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AI如何改寫人類的戰爭倫理？

人類戰爭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技術手段與倫理相互追趕的歷史，而貫穿其中最深層的張力，始終是責任與代價之間的結構性錯位：決定戰爭的人，往往不是承擔戰爭代價的人。

戰略智慧早在數千年前便已洞見“擒賊先擒王”的最優邏輯——直接打擊敵方決策核心，以最小代價瓦解最大抵抗——卻因技術手段的根本性缺失，只能將這一理想束之高閣，轉而依賴規模化的人員消耗來解決戰爭問題。數百萬平民子弟因此成為領導者決策的代價承擔者，而決策者本身卻享有事實上的“后方豁免”（de facto rear-area immunity）。這里的“后方”本義來自戰場空間意義上的后方，指遠離直接交火區域、相對安全的指揮與支援區域。留在“后方”或者藏進堅固的地堡，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深嵌于權力結構中的系統性不公正。

AI時代的到來，正在從技術層面顛覆這一結構。深度學習、實時目標識別、自主武器系統與衛星情報網絡的融合，第一次賦予人類將古老戰略理想轉化為可重復、可規模化實施手段的能力。正如魯珀特·史密斯（Rupert Smith）在《武力的效用》開篇所言，“戰爭不再存在”（“War no longer exists”）——這里的“戰爭”，指的是那種以大規模動員與工業化消耗為特征的傳統戰爭形態。（Smith,The Utility of Force, 2005, p.1）。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精準、不對稱、以決策層為直接打擊對象的新戰爭形態。

但本文所要論證的，不只是“AI使擒賊先擒王成為可能”這一技術命題。更根本的是：AI正在重寫戰爭的責任分配機制。前現代戰爭中，責任在上、代價在下——決策者安全，士兵犧牲；工業戰爭時代，責任擴散、代價全民化——總體戰將整個社會卷入消耗；而AI戰爭時代，責任重新收斂，精準指向決策節點——戰爭的代價，開始回流至發動戰爭的人。理解這一責任結構的歷史演變，才能理解AI時代戰爭變革的真正深度。

我們將沿著這一主軸，依次探討：擒賊先擒王作為戰略理想的歷史淵源與技術困境；現代科技如何逐步打破這一困境；戰爭倫理與可實施手段之間的動態耦合；技術成熟后擒賊先擒王的必然趨勢；以及這一變革帶來的新倫理挑戰，包括“算法化處決”的哲學困境、組織形態的共進化演變、認知斬首的深層威脅，與“零門檻戰爭”的終極風險。

撰文｜徐賁

古代“擒賊先擒王”：

戰略理想與責任結構的歷史起源

戰爭作為一種權力行為，其最根本的不公正，早在人類文明形成之初便已顯現：那些擁有決定戰爭之權力的人，往往并非承擔戰爭之代價的人。這一結構性悖論，催生了與之對應的戰略直覺——既然戰爭的源頭是少數決策者，為何不直接打擊這一源頭，而要驅趕無數無名者去相互消耗？

孫子在《孫子兵法·謀攻篇》中，以最精煉的語言表述了這一直覺的戰略含義：“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一判斷的邏輯層次分明：最高明的戰爭，是打擊敵方的戰略意圖與決策能力；其次是瓦解敵方聯盟；再次才是正面軍事交鋒；大規模攻城戰則是代價最高、效率最低的下乘之選。“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是消極主義，而是指向戰爭的最高效率——通過震懾或精準清除關鍵決策者，使敵方喪失繼續抵抗的意志與能力，而無須動員百萬軍隊進行肉搏。這一理想，從責任結構的角度看，實際上是要求戰爭的代價由決策者而非普通士兵來承擔。

在西方戰爭理論體系中，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提供了與孫子遙相呼應卻路徑不同的理論框架。在《戰爭論》第八卷“戰爭計劃”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重心”概念：“從敵我雙方的主要特征中，會形成一個重心，它是全部力量與運動的樞紐，一切都依賴于它。這就是我們必須集中全部力量打擊的點。”（Clausewitz,On War, BookⅧ, Howard & Paret trans.）他進一步建議“如果可能，將其追溯至單一一點”——領導層與指揮鏈正是這一“樞紐”最直接的人格化體現。克勞塞維茨同樣清醒地認識到，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On War, Book I），因此戰爭的終極邏輯，必然指向驅動政治決策的核心人物。

