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遠地區(qū)知縣和內(nèi)地省份知縣在考核晉升上的區(qū)別有哪些？

嘉慶十一年秋天，北京城里已經(jīng)帶上了一點寒意。吏部文選司的小院里，卻鬧哄哄的，幾十個候補知縣圍著一張張榜單，低聲議論，心里各有盤算。對于這些幾經(jīng)科場折磨、好不容易捧到進士出身的人來說，這一刻幾乎就決定了后半輩子的路子：究竟是去江南當(dāng)個清閑肥缺，還是被拋到天高皇帝遠的窮山惡水里去熬資歷？

這年九月，吏部按例舉行月選，擺出來的知縣缺只有三個：江蘇震澤、浙江德清、云南永善。缺不多，人不少，一共七十九個候補知縣。讓人意外的是，報震澤、德清的有七十八人，愿意去云南永善的，只剩下一個——歐陽儁。

知縣們心里都有一本賬。震澤、德清在江南，地瘦人肥，鹽米魚布都不缺，屬中等缺里的“好缺”；云南永善則在彝漢雜處的高山峽谷間，路難走，賦難征，前幾任知縣都折在稅糧上。站在吏部院子里想一想，誰都明白，愿意去永善那才真叫腦子進了水。

可是，偏偏就有人往難處走。要看懂這件事背后的門道，得先弄清楚清代對知縣這個官，到底是怎么分肥瘦、算邊腹、定升遷的。

一、“同為知縣，為何差十萬八千里”

在清代，天下一千三百多個縣，名義上都叫“知縣”，頂戴花翎一樣，實情卻天差地別。朝廷為了管理方便，把各縣分成“最要缺、要缺、中缺、簡缺”四檔，這叫“缺分”。字面上聽著枯燥，背后卻是赤裸裸的現(xiàn)實：同樣一頂烏紗，有的地方人人想搶，有的地方多年沒人愿去。

歐陽儁是嘉慶七年進士出身，到嘉慶十一年才輪到分配知縣缺。按規(guī)矩，像他這種初授官員，只能選中缺和簡缺，不能一上來就占最要缺、要缺。這次月選的震澤、德清、永善，都掛的是“中缺”牌子，紙面上看好像差不多。

問題出在地理與人情上。震澤在江蘇，德清在浙江，都是江南腹地，水網(wǎng)縱橫，魚米之鄉(xiāng)，賦稅容易征，百姓多半懂規(guī)矩，不輕易鬧事。知縣到了那里，只要不胡來，只要算賬別太狠，一任下來既能保證俸銀外的收入，又不至于被投訴到巡撫、督撫那里。

永善就不一樣了。云南本就算偏遠省份，永善又在烏蒙山一帶，嘉慶年間交通極為不便，往返一趟，要走山路要趟江水，官文傳遞都得多走幾日。當(dāng)?shù)匕傩找陨贁?shù)民族為主，山地農(nóng)業(yè)，收入有限，賦稅年年完不成。民風(fēng)彪悍，稍一不慎，就有可能鬧出案子。前幾任知縣就是因為多年稅糧收不齊，被一擼到底，輕則降調(diào)，重則革職。

知縣們打聽消息很靈通。吏部的缺分檔案是一回事，各省督撫們的“暗評”又是一回事。震澤、德清這樣的地方，被視為“好熬的中缺”；永善那種縣則是“難做的中缺”。嘴上不說，心里卻早有三六九等。那句老話“不患寡而患不均”，用在這里再貼切不過。

也正因為這種現(xiàn)實差異，朝廷早就知道再這么下去不行，光靠講“為國效力”，沒人會自愿去窮苦邊地。于是，在“缺分”之外，又加了一層分類，把知縣按地區(qū)性質(zhì)分成“腹缺、邊缺、苗疆缺、沿海缺、沿江缺”等類別。

所謂“腹缺”，就是中原內(nèi)地，交通方便，賦稅基礎(chǔ)好，官場關(guān)系密集；“邊缺”則多在邊疆、山區(qū)，路遠話少，條件艱苦；“苗疆缺”多在少數(shù)民族聚居之地，治理難度更高。這種分法，看似技術(shù)性，其實和后面的考核與升遷密切相關(guān)。

有意思的是，從吏部案頭上看，震澤、德清、永善都是“中缺”；從各地巡撫、布政使眼里看，震澤、德清分明是腹缺里的“香餑餑”，永善則屬于邊缺中的“硬骨頭”。

二、“邊缺三年升，腹缺五年轉(zhuǎn)”

