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泉寧靜俞飛鴻新片殺瘋，他太敢寫了！

短視頻 | 言寺、柯諾

采寫 | 柯諾

從開拍至今已過去十年，電影《蜂蜜的針》在3月28日正式公映。

“現(xiàn)在上映對我來說是一個意外的驚喜。它像一位好久沒見的朋友，久別重逢。如果要對它說一句話，想說你好嗎？希望它好。”編劇兼監(jiān)制李檣這樣描述面對影片登上大銀幕的心情。

《蜂蜜的針》改編自德國當代犯罪小說作家英格麗特·諾爾的名作《一個好女人》。回憶當初的創(chuàng)作選擇，這部小說吸引李檣改編的地方，是在于“日常”里的“不日常”。

“它不是慣常的推理懸疑小說，讓你猜罪犯是誰。”李檣說，“作者寫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特別平常的人，甚至是身邊熟悉的那些人，他們如何突然就犯罪了，犯罪的動機、心理，以及犯罪過后怎么處理自己的生活。”

在他看來，這樣的故事與你我相關。“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黑暗的小盒子，像潘多拉魔盒。無論是誰，都不能保證自己平安度過一生，搞不好在一念之間或者在一種不可理喻的狀態(tài)里，就走向絕境，做出極致的選擇。”

這讓李檣想借由這部電影，探討一個人性的謎題：為什么人會犯罪？這一謎題，最終凝結在女主角支寧身上。

1905電影網(wǎng)《對話》欄目專訪李檣

支寧，是小數(shù)點后的余數(shù)

電影故事里，支寧是一個性格孤僻、社交疏離的農科院研究員。她對作家寇逸產生了極端的迷戀，偷窺、跟蹤，一步步墜入黑暗深淵，從普通人轉變?yōu)檫B環(huán)殺手，最終打破了對愛情的幻想。

“風起于青萍之末。”李檣說，最極致的事情往往由最微弱的東西所觸發(fā)，生活就是如此。

支寧經(jīng)歷了前后四次關鍵的犯罪時刻，李檣逐一拆解這四次犯罪的心理動因——

第一次殺害寇逸的妻子，是無心之舉：“在一種倉皇中出于本能的自保，是被動的應激結果。”第二次將闞天天推下懸崖，是她的主動選擇。

第三次殺害澹臺鶯，是悲憤交集中的激情犯罪：“有臨時起意，也有壓抑在心靈深處的釋放，是在主動與茫然之間的縫隙當中的抉擇。”第四次犯罪，李檣稱之為“亡命之徒”的狀態(tài)：“只要能活著，只要能繼續(xù)愛，就不顧一切了。”

對于支寧的形象、行為與她的命運，片名“蜂蜜的針”是一個巧妙的比擬。

“蜜蜂的針不會輕易蜇人，而是用來防御和保護自己。因為刺的同時意味著死——蜜蜂的針有倒鉤，刺向以后，一拔就連內臟都拔了出來。所以它刺你的那一剎那，也意味著生命的終結。”

李檣解釋，“這很像電影里的支寧，當她決定這樣做，就是最后的末路，玉石俱焚、電閃雷鳴。這根針刺向別人的時候，也意味著她自己知道生命的終結，接受自己生命的銷毀。這有一種壯烈感。”

這種壯烈，是一種悲劇嗎？

李檣不這么看，生活很難用悲劇、正劇、喜劇簡單概括。“你可以說支寧是悲劇，但她可能覺得是一個存在主義者的選擇——我甘愿如此，承擔所有選擇。”正如支寧所說：“我要定這個人了，無論如何，我付出多少代價都要實現(xiàn)。”

在創(chuàng)作支寧的過程中，李檣坦言沒有采取“共情式”的寫作，而是盡量“客觀”，讓觀眾自己去讀解這個復雜的人物。

在支寧身上，我們或許還能看到李檣過往作品女性形象的影子——《孔雀》的高紅衛(wèi)、《立春》的王彩玲、《姨媽的后現(xiàn)代生活》的葉如棠等。她們都有著一種為理想或為欲望一頭扎到底的執(zhí)念，也都懷有一顆處于社會邊緣狀態(tài)的孤獨靈魂。

提到支寧與以往筆下女性角色的內在關聯(lián)，李檣說，每一次創(chuàng)作他都不會考慮這些，如果真的存在一種相似性，他打了個有趣且貼切的比方：

“大多數(shù)人有職業(yè)、學歷、工作屬性、家庭出身背景，都會有一個公約數(shù)，就是整數(shù)。我想寫的是小數(shù)點后面的余數(shù)。比如4······3，我對4這個整數(shù)沒有興趣，我對3感興趣。余數(shù)是除不盡的，就有特別獨特的一種價值和可看性。”

支寧，就是這樣一個除不盡的“余數(shù)”。

李檣說，我們旁觀她的生命行為，會引起對人、對社會、對自己的理性、感性、沖動、野心、克制等方方面面的思考，和支寧形成互相觀望的鏡像關系。“人最大的命題，就是如何駕馭自己，如何反思自己，這是永恒不變的話題。”