克勞塞維茨，普魯士少將、軍事理論家，他的《戰爭論》被視作軍事策略與科學的開創性著作。

然而，孫子的洞見與克勞塞維茨的邏輯，都在同一道技術門檻前碰壁。古代武器的精度有限、射程不遠、情報滯后，領導層通常深藏于后方要塞，被厚重的軍事層級與地理縱深所保護。歷史上不乏擒賊先擒王的成功案例，但無一例外依賴高度偶然的條件：漢代傅介子潛入樓蘭酒席刺殺國王，依賴極端的情報滲透與個人勇氣，無法復制；蒙古軍隊圍攻釣魚城，蒙哥汗意外被擊傷而死，是防御性偶然而非主動戰略；歷次反法聯盟討論針對拿破侖的暗殺方案，均因保護層級過密而無法實施。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共同結構：在前現代戰爭中，成功的擒賊先擒王幾乎總是依賴奇襲、滲透或意外，而非系統性、可重復的技術能力。

然而，即便進入現代戰爭時期，“擒賊先擒王”依然難以從偶發事件轉化為穩定戰略。對國家元首或最高指揮層的定點打擊，仍然受到多重結構性約束：情報的不完全性、決策鏈條的冗余設計、安保體系的層層防護，以及政治后果的高度不確定性。歷史上確有若干震撼性的成功案例，例如1943年盟軍在“復仇行動”（Operation Vengeance）中擊斃日本海軍名將山本五十六，依賴的是對其行程的精確破譯與一次性機會窗口；又如冷戰及其后時期針對個別政治或軍事領導人的“定點清除”，往往建立在長期情報積累與技術優勢之上，但仍難以復制為普遍適用的作戰范式。

與此同時，也有大量失敗或放棄的計劃，恰恰說明問題的另一面。二戰期間針對阿道夫·希特勒的多次暗殺行動（包括“女武神行動”），盡管在戰術上精心策劃，卻因偶然因素與結構性防護而功敗垂成。即使在技術條件顯著進步的20世紀后半葉與21世紀初，國家領導人依然通過分散指揮、機動位置與信息隔離來降低被“斬首”的風險。

《至暗時刻》劇照。

這些經驗表明，在工業化乃至信息化戰爭階段，“斬首行動”雖已從純粹的偶然事件轉向“高風險、高成本的特種能力”，但仍未成為一種低成本、可規模化、可重復的戰略工具。它依舊依賴稀缺情報、精密協調與時間窗口，且往往伴隨著巨大的政治與戰略不確定性。因此，在AI時代之前，孫子式的“擒賊先擒王”與克勞塞維茨式的“重心打擊”，始終停留在一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之中——前者在觀念上清晰而優雅，后者在實踐中卻被技術與組織結構反復抵消。

技術瓶頸的長期存在，催生了與之相應的倫理規范體系，以“合理化”這一現實不平等。國際法與戰爭倫理逐漸發展出保護領導層的規則框架：禁止暗殺、區分戰斗人員與非戰斗人員——而非戰斗人員的定義中，微妙地將后方指揮官納入相對安全的范疇。歷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戰爭的面孔》（The Face of Battle, 1976）中深刻指出，戰爭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階層書寫的歷史，充滿對“榮耀對決”的浪漫化，卻對普通士兵的具體苦難語焉不詳。這一書寫傳統本身，就是領導層“后方豁免”的意識形態支撐——當手段不可行時，宣布相應目標為禁忌，既能彰顯文明性，又恰好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偏好。

這便是前現代戰爭責任結構的歷史遺產：責任在上，代價在下。理想雖明晰，手段卻缺失，而倫理規范恰好填補了這一缺失，使不平等的責任分配得以制度化。這一結構，將隨著技術革命的到來被徹底動搖。

《竊聽風暴》劇照。

現代科技的崛起：

從工業化消耗到外科手術式精準

從前現代戰爭到工業戰爭，責任結構發生了一次重要但并非根本性的變化：代價不再只由基層士兵承擔，而是擴散至整個社會——但決策者自身，依然享有相對的物理安全。凡爾登戰役雙方各損失約三十萬人，斯大林格勒戰役的百萬級傷亡，將工業化消耗戰的內在邏輯推至極致：以量換勝，以社會總體承受能力的崩潰來決定戰爭結果。領導層在這一框架下反而具有戰略穩定價值——敵方領導層若被消滅，可能引發無序崩潰，反而難以談判終戰；保留其存在，才能在筋疲力盡時簽署停戰協議。工業戰爭在客觀上強化了領導層保護。

