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袖子五大領袖聶元梓，曾批彭真等元老并親審自己丈夫

1968年初冬，北京城的風格外冷。某個夜里，在中央機關附近，一輛破舊的吉普車里，一位紅衛兵頭頭狠狠摔上車門，憋著一肚子火對同伴說了一句：“誰愛去誰去，反正我不去！”幾分鐘之前，他剛剛接到一個命令——半夜三更，把一位七十出頭、病體交加的老干部押到大街上去批斗，而且還是這位老人新近離婚的前妻親自點名。

這個前妻，就是在全國聲名大噪的“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聶元梓。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記得的是那張被稱作“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紙，卻未必清楚寫大字報的人，從哪里起步，又是怎樣一步步走到浪尖，最后又被掀翻在地的。聶元梓的人生，幾乎把那個時代的幾種極端狀態，都走了個遍。

一、從地主家女兒到延安青年：路選對了，人卻漸漸變了

1921年，聶元梓出生在河南滑縣一個殷實的地主家庭。按常理推演，她本該是典型的“小姐命”，可時代風向轉得太快，家族命運也跟著拐了彎。真正影響她人生軌跡的，是她的哥哥——聶真。

1929年，聶真在北平求學，接觸到進步思潮，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0年前后，他受黨組織委派回到滑縣，創建中共滑縣縣委，并出任縣委書記，縣委就設在自己家里。一個地主家的院子，變成了地下黨的據點，這在當時并不少見，卻足以讓家族的年輕人眼界大開。

少年時期的聶元梓，經常看到一些“地下同志”進進出出。哥哥在屋里悄聲開會，她在院子里假裝玩耍，耳朵卻豎得老高。久而久之，這個原本該去學琴棋書畫的小姐，對“革命”兩個字有了別樣的好感。聶真看出她的心思，有一次對她說：“跟窮人在一起，你才知道世界是什么樣。”這句話，她后來在回憶中反復提起。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國抗日形勢急轉直下，大批青年奔赴抗日前線。年僅16歲的聶元梓，經哥哥介紹參加了革命工作。1938年1月，她在延安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徹底同舊家庭劃清界限。

延安時期，她的表現并不算耀眼，卻算扎實。那時候的她，動機簡單：跟著共產黨打日本、給窮人討公道。她不怕苦，白天跑宣傳、晚上開會學習，在許多回憶中，她都說那段日子“累，但心里踏實”。

抗戰勝利后，組織安排她去東北工作。她先后在哈爾濱區委擔任宣傳部長、哈爾濱市委擔任理論部長。等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她已經是十二級干部，躋身中高級干部行列。有一點不得不承認，她在延安到解放初年的表現，放在當時的干部隊伍里，并不算差。

命運開局不錯，可人有個毛病，一旦往上走，心就容易飄。聶元梓身上，這種變化顯得格外明顯。

她的第一段婚姻，多少能看出她性情里的某些東西。1945年，她與同是革命隊伍里的吳宏毅結婚。戰爭年代，夫妻聚少離多，感情談不上多深，卻也沒有什么大風波。新中國成立之后，環境安定下來，許多人的私人生活開始浮出水面。

吳宏毅是個有文化、有名氣的才子，時間久了，他對妻子“中學文化、其貌不揚”心里有了嫌棄，便漸漸在生活作風上失了檢點。風言風語越傳越多，組織上也注意到了問題。聶元梓一開始選擇忍，她忙工作，空下來還給生病的丈夫端湯遞水，想靠溫情挽回這段婚姻。

然而，吳宏毅絲毫不為所動，繼續在外面花天酒地。直到受到組織嚴肅處理，這段婚姻也到了盡頭。1959年，二人正式離婚。婚姻破裂，對很多女人來說是沉重打擊，可對聶元梓而言，這似乎只是一道分水嶺。離婚之后，她對家庭的感情愈發淡薄。

離婚不久，她主動請求調離哈爾濱。原因倒也不完全是情感挫折，更在于她在工作上的處境已經變得十分尷尬。隨著職位提升，她性格中固執、好強甚至蠻橫的一面被放大，與上級、同事的關系日趨緊張，提拔不動，怨氣反而越積越多。

哈爾濱成了她心里的“晦氣之地”，她打電話給哥哥聶真，希望他幫助自己調去北京。聶真有些無奈，卻不好拒絕，只好找到了老戰友——時任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的陸平。

