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沒有意義感，只有人才會想為什么要解決問題”

即使海淀是“宇宙中心”，把徐傳陞、周逵、劉芹、李良拉到同一個圓桌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畢竟這幾位以及背后的機構，幾乎就是過去二十年中國一級市場風云變幻的縮影。AI時代來了，圍繞已經到來和即將到來的更大變局，這些頂級投資機構掌舵人們的思考正是一場“及時雨”。也難怪主持人投中信息CEO楊曉磊說，機會難得。

3月29日，在中關村論壇的“AI未來論壇：躍遷·投資·共生”論壇上，紅杉中國合伙人周逵、高瓴創始合伙人李良、五源資本創始合伙人劉芹、經緯創投創始管理合伙人徐傳陞圍繞《AI新物種如何重構生產力格局》的話題，展開了一場高端對話。

表面上，這個話題談的應該是AI變革下的技術和商業問題，實際上也的確如此，話頭兒正是圍繞OpenClaw龍蝦開始的，但實際上最后我發現即使是這些頂級投資人，關心的核心問題還是人和AI的關系到底該怎么發展，人到底怎么跟AI相處，人的位置究竟在哪。

關于AI的問題，核心還是人的問題。

OpenClaw在GitHub上的爬升速度超過了過去30年的Linux。但徐傳陞并不喜歡“龍蝦”這個翻譯。在他看來，OpenClaw是一種高度開放的授權，雖然它意味著更多的人擁有了重新定義工具的能力，但現在的頂多只是0.1到0.2的狀態。

我大概能感受到他的顧慮，既怕大家沒看到這個產品的真正價值，“給了更多人進入AI的入口”，又怕它成為短期炒作的噱頭。徐傳陞認為，“龍蝦的出現促使大家思考，當一個系統真的走向全開放/全自動/全權限的時候，人到底可以拿它做什么。這個問題，比答案本身更重要。”

周逵認為，OpenClaw之所以有這么大反響，是因為踩中了大家的期待，一是更強的執行力，能連續控制各種動作，二是能理解輸入，離用戶更近。OpenClaw“推開了第一扇門”，門雖然開了，但它離企業級應用，或者說離真正的未來，還有一定的距離。

李良則提到龍蝦解決了關于“Token是否有泡沫”的討論。龍蝦出來后，Token的消耗速度讓大型模型廠商甚至在春節期間都在忙活算力的難題。“這就像最早發明了電，不知道有這么多用途，”。形態的上限正在打開，會有更多越來越好的產品出現，而無論是物理還是軟件層面，共享的是AI本身底層的算法、人才的促進。

劉芹的視角則充滿“生態感”，他認為OpenClaw的突破在于云編碼能力，“Skill”的意義在于能自己調用工具，因此不能將他看做是產品層面，而應該是“全生態迭代的創新”。另外，OpenClaw有了類人的“主體性”，需要吃Token來完成任務，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劉芹的抽象能力依然很強，他認為如果僅從VC的角度看，OpenClaw還非常粗糙，但它已經基本定義了人工智能時代新范式的大致版本，會改變人們的行為模式、產業生態。最終改變人的心智。

但Agent有了龍蝦，并且大模型公司的能力仍然在快速迭代，這也帶來了VC們最關心的一個坑，如果模型能力上限在持續提升，現在那些做應用的創業公司，辛辛苦苦搭的“腳手架”會不會在半年后就成了廢紙？

對此劉芹的答案是，不要擔心沒有空間，找到自己更獨特的位置，想辦法跟模型共生。這跟Anthropic CEO Dario最近在一檔博客的回應挺合拍。周逵則認為，AI新物種的時代，創業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挑戰更大的事情，這對創業者是一個福音，選對方向，不要站在防守方，站在進攻方。

“創業者沒什么防守的”，這話聽起來很是提氣。

AI時代，VC該投什么樣的人？過去的一個標準范式是，創始人離開大廠、尋找VC、融天使、搭檔組織、招人。但徐傳陞最近半年投了兩個00后。出來創業的時候可能就兩個人，但“自帶團隊”，身邊是無數個AI在寫代碼、做分析。

對于這些年輕人來說，很多能力并不是“學會的”，而是一開始就具備的基因。比如在很多產品上的想法，他們不是在原來的SaaS框架里做局部優化，而是在重新思考，如果今天從AI和Agent的能力出發，一個組織內部的協同方式，是不是可以被重新定義？后面才是一些更現實的商業化問題。我理解這話的意思是，硬科技時代我們說VC要投早投小，AI時代整體上可能要靠后站了。