馬丁·范克雷費爾德（Martin van Creveld）在《戰爭的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1991）中對這一范式進行了歷史性解剖。他指出，自1945年以來，以國家為單位、以軍隊為工具的大規模戰爭正在全面瓦解：核武器使大國之間的工業戰爭成為相互確保毀滅的自殺游戲，而大量實際發生的沖突，則是非國家行為者參與的低強度持久戰。國家對暴力的壟斷正在瓦解，大規模人民動員從“合理”變為“高代價荒謬”。

然而，范克雷費爾德未能充分預見的是：精確技術與AI的出現，正在為國家行為者提供一種全新的戰爭工具，使其能夠以極低的人員代價實現精確的戰略效果——既不必走向核毀滅的極端，也不必陷入低強度沖突的長期泥沼。這一發展，正是從工業戰爭向精準戰爭轉型的技術基礎。

1991年海灣戰爭是這一轉型的歷史分水嶺。美國主導的多國聯軍使用激光制導炸彈與“戰斧”巡航導彈，對伊拉克指揮通信體系實施精準打擊，在極短時間內瓦解了伊拉克軍隊的協調能力。與越戰的無休止消耗相比，聯軍士兵傷亡微乎其微，而伊拉克的軍事基礎設施損失慘重。精確制導武器雖然只占投彈總量的約10%，卻造成了60%以上的關鍵目標破壞。這場戰爭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精確戰爭的戰略潛力，但其局限同樣清晰：對移動目標尤其是領導層人員的實時追蹤能力十分有限，薩達姆·侯賽因始終未被鎖定為可靠打擊目標。

無人機技術的成熟，代表了精確打擊能力的第二次飛躍。從2001年阿富汗戰爭開始，“持久凝視”（persistent stare）能力第一次被系統性地應用于高價值人員目標：無人機可以在目標上空持續巡邏數十小時，積累“模式生活情報”（pattern of life intelligence），掌握目標的日常規律，選擇最佳打擊時機。這使得打擊高價值人員從“偶然性奇襲”轉變為“系統性獵殺”。但早期無人機系統仍高度依賴人工判斷，每一次打擊都需要漫長的情報分析鏈條，規模化能力受到根本制約。

《生化危機5：懲罰》劇照。

機器學習與人工智能的介入，是精確打擊能力第三次也是迄今最根本的飛躍。AI在戰爭情報鏈條中的核心貢獻，體現在幾個相互強化的層面。目標識別自動化方面，深度學習算法可以整合衛星圖像、信號情報、人力情報與社交媒體分析，將原本需要數周的情報處理壓縮至實時完成。以色列國防軍開發的“福音”（Gospel）AI系統，據報道能夠每天自動生成數以百計的打擊目標推薦，極大擴展了戰場情報處理能力。模式行為預測方面，AI不僅能識別目標在已知位置的存在，還能基于歷史行為數據預測其未來位置與活動規律，實現“預測性定位”（predictive targeting），使移動目標追蹤從技術難題變為常規能力。在“殺傷鏈”（kill chain）的時間壓縮方面，傳統從發現到打擊的全過程耗時數天乃至數周；AI驅動的現代殺傷鏈，理論上可將某些環節壓縮至分鐘級甚至秒級，對打擊高機動性領導層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

史密斯在2005年已預見了這一方向的大輪廓：“武力的效用必須被重新定義——不再是通過壓倒性數量贏得戰場，而是通過精準效果實現政治目的。”（Smith,The Utility of Force, 2005, p.267）AI的出現，正是將這一“精準效果”推向了極致，并第一次為擒賊先擒王提供了可規模化、可重復實施的物質基礎。工業戰爭時代擴散至全民的戰爭代價，正在被技術重新匯聚，指向決策節點。

戰爭倫理與可實施手段：

一部動態耦合的歷史

理解戰爭倫理演變的關鍵，在于擺脫一種常見的誤解：將戰爭倫理視為超越歷史的絕對道德命令，認為某些行為“本質上”被禁止，與技術條件無關。事實上，戰爭倫理從來都是技術條件、權力結構與道德哲學三者復雜博弈的產物，隨著技術條件的變化而持續演進。歷史提供了一個反復出現的規律：當某種手段在技術上不可行時，倫理體系傾向于將其宣布為“禁忌”；而當技術使其成為可行時，倫理體系則經歷壓力與重新闡釋，最終在某種程度上接納這種新手段。

