個字，被越來越緊密地綁在一起，城樓上掛什么、怎么掛，就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裝飾問題，而是帶有政治寓意的重大安排。

二、從定都北京到確定“掛誰的像”

同在1949年，另一件大事也在悄然推進。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9月中下旬到月底，國旗、國都、紀年、國歌這些關乎新國家“長相”的關鍵問題被集中擺上桌面討論。

9月25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邀請部分代表專門就國都、國徽等問題交換意見。關于定都北平，大家意見比較一致，可要不要改名，卻出現爭論。有代表主張沿用“北平”，也有人覺得恢復“北京”更好。

毛澤東的態度很明確，只改一個字：“國都問題，還是改一個字好。”從“北平”到“北京”，既有文化傳承上的考慮，也有政權更替后重新命名的象征。9月27日，大會正式通過決議，將“北平”改為“北京”，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

定都問題解決了，開國大典的籌備就全面鋪開。中共中央成立了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由周恩來擔任主任，彭真、林伯渠、聶榮臻、李維漢出任副主任。大典的每個細節，都經過再三斟酌。

就在這一階段，一個看似“細枝末節”的決定被提了出來：開國大典當天，天安門城樓正門上方要不要掛畫像？如果掛，掛誰？

籌備委員會內部很快形成共識：新中國的誕生，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艱苦斗爭才換來的，是千千萬萬人民用生命鋪出來的路。新國家的領導集體當然是整體，但集中體現這種歷史意義的，非毛澤東莫屬。

一句老話在當時群眾中廣為流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懸掛毛主席畫像，既符合人民樸素的感情，也符合政治象征的邏輯。因此，從籌備階段起，城樓上掛毛主席像，基本已經被確定下來。

接下來，是一個更加實際的問題：畫像從哪里來？

三、年輕畫家接下“天字號任務”

修繕天安門城樓的任務由華北軍區政治部負責，美術方面的具體工作，則交給了剛剛重組不久的中央美術學院。原來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與華北大學藝術系合并后，改名為中央美術學院，徐悲鴻出任院長，江豐任書記。

1949年9月的一天，江豐找到實用美術系主任周令釗，希望他接下繪制天安門巨幅毛主席畫像的任務。

周令釗1919年出生在湖南平江縣，算起來那年剛30歲，正是年輕氣盛的年紀。他早年在長沙求學，原本走的是正統美術科班路子，后來因為生活壓力中斷學業，又轉去做廣告設計。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投身湖南抗敵畫會，用畫筆配合歌詠隊、演劇隊宣傳抗戰。那些年，他跟著隊伍一路南北奔波，畫過無數抗戰宣傳畫和木刻，這段經歷讓他的畫風變得更接地氣，更注重人物的精神狀態。

徐悲鴻看中他的作品，是在1948年。那時周令釗在上海育才學校教書，徐悲鴻特意派人邀請他回北平任教。來了不久，他遇到了后來成為終身伴侶的學生陳若菊，兩個人在課堂上頻頻接觸，慢慢產生好感。1949年7月1日，在徐悲鴻的見證下，兩人在北平正式成婚。

誰也沒料到，新婚不過兩三個月，小兩口就要一起扛起一項“天字號工程”。

周令釗一直堅持，之所以由他來畫，并不是他自認技藝高人一等，而是有一份“前科”——他畫過一幅在重大場合使用的毛主席像，而且效果不錯。

那是在1949年4月20日，國共談判在北平六國飯店舉行，會場布置需要懸掛毛主席頭像。上級交給周令釗幾張毛主席不同時期的照片，讓他挑一張摹畫。他選中了一張延安時期曾在中共七大上用過的照片，帶著學生趕制了一幅肖像。談判結束后，有人專門轉告他，上面對這幅畫像十分滿意。

也正因為這一次成功的經驗，當開國大典需要巨幅畫像時，組織很自然地想到了他。

接到任務時，離10月1日大典只有二十多天了，工期緊得幾乎沒有回旋余地。要畫的不是一張普通油畫，而是一幅長6.4米、寬5米，連同畫布和框架重達1.5噸的巨像。根據天安門城樓的結構，北平市美術工作室專門設計了巨型相框。那時沒有現代機械設備，也沒有專業升降機，只能在天安門東側搭起三層樓高的腳手架，靠木梯和人力上下。

四、從香山照片到延安“隨手一拍”