而面對這些AI Native，“老登”投資人們該怎么辦？周逵回答的很坦誠，“挑戰很明顯”，原來年齡大、經驗多是優勢，所以有“一萬小時定律”，但在AI Native的年輕創業者面前，這些都算不上優勢了。所以“心里就沒有那么大壓力”，而且創業還是要解決具體問題，有清晰的商業模式，不要有思想禁錮，要看“你什么地方能幫上他”。

AI的快速迭代還帶來了一個更深遠的問題，過去VC們常談“終局思維”，如果目前仍然是AI的早期階段，“終局思維”本身還立得住嗎？

劉芹認為，終局思維依然有效，因為如果沒有一個長期的終局思維就沒有目標，但要學會識別“快變化”和“慢變化”。所有快變化最終凝結的東西都是慢變化。模型泛化就是一種慢變化。對于“老登”們來說，挑戰在于如何在信息爆炸的快變化中，識別出那些長期有效、能夠構建護城河的慢變量。

李良提出要有“技術品位”，AI Native的核心，不是年齡，而是拋棄了原來的很多框框，把AI看成“伙伴”，而不是“工具”。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智能性的非人類主體，如果你還把它看成工具，“那格局就小了”。創業公司要將AI有機的植入到組織中，變成一個更高的、有效的團體。在這個過程中，投資人能做的，就是幫助公司變成一個能持續經營、有利潤的經濟主體。

前面聊的很多內容都是AI怎么干活兒，能干什么活兒。這是技術問題，由此帶來的社會甚至哲學討論是，如果活兒如果都讓AI干了，人能干嘛？

對此李良認為，這個問題還是有些太早了。人是一個更獨特的模型，要模擬完還早，AI談不上創造力。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將是共生的狀態。不過，我更關心的是，在這個共生和變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大量“成本”，這些成本該由誰來承擔，這可能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整個人類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

劉芹則樂觀的認為，從第一性原理上，AI只是高效壓縮編譯了它能看到所有東西。此前人類發明的科技，都是放大人類原來個體性能力，AI第一次人工智能想放大腦的腦力，擅長的是解決問題，AI24小時不睡覺，算力可以無限，但核心問題是，AI沒有意義感，不會像人一樣思考，“為什么要解決這個問題”。因此人類存在的價值，從來不是簡單地解決問題，而是要問問題，定義問題，從而找到新的意義感。

徐傳陞則從更現實的物理世界切入。他看好人工智能在材料、疾病、癌癥變異等基礎科學領域的突破。機器不關心疼痛，但模型會參與解決疼痛，因為人類關心。這是一個深化的互動過程，背后也是個人能力、職業路徑和社會分工的徹底重組。他同時也指出，這并不是單純的技術性問題，未來10年到20年，社會一定會經歷一輪結構性變化，需要家庭、社區、政府和國家一起參與，幫助更多人完成過渡，提供必要的支持。

最后楊曉磊提出了一個有些科幻的問題，如果AGI實現了，你會問它什么？李良想起了劉慈欣的小說《朝聞道》，“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解密宇宙和自己最深處的秘密”，但畢竟時間太遠了，還是要多關注當下變化的過程。周逵關心的是AI有沒有感情，如果有，那它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

劉芹“會問一個大家想不明白的科學問題”。但他仍然慣于思考大歷史和哲學，劉芹指出，問AGI這種問題，那相當于把AGI當成一個人，即人創造了新的人，人類就是上帝了?！罢軐W上的終極問題，AI解決不了”。

徐傳陞提到，類似的問題也拋向過馬斯克，我印象中馬斯克對AGI是極度樂觀的，不然也不會有貨幣無用，人類解放的論調。徐傳陞的思辨在于，向AI尋求終極答案，這種問題“帶著西方造物主色彩”，相信存在全知和全能，與今天人們對AGI的期待類似。而東方哲學的語境，更強調人與世界的關系，“強調體悟、秩序和邊界，而不是把所有問題都交給一個絕對答案”。

因此一場對話下來，你會發現頂級投資人們雖然還是會去捕捉每一個可能成為新物種的項目，但他們依然沒有失去對“人”本身的關注，AI是否會關注“為什么要解決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但這才顯得這份意義感更加重要和珍貴，畢竟如果連人本身都不關注這個問題了，那未來又憑什么指望AI會去關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