化學武器的歷史是這一規律的清晰例證。一戰之前，化學武器并無明確的國際法禁止，因為其大規模使用的技術能力尚未成熟。一戰中的毒氣使用造成了毀滅性的人道主義災難，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新禁忌的迫切需求，最終形成了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的禁用規范——倫理禁止是在技術成熟且被證明具有濫殺性之后才形成的。戰略轟炸的歷史則展示了相反方向的演變：早期針對平民城市的空襲遭到國際社會普遍譴責，但隨著技術能力的規模化，雙方都接受了“戰略轟炸”作為戰爭手段，倫理邊界大幅后退。無人機定點清除的逐步合法化，則是最直接的當代案例：2001年以來的大量實踐，催生了倫理論證的成熟。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2016年《代達羅斯》雜志的論文中明確表態：“無人機殺戮與狙擊手步槍在道德上無異……這是不對稱戰爭的理想武器。”（Walzer, "Targeted Killing and Drone Warfare",Daedalus, 2016）倫理共識追隨了技術實踐。

《反思無人機》

作者：（法）夏馬尤

譯者：焦靜姝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4年12月

沃爾澤在《正義與非正義戰爭》（Just and Unjust Wars, 1977）中構建的正義戰爭框架，為理解這一演變提供了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工具。他區分“開戰正義”（jus ad bellum）與“作戰正義”（jus in bello），并將“區分原則”（discrimination）與“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置于后者的核心：只能攻擊戰斗人員而非平民，且預期軍事收益必須大于附帶平民傷亡。這一框架從一開始便為精確打擊領導層留下了理論空間。沃爾澤明確寫道：“在戰時，軍事領導人顯然是合法目標……狙擊手被派去擊殺來訪的上校或將軍，這是針對殺戮，但沒人會指責他非法或錯誤。”（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 1977）

AI精確打擊技術的出現，以一種特定方式解決了區分原則與比例原則之間長期存在的內在張力。在傳統炸彈轟炸時代，即使目標是軍事設施，附帶的平民傷亡也難以避免，區分原則常常被技術限制所違背。AI精確打擊在理論上使區分原則的實現更為可行：算法可以在打擊前實時評估目標周邊的平民存在，甚至在檢測到特定情形時中止打擊。而從比例原則的計算看，以精確導彈定點清除某指揮官，與通過大規模轟炸整個城區來摧毀同一指揮所相比，前者在附帶傷亡方面顯然更符合倫理要求。這一邏輯引出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推論：AI精確打擊，在符合倫理的意義上，實際上是一種道德“進步”——它使戰爭在技術上更接近正義戰爭理論的理想標準。

然而，正是在這一表面上清晰的道德進步敘事中，潛藏著需要深入審視的哲學困境。

《少數派報告》劇照。

處決邏輯還是戰爭邏輯：

AI時代倫理的深層裂縫

當戰爭從“群體性暴力”轉向“高度個體化的定點清除”，一個傳統正義戰爭框架尚未充分回答的問題浮出水面：減少無辜傷亡，與定向處決特定個體，并不自動等價為道德進步。這兩者之間，存在一道深刻的哲學裂縫。

傳統戰爭倫理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戰爭是兩個政治共同體之間的武裝沖突，其中的殺戮是匿名的、結構性的，而非針對特定個人的。士兵殺死的，不是“張三”，而是“敵方戰斗人員”；被殺死的，也不是“李四”，而是“我方士兵”。這種匿名性，是戰爭倫理與謀殺倫理之間的關鍵區別——正義戰爭理論的核心假設之一，是戰爭中的殺戮不等同于對個人的謀殺，因為它指向的是抽象的“敵方戰斗人員”身份，而非具體的個人存在。

AI精確打擊，從根本上打破了這一匿名性。當算法生成的是附有姓名、照片、行動規律與位置坐標的特定個人目標檔案；當打擊決策針對的是“某某指揮官”而非“敵方指揮所”；當殺傷鏈終點是一個有名有姓、被長期追蹤的具體人物——戰爭的邏輯與處決的邏輯之間的界限，便開始模糊。這不只是哲學上的精致區分。它指向一個實踐中的真實困境：AI精確打擊既不像傳統戰爭（群體性、匿名性、相互暴力），也不像司法程序（有明確的程序正義、辯護權利、無罪推定），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某種“算法化處決機制”——它有戰爭的權力授權，卻行使著類似處決的個體化暴力。