因此，支寧不是一個特殊的存在，而是一個“公共的心理標本”。

袁泉，她完全燃燒了自己

《蜂蜜的針》是袁泉繼《黃金時代》后與李檣的第二次電影合作。李檣一直特別喜歡袁泉的表演，在創(chuàng)作劇本的過程中，就想到由她來演繹。

在袁泉身上，有李檣所需的“一種悖論”。

袁泉通常給人的印象是優(yōu)雅知性、人淡如菊，有種淡淡的疏離感，這種氣質與角色能夠碰撞出不謀而合的反轉感。“以我們的日常經(jīng)驗看，這樣的人與犯罪完全格格不入。這恰恰是我寫這個人物的理念——她怎么會殺人？可是她就殺了。”

這是袁泉從未有接觸過的角色類型，表演空間極大。在外形塑造上，她頭發(fā)稀疏，膚色蠟黃，體態(tài)佝僂消瘦，如草木般凋零枯萎；在情感表達上，無論是釋放極端情緒的爆發(fā)力，還是波動內斂的心理層次感，她都詮釋得非常細膩、到位。

對袁泉而言，塑造支寧的整個過程相當艱難。這是與自己有著巨大反差的角色，她需要憑想象來理解支寧內心里反復閃現(xiàn)的單純與幽暗。

李檣劇本里的文字，也為她合理塑造角色提供了堅實的支撐。比如該如何理解支寧對寇逸的欲望？

袁泉透露，支寧在文學講座上第一次遇見寇逸時，劇本里寫道她有特別強的身體反應，心臟跳動得難以呼吸。這種強烈的沖擊感發(fā)生在寇逸解讀小說《簡愛》的時刻，她幾近荒漠的感情生活狀態(tài)，在這一刻涌出了泉水。

支寧對寇逸的這種“愛”，其實并非愛情，更多是自我情感缺失的投射，是一種病態(tài)的捆綁。

李檣用“完全燃燒”來形容袁泉的投入程度。袁泉的表演比他對人物的描寫還要豐滿，有一種意外的收獲。

“這里面的心路歷程，只有她甘苦自知，但我能看到她為這個角色全部燃燒了。她每一場戲都賦予了這個人物內涵之外的外延。每一天她都特別讓人詫異，每一天她都陪伴這個人物穿山越嶺，每一天都在制造不可預期的行為和結果。”

除了袁泉，電影集結了寧靜、俞飛鴻、齊溪、陳沖等一眾實力派女演員，女性群像，精彩飆戲。

不少觀眾評價，這些演員與各自角色的特質“很貼合”，李檣倒不這么認為：“你們看完覺得貼合，是因為她們完成度好。其實對她們來說都很艱難，并不是便利的表演。”

闞天天霸道、強勢、有攻擊性，一般這種角色很難可愛，寧靜則演出了讓人討厭又喜歡的雙重價值。“這是她出眾的技術和塑造能力，不是因為與她性格接近。”

俞飛鴻的角色澹臺鶯也不討喜。“這個角色容易招人煩，她能演得讓你對這個人物有思考，不是簡單的討厭或不討厭。生活中就有這樣的人，她演出了前史，演出了處境，演出了艱辛與得意。”

“所以沒有貼合這回事。”李檣強調，“這是靠她們自己作為出色的演員，方方面面的實力，跟劇本中的角色發(fā)生了碰撞。”

女性表達不做預設，我只是在分享

從原著小說到電影改編，李檣的創(chuàng)作核心之一是落地化，與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土壤相適應，這是他在劇本期間重點攻克的問題。

人物也重新“生長”了起來。“讓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這些人物是似曾相識的，是我們中國人能感受到的，這是我寫作的根本努力方向。”

電影最終描繪出了一幅基于中國本土社會面貌的典型“眾生相”——

孤獨封閉自我的支寧，風流卻自戀軟弱的寇逸，熱情奔放但缺失邊界感的闞天天，氣質高雅、欲潔何潔的澹臺鶯，言辭犀利的知識分子蘭若心等，不同階層、不同職業(yè)屬性、不同價值取向的人，共同構成了這個故事。

除了嘗試改編國外小說，《蜂蜜的針》也是李檣第一次寫犯罪題材故事，不再是過往他所擅長的文藝式表達，而是挑戰(zhàn)類型片的寫作，同時不丟失嚴肅深刻的內涵。

李檣謙虛地說，這就像是一次“揚短避長”。

他還這樣比喻，自己從年輕時候特別嗜好某一類美食的“挑食者”，轉變成了尋找不同風味的“美食愛好者”。他希望寫出更加新鮮、沒有涉獵過的內容，例如這一次寫“幾個女人的故事”，下一次可能就寫“幾個男人的故事”。

有不少觀眾指出，《蜂蜜的針》是十年前寫的劇本，卻很有“預見性”，因為當下關注這類中年女性處境的電影的確越來越多了。

李檣對這類說法的回應顯得淡然：“人與時代的關系，沒法預謀，也沒法算計。現(xiàn)在是什么潮流，我也不知道。可以把這當成偶然，當成必然，也可以當成豁然，我沒有總結過。是那些人物天然觸動了我，引起我的寫作沖動就去寫，并沒有預設或前瞻性的設計。”

穿過十年時光，《蜂蜜的針》面向如今的市場，李檣沒有太想要傳遞給觀眾什么，因為意義的誕生，從來都是自發(fā)的結果，他更想與眾人分享——

“分享一個叫支寧的女人，一個叫闞天天的女人，一個叫澹臺鶯的女人......這些女人身上的故事都跟我們息息相關，值得我們去看她們的命運，看她們活著的軌跡，看她們活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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