要說候補知縣們?yōu)槭裁磳幙陕溥x也不想去永善，只說“怕吃苦”未免太淺。實際上，很多人是從“仕途賬”和“銀子賬”兩頭細細算過的。

清代知縣的升遷，主要有兩條路。一路靠吏部的大計考核，拿下“卓異”評價；一路靠年頭，論資排輩。前者出彩，后者穩(wěn)妥。問題在于，“卓異”的名額極少，一個省能輪上的一年也就那么幾位，大多數(shù)知縣一輩子都碰不上這個機會。

既然政績出頭太難，就只能靠熬年頭。吏部對內(nèi)地省份知縣有明文規(guī)矩，像震澤這種腹地縣，一任五年為滿。任滿三年，表現(xiàn)不錯的，可以“轉(zhuǎn)”，也就是平級調(diào)到別的縣；任滿五年，才有資格談“升”，去做知州、同知、通判一類。一句話，在江南當(dāng)知縣，想動一動位置，最少得扛三年，想往上爬，一般要熬足五年。

邊遠省份就不一樣了。為了鼓勵官員愿意去，朝廷給足了“年限上的優(yōu)惠”。像永善這種邊缺、中缺，任期一般定為三年。三年內(nèi)，如果沒出事，政績還可以，就能在吏部那邊排上升遷的資格，趕上大計，進士出身、資歷夠的，有機會直接由知縣升任知州。某些特殊地區(qū)，甚至兩年就能論遷。

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話說，震澤這類地方，是“好過日子，但熬得慢”；永善這類地方，是“日子苦，但晉升快”。吏部官員在討論時，也經(jīng)常會說一句：“邊缺之任，較腹缺優(yōu)遷。”并非虛言。

那為什么嘉慶十一年七十八個候補知縣還是不愿去永善？

原因有三層。

一是錢。江南肥缺雖升得慢，但知縣的常例、耗羨、地方人情往來里，多多少少有些“潤澤”，只要不太過分，上面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偏遠縣本就窮，賦稅征不齊，自己俸銀都發(fā)得緊巴巴，更別提有什么額外油水。很多人打的算盤是：先在富庶之地養(yǎng)家糊口，至于升官，慢一點也能接受。

二是風(fēng)險。邊遠貧縣，負擔(dān)重，任務(wù)硬，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上司拿來問責(zé)。永善前幾任知縣因稅糧不及格被革職，就是擺在眼前的例子。有人當(dāng)著同僚的面說：“去那種地方，三年升不升先不說，若一年就被參劾，那可是真完了。”這話雖然直白，卻道出了許多人的擔(dān)憂。

三是人脈。內(nèi)地省份，尤其江南、直隸這些地方，本身就是政治資源密集區(qū)。知縣只要在任上與道府、督撫搞好關(guān)系，朝京里又有同年、師長引薦，說不定哪次就能拿到一個“卓異”或破格遷擢。邊遠地區(qū)離權(quán)力中樞遠，信息閉塞，人情往來少，哪怕苦干幾年，也未必被看見。對那些家底厚、有人可托的官員來說，待在“人多的地方”才更劃算。

在這種算計下，永善就成了沒人愿碰的“冷門缺”。七十八人把眼睛都盯在震澤、德清身上，寧可搶破頭，也不想背井離鄉(xiāng)去云南山里。

然而，吏部的制度設(shè)計，并不是完全偏向江南。邊缺的任期短、晉升優(yōu)先，這條暗線一直存在。吏部在編制升遷名單時，如果發(fā)現(xiàn)有兩個資歷相近、出身相當(dāng)、政績差不多的知縣，一人在腹地，一人在邊遠地區(qū)，一般會把后者排在前面，這在案牘里有跡可查。這正是為了補償那些在艱苦地區(qū)“下苦功”的基層官員。

三、“歐陽儁的選擇，是賭也是算”

再回到那年吏部的月選榜前。大多數(shù)候補知縣圍在震澤、德清一欄，悄聲交頭接耳，互相打探背景、靠山。有人看到永善那一行無人問津，笑著搖頭：“誰要去云南那鬼地方，豈不是自討苦吃？”話音剛落，卻見榜單上多了一個名字——歐陽儁。

有同年忍不住攔住他，小聲說：“你真要去永善？那縣前任幾位都沒好下場，你可要想清楚。”歐陽儁只答了一句：“能有個官做，總比在京里干坐著好。”語氣不重，卻透出一股無奈。

歐陽儁是嘉慶七年三甲進士。按科舉出身，他不算最風(fēng)光的那一類，又出身貧寒，沒有顯赫家族給他鋪路。到嘉慶十一年獲授永善知縣時，他已經(jīng)四十一歲了。在那個普遍“少年成名”的年代，這年紀(jì)放在新科進士堆里，的確有些尷尬。