這一困境在非對稱沖突中尤為尖銳。當美國以“參與敵對行動”為由，將某個也門或巴基斯坦部落領袖列入打擊名單，并由AI系統在其正常生活場景中（而非戰場上）實施致命打擊時，整個過程缺乏任何形式的第三方審查、辯護機會或錯誤糾正機制。目標無法知道自己已被列入名單，無法申訴或證明自己無辜，甚至在許多情況下，連打擊后的錯誤識別都沒有任何追責程序。這與司法處決的本質區別，不在于結果（死亡），而在于過程——后者有程序正義的全部保障，前者一無所有。

沃爾澤本人對這一滑坡有所警惕，他堅持認為“和平時期政治暗殺在民主國家絕不允許”（Walzer, 2016），并強調戰時定點清除的合法性，必須嚴格限定于“直接參與指揮作戰”的目標。但“直接參與”的邊界，在AI時代正在以令人擔憂的方式擴張。當“行為特征分析”（signature strikes）——不基于具體身份，而基于行為模式——成為打擊依據時，傳統戰爭倫理要求的具體目標識別已被徹底架空。你不是因為你是誰而被打擊，而是因為你的行為模式被算法標記為“威脅特征”。這是算法化處決邏輯最危險的極端：不需要確認你的身份，只需要你的行為符合某種模式。

這一困境指向了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AI戰爭的道德進步敘事（更少附帶傷亡、更符合區分原則），是以一種新的道德代價為前提的——將戰爭邏輯與處決邏輯的邊界抹平，創造出一種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形式：有國家授權、無程序保障、依靠算法執行、針對特定個體的定向致死機制。“更少傷亡”并不自動意味著“更正義”，如果這種“更少傷亡”是通過徹底放棄程序正義、個人尊嚴與錯誤糾正機制來實現的。

《敦刻爾克》劇照。

技術成熟后

擒賊先擒王的趨勢必然性

盡管存在上述深刻的倫理張力，擒賊先擒王在技術成熟后成為主流戰略趨勢，其內在邏輯卻是強大的。這一邏輯的力量，來自三個相互強化的層面：戰略有效性的實證支撐、責任結構重塑的倫理吸引力，以及威懾機制的根本性轉變。

戰略有效性的問題，有實證數據可供參考。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帕特里克·約翰斯頓（Patrick Johnston）在2012年發表的《斬首管用嗎？》（“Does Decapitation Work?”）中，分析了1975年至2003年間118場叛亂與反叛亂沖突中的斬首案例，核心發現是：成功的斬首行動使政府方獲勝的概率提高約25%，并能顯著縮短沖突持續時間、降低暴力強度（Johnston,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4, 2012）。這并非“萬能銀彈”的證明，約翰斯頓本人強調了組織特性與執行質量的關鍵調節作用，但它提供了有統計意義的實證支持，證明擒賊先擒王在特定條件下具有可量化的戰略優勢。更值得注意的是反事實分析：在不實施斬首的情況下，這些沖突會以什么方式延續？大多數情況下，答案是持續的大規模傷亡。即使斬首行動本身造成一定的附帶傷亡，只要它能縮短沖突周期，其凈效果仍可能在總體傷亡層面是正面的。

反對擒賊先擒王的聲音，在表面上采用倫理與法律的語言，但其實質動機值得深入審視。決定國際戰爭規則的人，正是戰爭中最可能成為被打擊目標的人；國際法由國家代表談判，國家由領導層代表——任何強化領導層保護的規則，都具有天然的政治支持基礎。從這個視角看，1976年美國《總統行政令11905號》禁止美國政府雇員參與暗殺活動，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制度化的“精英互保協議”。當以色列、美國實施精確打擊時稱之為“精準反恐”；當伊朗代理人或俄羅斯實施類似行動時，則遭到強烈譴責——這種雙重標準本身，揭示了“倫理反對”背后深藏的利益邏輯：反對者并非不懂其有效性，而是擔心自己成為那個“先走的人”。

