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關露收到王炳南分手信，三年后再會，王炳南讓她忘記過去

1949年春天，香山的冷風還帶著山里的濕氣。關露拄著傘，站在一棟灰墻小樓前，遲疑了好一會兒，才讓門衛去通報一個名字。她等的人，是已經在政務系統里忙得腳不點地的王炳南。距離上一封信，已經過去了三年。

這三年里，一個是外交戰線上的重要干部，一個是剛剛從“文化漢奸”的罵名下掙扎出來的女作家。外人看去，一個在上升期，一個在低谷；但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回到抗戰初年，他們曾經是彼此心中最堅定的牽掛。

有意思的是，關露這一生最艱難的選擇，并不是感情，而是身份。這個身份的變化，從她踏進汪偽76號特工總部起，就已經注定要和誤解、猜疑糾纏到底。

一、從“民族之妻”到“漢奸作家”的巨變

時間得往前推到上世紀三十年代。

1932年，上海租界里，左翼作家云集。張愛玲、丁玲的名字在人群里被傳來傳去，關露的名字，也經常被人提起。那時她還很年輕，1907年出生的她剛過而立不久，卻已經是“左聯”里頗有名氣的女作家。

關露原名胡壽楣，山西右玉人。年少時就愛讀書寫詩，到了上海更是如魚得水，既寫小說，又做翻譯，高爾基的《海燕》、伊莎多拉·鄧肯的自傳，她都曾下過功夫譯介。她的筆觸里，帶著一種明晃晃的理想主義。

抗戰爆發后，文化界的抗日氣氛越來越濃。關露寫下“寧為祖國戰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這樣的句子，很快在文壇傳開。有人稱她為“民族之妻”，其實有點夸張，但能看出當時她在大眾心中的形象——堅定、進步、敢說話。

這樣一個人，怎么會在幾年之后，坐到了汪偽機關的辦公室里，還成了日方控制的《女聲》雜志編輯？這一突然的轉折，讓不少當年的同道都氣得幾乎要拍桌子罵娘，覺得她是變節，是墮落。

可事情的真相，并沒有那么簡單。

二、“老潘”的安排：潛入76號的密令

1939年11月，關露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新舊時代》，已經接近尾聲。就在這個時候，她接到了中共華南局發來的密電，要她立即趕赴上海。

那一趟路，她自己也知道不簡單。到上海后，她在秘密地點見到了廖承志和潘漢年。三個人關起門來談了很久，具體的談話記錄，沒有留下完整文字，但核心任務后來被證實——她要想辦法接近李士群，并設法為黨組織打開一條重要的情報渠道。

李士群，這個人在當時的上海，是個讓各方都頭疼的角色。早年他曾是中共黨員，參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還被派去蘇聯學習，回國后一直從事地下工作。按理說，這樣的經歷，放在任何人身上，多少帶點“革命老資格”的意味。

但是，1932年他被捕后，在監獄里抗不過嚴刑利誘，最終叛變投敵，投入國民黨中統的懷抱。更諷刺的是，他在獄中和中共地下黨員施亞夫關過一段時間，一個叛變，一個不屈，兩人的命運從此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路。

李士群后來又隨著局勢變化，投靠汪精衛政權。南京淪陷后，他與川島芳子勾連，把自己的老上級丁默邨也拉了進來，一起在上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76號特工總部”，專門替日偽干抓捕、暗殺、鎮壓的勾當。

名義上，丁默邨是大老板；實際上，76號真正的運轉，大部分掌握在李士群手里。他既要對日方表忠心，又要同國民黨特務較勁，手里沾的血既有共產黨人的，也有軍統、中統的人。戴笠、陳立夫對他恨得咬牙切齒，卻一時奈何不了他。

李士群也不是傻子。這樣折騰下來，他越來越清楚自己遲早有一天要還賬。為了給自己留條退路，他開始試探性地向中共方面釋放信號。問題就在于，中共要不要接這個頭？要接，又該派什么人出面？

關露就這樣被卷進來了。

黨組織之所以點名要她，有一個重要原因——她的妹妹胡繡楓。當年李士群被關押時，他的妻子葉吉卿大著肚子，走投無路，胡繡楓曾收留她，幫她渡過難關。李士群是個記恩的人，后來一直對胡繡楓心存感激，這層關系，就成了一個可能的突破口。

原本組織考慮讓胡繡楓親自出面，但她當時遠在重慶，肩上工作也很重，騰不出身。她于是提出，由姐姐關露來承擔這個任務。多年以后，她回憶起這一段，還帶著自責，說自己這輩子都覺得對不起姐姐。