陸平當時在教育戰線頗有威望，工作繁重，卻答應了這份人情。就這樣，聶元梓離開了東北，被調入北京大學，先在經濟系任副主任，后來又轉到哲學系，擔任黨總支書記。這一步，不夸張地說，為她后來的驟然竄紅鋪好了舞臺。

值得一提的是，剛到北京不久，她做了一個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決定。以工作太忙為由，她把自己與前夫的三個孩子分別送人或交由母親撫養，自己幾乎不再過問。有人聽說后私下搖頭，說這女人心真硬。站在她的角度，大概會解釋為“革命需要”，可在常人眼里，這種冷漠，已經遠遠超過一般的“顧全大局”。

二、恩人變“敵人”，丈夫成“黑幫”：權力欲望一步步吞掉底線

來到北大后，聶元梓一開始收斂了許多。她的上級知道她從東北“調”來，心里多少有數，便留了個心眼。她也懂得察言觀色，暫時按下性子，謹慎工作。北大人才云集，她文化底子并不扎實，只能用“肯干”“敢管”彌補。短期來看，這一招確實奏效，她很快從經濟系調到哲學系，又被任命為黨總支書記。

陸平對她，算得上有恩。安排工作，解決住房，開會時也給她面子。可人和人的關系，有時就是在悄悄變化。聶元梓文化水平有限，卻偏偏喜歡在學術場合“指點江山”。最出名的一次笑話，是在會上把《靜靜的頓河》說成赫魯曉夫寫的，引來一片尷尬；實際上，這部作品的作者是蘇聯作家肖洛霍夫。類似的情況多了，同行們背后難免議論。

哲學系里學問人不少，聶元梓偏愛在他們面前高談哲學。時間一長，大家表面不說話，內心卻難免把她當成笑柄。陸平起初還幫著圓場，慢慢也有了意見。她則敏感地察覺到這種變化，心里越發不平衡，覺得自己“被輕看了”。

1964年，高教部派工作組進駐北大，征求師生對學校領導班子的意見。對很多人來說，這只是一次普通的檢查，對她而言，卻像是天降機會。那段時間，她已經對陸平頗有怨氣：一來認為自己升遷受阻，二來覺得自己反而成了“眾矢之的”，她把矛頭統統指向了這位曾經的“恩人”。

在工作組面前，她搬出陸平歷次會議上的講話，斷章取義整理成“材料”，還扣上“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這樣的帽子。把舊恩情拋在一邊，把新怨氣翻上臺面，這一步，走得極為決絕。

但歷史有時就這么微妙。相關情況上報后，毛主席得知此事，了解情況后說了一句：“陸平是個好同志。”有了這一句話，風向瞬間扭轉，陸平暫時保住了位置。

陸平有驚無險，聶元梓卻栽了。恩將仇報的事很快傳遍北大，她在校內成了“過街老鼠”。在贊成與反感的平衡中，有些人原本對她還算中立，這下也轉向了鄙夷。她感受到這種冷遇，心里又怕又恨，開始拼命尋找新的“靠山”。

就在這時，她做出了一個很多人至今不太好理解的選擇——再婚，而且要找一個位高權重的“保護傘”。

1965年夏天，在一些老干部牽線下，聶元梓與67歲的吳溉之見面。吳溉之1924年入黨，參加過北伐，走過長征，建國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是資歷極老的“革命前輩”。他的妻子已經去世多年，子女成家另過。對聶元梓而言，這樣的對象既有政治地位，又無原配“掣肘”，可謂理想人選。

第一次見面，她極盡討好之能事，照顧老人起居，說話間不時流露出“崇敬之情”。吳溉之年近七十，身體欠佳，心卻不算老，不久便對這個比自己小二十多歲、又會說會做的女人生出好感。盡管子女們堅決反對，他仍在1965年冬天與聶元梓登記結婚。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回憶者筆下，這場婚姻一開始并不緊張。吳溉之考慮到對方在北大的處境，實實在在幫她擋了幾次風。但誰也沒想到，不到一年，風云驟變，這個新婚丈夫很快就從“依靠”變成了她手里的一張牌。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發，全國政治氣候陡然轉向。就在風浪將起的時候，康生的妻子曹軼歐受命到北大“蹲點”。她盯上了這個曾經敢上書“揭發”陸平，又剛剛熬過一輪風波的女干部。曹軼歐主動找上門，說可以“再提提意見”。

一開始，聶元梓心有余悸，婉言拒絕。可形勢發展太快，很快已經不是“提不提意見”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等到大形勢已經明朗，她反過來主動找曹軼歐，詢問能否對陸平等人寫大字報，得到肯定答復后，一場影響全國的事件就此醞釀成熟。