但在已然開打的戰爭中，這些反對理由終究無法阻擋技術與利益的合力。克勞塞維茨已經指出，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On War, Book I）；如果戰爭的終極目的是政治意志的實現，那么直接打擊產生這一政治意志的來源，在邏輯上始終優于間接的大規模消耗。AI的獨特貢獻在于將這一優先級在實踐層面徹底兌現：系統可以24小時持續追蹤，無需人類執行者暴露生命風險；算法可以預測繼任者行為，提前阻斷重建；多輪打擊鏈條的自動化規劃，甚至可以實現“斬首+后勤切斷”的復合效果。

擒賊先擒王在技術成熟后最深刻的戰略影響，或許不在于戰爭中的實際打擊效果，而在于其對戰爭決策的威懾結構轉變。傳統戰爭威懾建立在“如果你發動戰爭，你的國家將受到打擊”的集體性基礎上——代價最終由全體國民承擔，而非專門由決策者承擔。這是一種責任與代價之間的根本性錯位。AI精確打擊正在創造一種全新的“個人化威懾”：如果你發動戰爭，你本人將成為優先打擊目標。這一威懾結構，在邏輯上比集體性威懾更為精準，也更符合正義——它要求決策者為自己的決策付出直接代價，而非將代價轉嫁給無辜的國民。史密斯所描述的戰爭形態轉變（Smith, 2005），在這一維度上獲得了其最深刻的倫理含義：戰爭的代價，終于開始回流至戰爭的源頭。

《獵殺本拉登》劇照。

斬首戰略與組織形態的共進化：

一個結構性困境

然而，擒賊先擒王的戰略有效性并非一成不變的常數，而是嵌套在一個更復雜的動態過程之中。當斬首戰略日趨系統化，被打擊的組織并非靜止地等待被消滅，而是在持續的壓力下發生適應性演化。這一共進化過程，揭示了AI時代擒賊先擒王戰略一個深層的結構性困境：越有效的斬首，反而可能催生越難以被斬首的組織形態。

約翰斯頓的《斬首管用嗎？》研究已經指出，斬首對高度個人化領導層依賴型組織效果最佳，對高度官僚化組織效果有限，而對去中心化網絡結構則效果最差（Johnston, 2012）。這一發現本身，就隱含了一個演化壓力的邏輯：當領導層面臨持續的精確打擊威脅，組織的生存壓力會驅動其向更難被打擊的結構形態演變——減少對可識別領導層的依賴，發展分布式決策機制，培育無需中央指揮的自主執行能力。基地組織在持續反恐打擊下的碎片化演變，正是這一邏輯的歷史展現：核心領導層被持續清除，組織并未瓦解，而是以更難追蹤的“特許分支”形式在全球范圍內擴散——ISIS、基地組織馬格里布分支、也門基地組織，每一個分支都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無需等待中央指令便可發動行動。

這一共進化過程的結構性含義，遠超單純的戰術層面。它指向一個可能的歷史趨勢：AI精確打擊的持續壓力，正在為未來的政治與軍事組織形態施加一種強大的演化選擇壓力——向“不可斬首形態”演化。那些擁有高度分布式決策機制、去中心化執行能力與無明確領導層的組織，將在AI時代的生存競爭中占據優勢。這不是科幻推測，而是組織演化在持續壓力下的邏輯必然。

這一趨勢帶來了一系列深刻的后果。從戰爭效果的角度，AI擒賊先擒王并不會終結有組織的武裝抵抗，而是推動其向更扁平、更彌散、更難以被技術手段定位的形態演變。去中心化組織固然在協調大規模行動上能力有限，但在持續騷擾、點狀打擊與信息戰方面，往往具有更強的韌性。范克雷費爾德早已預見，戰爭轉型后，沖突將更趨持久化、低強度（van Creveld, 1991）；AI驅動的擒賊先擒王，可能加劇而非減輕這一趨勢。

從更廣的政治層面看，這一共進化壓力甚至可能塑造未來政治權力的組織邏輯。當集中式的領導結構意味著極高的脆弱性，權力組織將面臨“集中以便有效”與“分散以便存活”之間的根本性張力。這不是某一類武裝組織獨有的問題，而是AI時代所有權力結構必須面對的新現實。