畫像要用毛主席的“標準像”，這是一個必須慎之又慎的環節。周恩來對此極為重視，他多次叮囑相關部門必須為毛主席拍幾張正式的正面照片，好供繪畫參考。

當時毛澤東還住在香山雙清別墅，已經準備搬入中南海。攝影人員按要求拍了一批照片，沖洗出來后送到中南海，由秘書放在毛澤東案頭，請他親自挑選。

毛澤東翻看一圈，反而不太滿意。他對秘書說：“我不喜歡這些一本正經的照片，如果天安門城樓上一定要懸掛我的像，最好從那些隨便拍下的照片里選一張。”在他看來，事先刻意擺拍的照片太僵硬，缺少生活氣息，不自然。

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的意見后，立刻讓人去找戰爭年代留下的影像資料，很快送來幾張延安時期的照片。周令釗反復比較，最后選定一張由攝影師鄭景康拍攝的側面照片——那是1946年秋天一個清晨，毛澤東與時任炮兵學校負責人朱瑞沿著延河邊散步時，攝影師抓拍的一瞬。

這一張照片，既有毛澤東那種略帶詩人氣質的微笑，又帶有在延安生活中常見的放松神態，看上去很自然，既不做作，也不失莊重。

有了底稿，接下來是艱苦的繪畫過程。因為考慮到風吹日曬以及抗風性的問題，原本打算用布繃畫布的設計被否決，改用拼接鐵皮。鐵皮一塊塊拼在木框上，再涂油底，等晾干后才能上色，這本身就耗費了不少時間。

每天天剛蒙蒙亮，周令釗和陳若菊就拎著暖水瓶，帶上饅頭咸菜，趕到腳手架下面。他們要從早畫到晚，站在高處對著鐵皮巨幅一點一點上色。近處看，只是一片片線條和陰影；一旦要看整體效果，又得下到遠處抬頭觀察，再爬上去調整。沒有望遠鏡，只能靠經驗和感覺。

周令釗后來回憶，自己在塑造毛主席的面部表情時，最下功夫的是嘴角那一塊。毛澤東說湖南話時嘴角有個很特別的微微上揚，他覺得那是這位領袖身上既親切又倔強的神韻所在。如果嘴角處理不到位，再像也差點味道。

就這樣來來回回上下腳手架，一畫就是兩個多星期。伴隨著鐵皮的金屬氣味與油畫顏料的味道，這幅巨像終于在9月30日白天基本完成。

五、風紀扣與“為人民服務”的去留

說到開國大典前夜的那5個字，得先提一個“小修改”。

9月30日白天，時任北平市市長、兼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聶榮臻來到天安門，親自查看畫像效果。他站在不同角度看了許久，才點頭說：“畫得還可以，也像，氣質也符合。”

不過，他隨即提出一個具體意見：畫里毛主席的中山裝風紀扣是解開的。他斟酌了一下，說：“明天是一個非常隆重而莊嚴的日子，主席的風紀扣還是扣起來好。”

這一句話，讓周令釗當場“返工”。他沒有猶豫，當場用顏料把原本解開的風紀扣補成了扣好的樣子。這個細節看似微不足道，卻折射出當時對儀表、莊重感的極高要求。

到了這一步，大家以為事情算是全部結束。誰知道，當天下半夜，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為了使畫面更有“口號感”，之前有人在畫像下端加上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字不算大，位置也比較靠下，在腳手架上看還湊合，可一旦退到廣場遠處，卻顯得比例失調：字太小，既看不清，又讓畫面下面多了一塊細碎的東西。

周恩來夜里到天安門檢查整體布置，抬頭一看，立刻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并不是否定“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本身，而是不滿意這種處理方式破壞了整體效果。他的意見非常干脆：“立即涂掉。”

于是，那天深夜，周令釗家門口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來人簡單說明情況，說天安門的畫像得連夜修改，時間很緊，一刻不能拖。

陳若菊事后回憶，那會兒兩口子其實已經累得夠嗆，但一聽是畫像出了問題，馬上穿衣出門。到了天安門一看才發現，真正的難處不在畫，而在“夠不著”——原先的腳手架已經拆掉，只剩下城樓和那寬闊的門洞，普通梯子根本上不到畫像的位置。

現場人員絞盡腦汁，最后只好把兩架木梯接起來，用繩子綁牢，斜靠在城樓上。夜風里，梯子一上一下微微晃蕩，不得不說，有點嚇人。周令釗拎著油漆桶和畫筆，咬咬牙往上爬，梯子在腳下輕輕顫，他心里也不踏實。