潘漢年把任務交給關露時，還特意提醒了一句：將來若有人罵你是漢奸，你不能辯護，一辯護就壞了大事。關露只說了四個字——“我不辯白”。

聽上去簡單，其實是把一輩子的清白，壓到了暗處。

三、潛伏的代價：名譽、友情與愛情

關露按照組織安排，很快回到上海。她開始頻繁出現在76號的場合，成了那里的座上客。她和葉吉卿走得尤其近，經常一起逛街、聚會。外人看去，這就是一個女作家徹底倒向汪偽陣營的樣子。

與此同時，她在左翼文化圈的名聲，直線墜落。

“左聯”的負責人找來詩歌組的蔣錫金，問他：“關露還在參加你們的活動嗎？”得到肯定答復后，對方只留下了一句：“以后不要讓她參加了。”一句話，就算是把她從原來的圈子里撕了出去。

曾經的朋友見面時，要么裝作不認識，要么咬牙切齒地罵一聲“漢奸”，甚至有人表示提起她的名字都要往地上吐口唾沫。關露也明白，自己不可能向他們解釋什么，只能刻意疏遠，減少接觸。

這種煎熬，在外人眼里看不到。她曾經給妹妹寫信，信里用了隱晦的說法，說想要“回爸爸媽媽身邊”，表達的是想回到黨組織公開隊伍中的愿望。胡繡楓把情況向鄧穎超做了匯報，不久后，八路軍辦事處傳來答復，要她轉告姐姐——“爸爸媽媽不同意你回來，你還在上海。”

潛伏的任務，仍然得繼續。關露只好咬牙堅持。

與此同時，與李士群之間的聯系，在小心翼翼地推進。李士群早年出身“特科”，深知中共地下工作系統的厲害，又知道“打狗隊”的手段，不敢輕易玩花樣。在多重試探之下，他終于通過關露，向“老潘”傳遞了見面的意愿。

經過一番細致安排，潘漢年在上海秘密見到了李士群。從此，日軍對新四軍的“清鄉”“掃蕩”等行動計劃，開始一點點通過隱蔽渠道流向新四軍指揮部。這些情報的價值，戰場上的很多參與者都有清晰記憶，只是當時并不知道，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送來的。

值得一提的是，李士群本人在這一階段，也表現出了復雜的一面。他實際上已經看出，軍統那邊有意要除掉他，汪精衛與戴笠之間的暗線，使他的處境更為兇險。也許正是這種自保心理，讓他愿意在中共這邊留條后路。

有一次他曾氣惱地對關露說：“我也是特科出身，打狗隊的厲害，我很清楚。”他知道，哪一邊都得罪不起。

1941年秋，他在家中私下對關露挑明，自己想見“老潘”。在那樣的環境下，這句話說出口，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明顯的姿態了。

不過，在情報線慢慢延伸的同時，關露付出的代價卻在迅速放大。

1942年，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日本忙著把整個東亞變成自己的后方。除了槍炮，他們還希望用文化做包裝。日方在上海操縱了一批刊物，《女聲》就是其中之一，由日本海軍部控制。關露接受安排，擔任了這本雜志的編輯。

從表面看，這件事幾乎給她的名聲釘上了棺材釘。她在刊物上確實有一些操作，比如刊登帶有隱性反戰意味的文章，提攜進步青年，但普通讀者看不見這些細枝末節，只會看到她出現在偽刊物的編輯名單里。

1943年夏，《女聲》要推她去日本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按照日方的宣傳策略，中方代表不僅要登報，還要合照、發聲。關露很清楚，一旦真的公開露臉，漢奸的帽子，就難以摘掉。

偏偏就在此時，又來了新的任務。潘漢年讓她捎一封信去日本，尋找機會轉交給秋田教授，用以幫助恢復日共國內外領導人之間的聯系。前方需要這條線，她只能收拾行裝，登上開往日本的船。

在日本期間，日方安排代表通過廣播發表講話，給她擬好的題目是《大東亞共榮》。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侵略者用來粉飾的口號。關露堅持不肯用，硬是改成了《中日婦女文化交流》。這種“改題”的堅持，當然談不上什么公開反抗，但至少可以看出，她內心有自己的底線。

然而，在國內媒體的報道里，這些細節不存在。1943年，《時事新報》一篇文章毫不留情地寫她“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罵她是“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這樣的文字，像刀一樣，在當時的輿論場里，幾乎把她推到了道德的最低點。