《國土安全》（第八季）劇照。

認知斬首：

比物理清除更深遠的戰爭維度

在擒賊先擒王的討論中，物理清除往往占據著分析的中心，但從長遠的戰略影響看，認知層面的“斬首”或許遠比物理層面更為根本，其影響也更為深遠和難以逆轉。

物理斬首消滅的是特定的決策者；認知斬首改變的，是誰被視為“決策者”、什么被視為“現實”、哪種政治選擇被視為“可能”。AI最深刻的戰爭能力，或許不在于“殺誰”，而在于定義誰是敵人、誰是領袖、哪種敘事是真實的。這是一種在戰爭史上全新的權力形式：對集體認知本身的塑造能力。

認知斬首在技術層面有多種實現路徑，彼此相互強化。通過AI生成的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可以制造高度逼真的虛假視頻或音頻，顯示某位領導人發表特定聲明、做出特定決定，從而在其組織內部制造信任危機與決策混亂——這是對領導權威的認知層面消解，無需物理接觸。通過算法驅動的大規模信息干預，可以系統性地塑造目標人群對敵方領導層的認知：強化負面形象、放大內部矛盾、制造分裂敘事，使領導層在其支持群體的認知中“死去”，即使其物理上仍然存在。更深層的形式，是對決策信息生態的系統性污染：當AI可以在敵方的情報收集與分析系統中注入大量精心設計的虛假信號，敵方領導層的決策依據本身便遭到了侵蝕，其判斷能力的削弱不亞于物理清除。

史密斯在《武力的效用》中深刻指出，現代戰爭的核心爭奪在于“敘事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narrative）（Smith, 2005, p.371）——誰能控制戰爭敘事，誰便能左右沖突的政治結果。AI深假技術與算法信息戰，是在這一戰場上的終極工具。它們不需要殺死一個領袖，只需要使其在關鍵受眾的眼中失去合法性，或使其決策依據的信息基礎遭到徹底瓦解。

認知斬首的另一個重要維度，是對“決策者”本身的定義權之爭。在AI驅動的信息戰中，影響政治決策的關鍵節點可能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或軍事領導人，而是信息流通的樞紐——關鍵媒體節點、意見塑造者、算法推薦系統的設計參數。誰能控制這些認知基礎設施，誰便擁有了更深層的“斬首”能力：不是消滅某個具體的決策者，而是從根本上塑造整個決策生態，使某些選擇看起來“不可能”，使某些領導人看起來“不正當”，使某種政治意志在形成之前便遭到消解。

孫子關于“上兵伐謀”的古老智慧，在認知斬首的維度上獲得了最深刻的當代回響：“伐謀”的最高境界，不是殺死執行謀略的人，而是瓦解謀略得以產生的認知與信息基礎。這是一種比物理清除更徹底、更持久，也更難以防御的戰爭形式——因為它的戰場，是人類認知本身。

《國土安全》（第八季）劇照。

零門檻戰爭：

AI帶來的最危險遺產

從以上分析中，浮現出一個貫穿AI時代戰爭變革的最危險命題：AI真正降低的，不是戰爭的破壞力，而是發動戰爭的心理門檻。沃爾澤在2016年的論文中已經觸及這一問題，他警告道：“輕松戰爭的代價，是更多的戰爭。”（Walzer, 2016）但這一警告的全部含義，值得更充分的展開。

傳統戰爭的高代價，在一個意外的維度上發揮著維護和平的功能：它使發動戰爭的決定沉重而難以輕率。當一場戰爭意味著己方將有數萬乃至數十萬士兵陣亡，意味著國內民眾將面臨漫長的犧牲與消耗，這種集體性代價會在政治決策者心中形成強大的抑制力量——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政治生存的本能。即使是最魯莽的領導人，也必須面對戰爭帶來的社會動蕩與政治反噬。這是工業戰爭時代“代價全民化”這一結構性不公正，反而產生的一個意外的和平紅利。

AI精確打擊系統的出現，正在系統性地消解這一抑制力量。當己方戰斗人員的生命風險接近于零（無人機操作員坐在數千公里外的控制室，自主武器系統完全無需人員暴露），當打擊行動可以在媒體雷達之下悄然進行而無需公開宣戰，當戰爭的政治代價被“精準”與“必要”的話語框架所消解——發動武裝行動的門檻，在政治心理層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西線無戰事》劇照。

這一“零門檻”效應在實踐中已有顯著體現。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大幅擴展了無人機打擊項目，在也門、巴基斯坦、索馬里等多個國家實施了數百次打擊行動，其中許多發生在從未正式宣戰的地區——正是因為無人機行動的低政治代價，使得這些行動可以在國內政治審查的雷達之下持續進行。這代表了一種新型沖突形態的興起：持續的、低強度的、從未被正式宣布的武裝干預，介于和平與戰爭之間，卻擁有戰爭的全部致命效力。