更麻煩的是，他在京候補多年，吃的多是“借來的飯”。租房、應(yīng)酬、送禮，一樣都不能落，全靠到處舉債維持。同行里有不少是江南富戶、旗人子弟，家里出銀子，前門走拜帖，后門拜門路，不少人早早就放了實缺。有的比他小十歲，已經(jīng)坐上江南名縣的知縣。他這種寒士進士，在京城里熬冷板凳，像一塊被忘在角落里的石頭。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也去搶震澤、德清，就幾乎等于白忙。七十八人搶兩個位置，真正有把握的，往往是那幾位背后有人撐腰的進士。歐陽儁若擠進去，結(jié)果大概率是落選，然后繼續(xù)在吏部門口候榜，日子一天天耗下去。

在永善這邊，情況恰好相反。沒人愿意去，這一欄就只有他一人填名。按吏部月選的例行制度，既然是自愿報名，又符合中缺的授官條件，那幾乎就等于“百分之百實授”。從“有無官”這個最現(xiàn)實的角度看，他這一步算不上莽撞。

更關(guān)鍵的是，他看中了邊缺任期短、優(yōu)先升遷這一條。若能在永善硬撐三年，不出大錯，也能交出一份像樣的政績，那么到了吏部大計時，他的資歷就自動比許多江南同僚“快一步”。那些人在富縣里熬五年，他在偏縣熬三年，到了排隊升遷的時候，誰先誰后，一清二楚。

嘉慶帝得知這次月選的情況，很不痛快。堂堂朝廷科甲出身的知縣候補，對邊遠省份避之唯恐不及，這在皇帝眼里，就是“挑肥揀瘦”。他下旨嚴(yán)厲申斥，把這些人一通斥責(zé)，意在殺殺這種風(fēng)氣。與此同時，嘉慶帝專門召見了歐陽儁，承諾說：“在永善出力辦事，三年之后，升你一級。”這樣的口頭允諾放在檔案中，也算是對他的一種保護。

同年們送他啟程上任時，說得很直白：“你這是往火坑里跳，將來后悔莫及。”有人甚至當(dāng)面斷言：“你這一去，仕途怕是就此打住。”這種話聽著不中聽，卻頗能代表當(dāng)時北京一批讀書人對“邊遠任官”的看法。

事實的走向，卻并不按他們說的那樣。

歐陽儁赴永善赴任，在當(dāng)?shù)孛鞫愘x征收、民情安撫，花了不少力氣。永善本就貧瘠，有的年景連溫飽都難保障，要從這些百姓身上按額征齊糧銀，難度可想而知。前任之所以出事，多半是“上有硬指標(biāo)，下有窮百姓”，兩面都討不好。歐陽儁不得不在條文與現(xiàn)實之間反復(fù)權(quán)衡，盡量保住賦稅底線，又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

從現(xiàn)存史料看，他在永善任內(nèi)沒有鬧出大案。稅糧雖未必年年超額，基本能在可接受范圍內(nèi)完成。對吏部來說，像永善這種地方，只要任內(nèi)不出大亂子、不被巡撫彈劾，就已經(jīng)稱得上“可用”。三年任滿后，憑借“邊缺實任”的資歷，歐陽儁順利被提拔為知州，離開了永善這個喘不上氣來的縣。

再過幾年，他又陸續(xù)升任知府。這一路走下來，他確實后來居上，反而走在許多“江南同年”前頭。有意思的是，同與他一起被授震澤、德清的那兩位知縣，雖然起步就站在肥沃之地，卻因為升遷年限長，加上政績也不算突出，終究沒有成功躍上更高一級，多年間只是在各縣間調(diào)動，始終繞在知縣這個位置上打轉(zhuǎn)。

這幾個人的命運差異，很清楚地把清代知縣制度中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擺了出來：邊遠地區(qū)與內(nèi)地省份，在考核、任期、升遷上確實有不同的設(shè)計。懂得用制度差異為自己鋪路的人，可能在起點不利的情況下，反而找到了一條出路；而只盯著“眼前肥缺”的，多年過去，還在原地徘徊。

從嘉慶十一年吏部那張小小的月選名單，到幾年后知州、知府的升遷榜，邊缺與腹缺之間，看似只是地理位置遠近，實際上卻在悄悄改寫不少基層官員的仕途軌跡。對那些身無背景、又不愿在京久候冷板凳的寒士進士來說，像永善這樣的邊遠知縣，也許并非“火坑”，有時候反而是一條冷門卻實在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