抗戰勝利之后，國民黨當局整理鋤奸名單，她的名字赫然在列。黨組織考慮到她被捕的風險，將她秘密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即便如此，她依然面臨嚴格的干部審查。那些年，在各個根據地，如何對待“身份復雜”的人，是一道經常考驗組織判斷力的難題。

關露好不容易通過了審查，卻發現自己在公開輿論中的形象，仍然一團漆黑。她希望重新工作，繼續寫作，但《新華日報》社長范長江婉轉地勸她，發表作品時最好更換署名，不要再用“關露”這兩個字。

理由很現實：共產黨主辦的報紙如果大大方方刊登“關露”的名字，群眾容易質疑黨組織的立場，這對黨報的信譽不利。身邊一些朋友也勸她，干脆讓這個名字慢慢被遺忘吧。

可以看出，她付出的，已經不僅是某一段任務期間的委屈，而是長期形象上的犧牲。

在這些犧牲里，最隱秘也最疼的一塊，是感情。

四、一封分手信，三句“忘記過去吧”

關露的感情史并不復雜，卻格外坎坷。前兩段戀情都沒有結果，真正讓她動了深情的，是后來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王炳南。

這位王炳南，和1933年犧牲在湘鄂邊根據地的那位紅軍參謀長同名，但并不是同一個人。后來的王炳南，是中共重要的外交干部之一，長期從事對外工作。

兩人相識在1937年前后。當時，抗戰剛剛全面爆發，上海局勢緊張。王炳南奉組織之命，來到上海，擔任上海文化界國際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各界救國會常務委員，經常和左翼文化界人士打交道。通過這些渠道，他一點點地認識了關露。

那會兒，兩人都忙于抗戰宣傳與組織工作，彼此間雖有好感，卻還談不上立刻要結婚。但有些細節，說明他們的關系已經不止是普通同事。

有一天王炳南要離開上海，去別的地方執行任務。臨行前，關露把自己的詩集送給他作紀念。王炳南請她在書上簽名，她剛寫完名字，不經意把自己的派克鋼筆夾在書里。遞書時，她握到了他的手，忍不住脫口而出：“你的手怎么這樣冰涼，趕緊放兜里暖一下吧。”

這種日常里的小關切，說重不重，說輕不輕。但對當時身處險境的革命者來說，卻是一種難得的溫暖。王炳南到武漢后，兩人開始書信往來，感情慢慢加深。有一次，他寄來一張自己的照片，在背面寫了一句話：“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

抗戰形勢瞬息萬變，兩人被迫分隔多地，卻在通信中確定了戀愛關系，也曾約定，等抗戰勝利，就結婚成家。

誰都沒想到，這個約定會被現實撕成碎片。

關露在上海潛伏、擔任偽刊物編輯、赴日本開會，這一連串動作，使她的社會名聲在戰后跌到谷底。與此同時，王炳南的工作，則逐步走到臺前。抗戰勝利后，他參加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方面的談判，曾擔任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的秘書。1946年期間，他又擔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委員會副書記兼發言人，協助周恩來處理繁雜外交事務。

在這樣的崗位上，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放大，個人生活也不再是純粹的私事。

有一次，他準備借軍調處的飛機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去。按組織要求，干部在婚姻大事上也要向上匯報，尤其是在關鍵崗位的人，他就借著這個機會，把自己和關露的感情情況向周恩來講了，也希望能得到組織上的認可。

周恩來和鄧穎超聽完后，沒有立刻表態，而是反復權衡。鄧穎超后來專門趕到機場，在他臨行前和他談了一番話。

大致意思很清楚：關露是好同志，這點沒有疑問，但她在抗戰時期的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印象，很多群眾堅信她是“文化漢奸”。而王炳南長期從事外事工作，是對外代表之一，如果兩人結婚，很可能給黨帶來不必要的輿論負擔。

換句話說，這段感情，并不是組織所希望看到的結合。

王炳南在黨內一向以原則性強著稱，內心的矛盾可想而知。一邊是多年感情，一邊是組織的判斷，他最后還是把個人感情壓了下去。他選擇聽從組織意見，用一封信，結束這段戀愛。

1946年前后，這封“分手信”到了關露手里。要想象她當時的心情并不難——剛剛從嚴密審查中熬過來的她，自以為終于可以迎來工作和感情上的新開始，卻等來了一張紙，告訴她這一切都要劃上句號。

這一次，她的精神狀態明顯受到了沖擊。后來華中分局組織部長曾山了解她的情況后，專門做了工作，為她恢復了黨組織關系，并安排她到華北大學第三部任職，這多少給她帶來一點精神上的支撐。