這一趨勢的長期影響，可能比任何單次戰爭更為深遠。當“決定使用武力”的政治代價持續降低，國際關系中的暴力閾值將系統性地下移。更多的爭端將以武力手段解決，而非通過外交協商；更多的“預防性打擊”將以算法分析為依據而非明確的迫在眉睫的威脅；更多的國家將在模糊的法律框架下，以“精準”與“必要”為名，實施事實上的持續武裝干預。

核威懾與精確打擊的危險交集，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風險。當核國家意識到對手的AI系統具備在開戰首日精確消滅其核武器指揮鏈的能力，其核戰略的穩定性將受到嚴峻挑戰。蘭德公司研究員詹姆斯·阿克頓（James Acton）已經警告，AI精確打擊能力的提升，正在侵蝕核威懾體系賴以運作的“第二次打擊能力”（second-strike capability）的可信度：如果一個國家相信自己的核力量可能在第一輪打擊中被精確摧毀，它在危機中采取先發制人行動的壓力將大幅上升（Acton, "Escalation through Entangle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8）。AI帶來的“更精準的常規戰爭”，可能在核戰略博弈的層面，反而推動著人類向它本應避免的最壞結果靠近。

零門檻戰爭的終極悖論在此顯現：AI使戰爭在單次行動層面更“清潔”、更“精準”、更“有限”，卻在系統層面使戰爭更頻繁、更持續、更難以終止，并在極端情況下為核升級埋下隱患。這是AI時代戰爭變革最深重的遺產——不是戰爭變得更人道，而是戰爭變得更容易發動。孫子的終極智慧“不戰而屈人之兵”，在這一語境下獲得了全新的迫切含義：真正的進步，不在于將戰爭打得更精準，而在于將戰爭發動的門檻維持在足以令決策者三思的高度。

《安德的游戲》劇照。

結語

技術進步與文明選擇

之間的永恒張力

回到開始的核心命題：AI時代的戰爭變革，正在重寫人類戰爭的責任分配機制。前現代的“責任在上、代價在下”，工業時代的“責任擴散、代價全民化”，正在讓位于一種新的結構——責任重新收斂，指向決策節點。孫子關于“伐謀”的戰略理想，克勞塞維茨關于打擊“重心”的戰略邏輯（Clausewitz,On War, BookⅧ），沃爾澤關于精確打擊倫理正當性的論證（Walzer, 2016），史密斯宣告的工業戰爭終結（Smith, 2005），共同勾勒出這一歷史方向的清晰輪廓。

然而，這一“進步”充滿了深刻的復雜性。擒賊先擒王在責任結構上更接近正義，卻在實踐中創造了“算法化處決機制”這一前所未有的暴力形式。AI精確打擊減少了附帶傷亡，卻降低了發動戰爭的心理門檻，可能帶來更多而非更少的暴力總量。斬首戰略在戰術層面有效，卻在結構層面推動被打擊組織向更難以被消滅的去中心化形態演化。物理斬首有其明確的技術路徑，而認知斬首——對集體認知與信息生態的系統性塑造——則打開了一個在歷史上全新的、邊界更難界定的戰爭空間。

這些復雜性不應成為否認AI戰爭變革深度的理由，而應成為驅動我們更嚴肅地思考技術進步與文明選擇之間永恒張力的動力。技術進步本身是中性的，但其展開的方向，取決于人類在倫理框架、國際法規范與政治意志層面所做的選擇。AI使擒賊先擒王從夢想變為現實，這是遲到數千年的技術兌現；但如何在這一新現實中，既保留其對責任結構的正義性修正，又防范其對戰爭門檻的危險侵蝕，這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明課題。

最終，和平仍依賴外交與威懾，戰爭的減少仍依賴政治智慧而非技術精度。但在沖突不可避免時，一個更公正的戰爭形態，應當是讓那些決定戰爭的人，而非無數無名的普通人，站在歷史最殘酷的舞臺最前排。這是殘酷的進步，是人道的邏輯，也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在技術時代最現實的投影——將發動戰爭的代價，重新歸還給發動戰爭的人。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徐賁；編輯：李永博；校對：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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