1966年5月底，她與幾人起草并貼出了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北大黨委領導，批判他們“壓制革命左派”。這張大字報，很快被上層定性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不僅被媒體大篇幅轉載，還被康生冠以“巴黎公社式的宣言”這樣夸張的評價。

短短幾天，她從北大一名飽受非議的系黨總支書記，變成了風口浪尖上的“革命闖將”。隨后不久，她又與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范大學的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一起，被視為“紅衛兵五大領袖”。

權力來得太快，一個本就強勢、好勝、虛榮心極重的人，很難不被沖昏頭腦。她開始頻繁出入各種場合，前呼后擁，身邊簇擁著一群年輕的紅衛兵“小將”，說話口氣也漸漸變了味。在一些知情者眼里，那段日子，她頗有幾分“慈禧太后出巡”的架勢。

她的攻擊對象，也迅速從校園領導擴展到更高層面的老干部。按康生等人的授意，她參與對彭真、安子文等老同志的“批判”，攻擊他們是“叛徒”“黑幫分子”。甚至連資歷極深的朱德元帥，都在她主持或參與的批判文章中受到無理指責。這種做法，已經不只是“站隊激進”，而是全然不顧基本的是非邊界。

更加刺眼的，是她對自己剛剛結婚不到一年的丈夫吳溉之的態度。

1966年下半年，康生懷疑吳溉之與“特務”有聯系，要對他進行審查。在這種氛圍下，這句“懷疑”幾乎是一紙“死緩”。為表明立場，也為避免自己被牽連，聶元梓很快與吳溉之辦理離婚。理由冠冕堂皇：與“有問題的人劃清界限”。離婚之后，她不僅沒再對這位老革命給予哪怕一絲同情，反而在康生等人的推動下，多次配合“審查”。

1966年12月底，發生了那次著名的“半夜抄家風波”。那天晚上，她告訴紅衛兵骨干牛輝林，說自己在北大住處被“幾個人鬧事”，希望他把“領頭的兄妹倆”抓走交給中南海專人管教。牛輝林不敢不從，帶著一群小將把兩兄妹押上車。但因為中南海正在開會，他們被攔在門外，只好在車里干耗。

過了一陣子，聶元梓親自趕來，提出新的主意：把兄妹倆送回家，讓他們父親“好好管教”，順便“抄一下家”。聽到這話，牛輝林隨口問了一句：“他父親是誰？”

聶元梓咬著牙說：“黑幫分子。”又補了一句：“讓他知道厲害，不準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鬧事。”

一行人氣勢洶洶地趕到兄妹倆家門口，聶元梓坐在車里，不愿露面，只讓牛輝林帶人進去。牛輝林并不知道，這戶人家其實就是吳溉之的住所。

進門之后，他看見一位面色蒼白的老人，靠在椅子上，需要人攙扶。簡短交談之后，他才意識到，這位“黑幫分子”，就是聶元梓剛離婚不久的前夫。再一打聽，才明白那對兄妹去北大，并不是所謂的“鬧事”，只是想找聶元梓要回一塊手表。

那塊手表，是空軍司令劉亞樓送給吳溉之兒子的結婚禮物。劉亞樓于1965年逝世，這塊表成了極具紀念意義的遺物。聶元梓與吳家生活在一起時，把許多東西從家里搬走，后來又把這塊手表拿走，還摔壞了。兄妹倆上門討要，發生爭執，這才被她說成“鬧事”。

聽完前因后果，牛輝林心里說不出的別扭，卻又不敢違命，只象征性“抄”了幾件東西就收手。過了一會兒，他又接到新指令——把吳溉之押到中央組織部門前“批斗”。這一回，他終于忍不住了，在眾人面前撂了狠話：

“這個人歲數這么大，身體又不好，還要批？現在半夜三更，批給誰看？誰愛去誰去，反正我不去！”

可以說，那一聲“我不去”，多少保住了吳溉之一晚的體面。然而，在這樣的政治環境里，一個老干部的命運，不會因為某個紅衛兵的一時抗拒而改變多少。1968年，在多方壓力和長期折磨下，吳溉之含冤去世，終年七十出頭。

同一年，聶元梓的好日子也到頭了。她在一些事情上的出格做法，終于惹惱了江青。原本被捧得很高的人，一旦被視為“不聽話”，下場往往不會太好。她先被隔離審查，隨即被發配到農場勞動，徹底離開了那個令她眩暈的“領袖”位置。