3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春天，她聽說王炳南在香山臨時辦公，便獨自上門拜訪。這一回，他們面對面重逢，距離上一次見面，已經過去多年。

屋子里氣氛有些凝重。關露并沒有大哭大鬧，也沒有聲討什么，只是坦坦蕩蕩地表達了自己的心意。她曾經想挽回這段感情，畢竟兩人當年的約定還在記憶里。

王炳南的態度，卻只能用決絕來形容。他從抽屜里取出一支派克鋼筆，那是當年關露送他詩集時，無意夾在書里的那支，幾十年他一直留著，今天，他鄭重地還給她。

據回憶，當時他連說了三句：“忘記過去吧。”

關露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說：“炳南，我可以忘掉我們的過去。從今以后，至死，我也不會來找你。”

這句承諾，后來她確實做到了。

再往后，王炳南繼續在外交戰線發揮作用。1955年，他被任命為中國駐波蘭大使，參與中美之間的大使級會談，長期在第一線奔波。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回國，一直忙碌于各種對外事務，很少再在公開場合提個人往事。

關露的路，則顯得艱難得多。

五、晚年的寂寞與遲來的澄清

抗戰時期那個復雜的潛伏經歷，對關露的傷害，并沒有隨著戰火的停止而結束。潘漢年在五十年代中期被隔離審查，后來定性嚴重，使得與他有密切工作關系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關露早年接受任務潛伏、接觸日偽機關的那段歷史，已經解釋不清，如今再加上這層關系，她的處境變得更加敏感。

更麻煩的是，她的身體狀況也一天不如一天。長期精神壓力、戰時奔波、審查帶來的心理陰影，都在身體上反映出來。她得過腦血栓，還出現精神方面的問題。經過搶救，性命算是保住了，可記憶力明顯下降，年輕時的許多片段，變得模糊不清。

一個曾經意氣風發的女作家，現在連筆都握不穩，寫字都成了奢望。她被迫從文學創作的第一線退下來，生活圈子越來越窄。身邊能常伴左右的，不是什么榮耀，而是一個大塑料娃娃，和一張舊照片。

時間來到八十年代初。政治氣候發生變化，大量歷史問題被重新審視。有關關露的那一段爭議，也終于被正式提到議事日程。

1982年3月，中組部下發文件，對關露作出平反決定。文件中明確指出，她在抗戰中期，是奉黨組織的指示，打入偽機關從事情報工作。這個結論，等于是從組織層面，為她洗去了“文化漢奸”的污名。

那些曾經壓在她身上的指責、罵名，也有了官方的說法。她背負多年的精神枷鎖，算是被打開了一道口子。

遺憾的是，這一切來得太晚。關露的身體已經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樣子，創作能力也恢復不了多少。她經歷了太多誤解，詳細講述自己那段暗藏風險的潛伏經歷，對她來說已經有些吃力。

十多年后，她在病榻上離開人世。臨終時，陪在她身邊的，除了那個大塑料娃娃之外，就是那張愛人的舊照片。照片背后，她曾經寫下兩句詩：“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癡。”

這是她對自己感情生活的注腳，用的是古意的句子，卻藏著一段真實的故事。

1982年12月5日，文化部在八寶山為她舉行了葬禮。那一天，參加的人不算少，許多文藝界、文化界的老同志來了。一些當年曾經誤解過她的人，也在人群中站著，算是一種晚來的致意。

在人群最后面，有一個人默默地站著，神情沉郁，不怎么說話。他就是王炳南。

他沒有走到前排，沒有上前去與人寒暄，只是靜靜站著，把告別的目光停在那一副靈前遺像上。曾經在香山小樓里，他說過“忘記過去吧”；到了這一天，過去終究還是以另一種方式回到了眼前。

葬禮結束后，有人回想起這一幕，心里難免生出幾分復雜。有的干部后來評價說，當年讓一位已經小有名氣的左翼作家，去打“文化漢奸”這張牌，從群眾反應和輿論效果來看，確實不夠穩妥。關露履行了組織交給她的任務，卻為此付出了半生的清譽和幾乎全部的個人幸福。

這段歷史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關露從1907年生，到八十年代離世，幾乎把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大起大落，都踩在了腳下。她的名字曾被捧上高處，也曾被重重摔下。對她個人而言，輝煌與污名、愛情與任務，交織得過于緊密，已經分不清哪一面更重一些。

但有一點很清楚：她在最關鍵的那幾年，選擇了把自己的名聲，交給組織去處理，把個人感情，交給時代的風浪去沖刷。至于后來幾次大的轉折，是幸運，還是遺憾，就留給史冊慢慢去記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