有人在下面抬頭喊了一句：“周老師，小心點，別急著動手，先站穩。”他在上頭應了一聲：“知道，放心，涂幾筆就好。”

等爬到合適位置，他蹲穩身子，一點點把“為人民服務”幾個字用背景色蓋住，既要徹底看不出字跡，又不能在燈光下露出明顯補痕，只能反復調色、薄涂厚涂地試。忙到東方發白，那一塊畫面才算完全恢復整潔。

六、八個版本與“一人獨畫”的變化

1949年的這幅畫像，在當時算是“開山之作”，可并不是之后幾十年一直沿用的版本。實際上，從建國到1967年，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前后換過八次，形象、表情、畫法都有調整。

更有意思的是，在1966年前，這幅畫像也并非常年懸掛。通常是在重大節日前兩三天掛上，節后幾天再取下。大型節日來臨前，天安門的布置都要重新審視，畫像是否需要翻新，也都要再評估。

1966年8月，情況出現轉折。中央決定毛主席畫像常年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這樣一來，畫面的耐久性、美觀度，都變成了必須長期考慮的問題。當時油畫顏料和畫布的質量有限，在日曬雨淋之下，一幅畫像最多撐一年左右顏色就會發舊，細節也容易模糊，所以每年國慶前更換一幅新畫，就成了慣例。

在前幾個版本里，繪制工作基本沿襲“主筆+助手”的方式，由一位經驗豐富的畫家帶幾名助手共同完成。到了第八個版本，這個格局發生了變化。負責繪制的是北京市美術公司畫師王國棟，這一次，他選擇獨自一人完成全部工作。

王國棟對人物肖像特別是領袖像的理解已經非常成熟，他吸收了前幾版畫像被群眾提到的一些意見，尤其在眼神的刻畫上做了許多調整。之前的畫像更多突出和藹可親的一面，后來則在親切感之外，更強調領袖的敏銳、堅毅，以及洞察力。

他的學生邢秋成后來回憶，每當師傅站在兩層樓高的梯子上畫眼睛、畫嘴角，他就在下面一聲不吭地盯著看，琢磨每一筆是怎么落下的，哪里加重，哪里收筆。王國棟很清楚，巨幅畫像一旦掛在天安門廣場高處，人們離得遠，臉部細節看不清，全靠整體神態“撐場面”。眼神畫不好，整張臉就會顯得呆板。

那種“不管站在廣場哪個位置，都感覺毛主席目光在注視自己”的體驗，其實就是來自這種精心處理。畫面嚴格來說是平面的，但因為眼睛畫的是正視前方，配合臉部透視處理得當，觀者一旦移動位置，這種“被注視”的感覺就一路跟著走，頗讓不少游客心生感嘆。

王國棟退休后，接過畫筆的是他的學生葛小光。后來負責天安門毛主席畫像的“領袖肖像組”也逐漸成熟，在天安門西北角端門一帶建立了固定畫棚，每年國慶前定期創作、檢查、更新，已經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工作機制。

七、畫像之外：一位新中國領導人的態度

到了20世紀80年代，社會氣氛出現新變化，一些問題被重新拿出來討論，其中就包括天安門毛主席畫像是不是要一直掛下去。

1980年，鄧小平接受意大利記者采訪。對方的問題問得很直接：“天安門上的毛主席畫像是否永遠保留下去？”

當時鄧小平正在抽煙，聽到這個問題后，他把煙按滅，表情認真地回答：“永遠要保留下去。”他緊接著說，以前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是，其實并不嚴肅，也不見得更尊重。“我們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

這幾句話，態度十分明確。天安門上的毛主席畫像，不只是對一位個人的紀念，也已經成了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符號，與國旗、國徽一道構成了首都政治空間的視覺中心。

回頭再看1949年那一夜周恩來提出的“立即涂掉”，就更能看出當時領導人對形象與莊重的重視。毛主席的畫像能被長久保留在天安門上，靠的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推敲——從選哪一張照片，到扣不扣風紀扣，再到要不要寫那幾個字。

那些個緊張的深夜，那些一顫一顫的木梯，已經遠去多年，但當人們走到天安門廣場，抬頭看到那幅熟悉的畫像時，仍能從中依稀讀出當年的那份認真與講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