特殊時期結束后，她因積極追隨江青集團，參與迫害老干部等問題，于1983年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7年。三年后，因種種原因獲得假釋。從此，曾經的“紅袖領袖”，成為社會邊緣的普通老太太。

三、從風光到落寞：晚年訪談里的“懺悔”與“叫屈”

出獄后的聶元梓，生活一下子跌到底。她既沒有固定住房，也沒有穩定收入，子女跟她關系極為冷淡，有的干脆斷了來往。她自己后來在訪談中說，那段日子“就是在北京城里流浪”。今天借住這個親戚家，明天住那個舊同事家，能住幾天就幾天，住不下去了再換一家。把能想到的門都敲遍了，常有吃了上頓愁下頓的時候。

最難的時候，她會去菜市場撿別人挑剩的爛菜葉，洗洗煮著吃。說起來讓人唏噓，但這并不是什么文學化的渲染，而是多方回憶都提到的事實。她沒有資格“申請特殊照顧”，按當時的政策，只能走民政救助那條渠道。

1998年，在她一再申請下，北京市民政部門批準給她每月600元救濟金。這個數字不高，卻是她生活的底線。等到2006年，她總算分到一處小住房，不再四處借宿。那一年，她已經年逾八十五。曾經的“風光無限”，早就消散得無影無蹤。

有意思的是，就在生活逐漸穩定下來之后，她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2005年前后，在朋友幫助下，她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書里既有對早年革命經歷的回顧，也有對十年動蕩的敘述。立場如何，讀者各自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她試圖在紙面上，為自己辯解一些東西。

2009年，一位女作家專程從外地趕到北京，找到這位已經接近九十歲的老人，想為她寫傳記。兩人見面時，聶元梓顯得很平靜，不再有年輕時那種咄咄逼人的勁頭。聽完來意，她爽快答應，開始一段段講起過去。他們談起延安，談起哈爾濱，也談北京大學和那張風波四起的大字報。

在訪談和回憶錄中，聶元梓多次提到“懺悔”。她承認自己在特殊時期做過很多錯事，有的甚至是“罪行”。但與此同時，她又不斷強調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提及自己晚年的窘迫生活，言下之意，總帶著“有點冤”的味道。

這種態度，讓很多受過牽連的人家屬感到不適。因為在他們看來，被她攻擊、誣陷、批斗的那些老干部和普通群眾，不少人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監禁幾年”或者“生活貧困”這么簡單。她可以向后來來的記者說“自己很苦”，但那些已經不在的人，卻沒有機會說話了。

2019年8月28日，聶元梓在北京一家醫院去世，終年九十八歲。消息傳出時，關注的人不算多，大多也只是淡淡一句：“原來她還在世啊。”對于很多親歷那段歷史的人來說，這個名字曾經刺眼，如今不過成了一段塵封往事里的一個符號。

回過頭看她的一生，不得不說，有幾處節點極其關鍵。少年時，她受進步思想影響，加入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這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選擇。延安到解放初年的她，苦也吃了，擔子也挑了，若一直按這條線走下去，很可能會成為一名普通而稱職的老干部。

變化從什么時候開始？大概是權勢在她面前形成“誘惑”之后。哈爾濱工作期間，她嘗到了權力帶來的優越感，也在矛盾和挫折中累積了不滿，學會了把一切問題推給“別人壓制我”。進入北大后，文化上的自卑與職位上的優越疊加在一起，讓她更敏感，更好斗。

大字報風波，是她命運的轉折，也是人格被放大的一刻。被捧上“馬列主義大字報第一人”的高度，她幾乎失去了自我約束。攻擊恩人，審斗親人，攻擊地位遠高于自己的老帥、老干部，這些行為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她在那個權力場里持續做出的選擇。時代環境固然是大背景，個人的性格、欲望和判斷，同樣在其中占了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她晚年反復提及“自己也只是時代浪潮中的一朵浪花”。這句話有幾分道理，卻也有幾分推卸。浪花會起，會落，關鍵在于每一次浪頭打來時，人是順勢沖向哪一邊。有人被裹挾，卻盡力不去踩踏別人；有人則在浪頭上揮拳，狠狠砸向身邊的人。

聶元梓這一生，從地主女兒到延安青年，從理論干部到北大書記，從大字報作者到“紅袖子領袖”，再到農場勞改犯、被判刑的罪犯，最后變成靠救濟金生活的老太太，軌跡之曲折，足夠讓后人一遍遍琢磨。在那段歷史中，她既是推動者，也是受害者，但無論如何，都繞不開“責任”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