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陳永貴住進了北京醫院。這位從大寨走出來的國務院副總理,已經病了好一陣子,肺癌晚期,人瘦得不成樣子。他跟前的人都知道,這位老人時日不多了。
有一天,陳永貴把老伴宋玉林叫到病床前,指了指枕頭底下壓著的一個布包,說那里面有8300塊錢,是他這輩子攢下的全部家當。他囑咐宋玉林,這些錢都交了黨費,一分不留。
宋玉林聽了這話,當時就急了。
她跟著陳永貴吃了一輩子苦,知道這人是啥脾氣,一輩子把公家的事看得比天還大。可這回不一樣,他們的小兒子陳明亮馬上要考大學了,學費還沒著落,家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宋玉林就跟陳永貴說,你把錢全交了,孩子拿啥上大學?以后咋生活?
陳永貴聽了,半天沒說話。
他一輩子沒跟組織講過條件。當年大寨遭了災,國家送來的救濟糧救濟款,他全給退回去了,帶著鄉親們硬扛。
當上副總理以后,他不要城市戶口,不要國家工資,拿的還是大寨的工分,國家給的生活補助一開始幾十塊,后來漲到一百多。這么多年省吃儉用攢下的這點錢,他原本想著一分不少全交給黨。
但宋玉林這一番話,讓他犯難了。
陳永貴想了幾天,最后改了主意。他跟宋玉林說,5300塊交黨費,剩下3000塊留給明亮上大學用。
這3000塊錢,后來成了陳明亮讀大學的學費。陳明亮自己說,生活費是他課余打工掙的,從家里沒再多拿一分錢。
陳永貴改遺囑這件事,很多人是后來才知道的。2002年,陳明亮在一次采訪里把這事說了出來,大家才知道,原來這位農民副總理臨走前,把一輩子的積蓄分成了兩份。
陳永貴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陽,小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五六歲上父親就沒了,他是靠給地主放牛、吃百家飯才活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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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入黨,后來帶著大寨人開荒修梯田,硬是把一個窮山溝變成了全國學習的榜樣。
1963年大寨發大水,他帶著鄉親們抗災,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資。
那一年,大寨不光沒餓死人,還向國家交了24萬斤公糧。毛主席知道了,非常高興,表揚了大寨和陳永貴,號召農業學大寨,陳永貴就這么出了名。
1964年,毛主席過生日,專門請陳永貴來參加。一見面,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說“永貴好啊”,還說他是個農業專家。
吃飯的時候,陳永貴比較拘謹,不敢夾菜,毛主席就給他夾了一筷子。那頓飯吃完,陳永貴在毛主席心里算是扎了根。
周恩來難得板起臉,說“你是黨員不是?是黨員就得聽黨的安排”。就這樣,陳永貴當了國務院副總理。
當了這么大的官,他給自己定了規矩:不要城市戶口、不要國家工資、不要特殊待遇。住進釣魚臺國賓館,他覺得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不頂用,自己拿鋤頭刨了種上大蔥和豆角。
服務員要給他洗衣服,他說啥也不讓,說讓人伺候那叫剝削。
在副總理的位置上干了幾年,陳永貴越來越覺得不自在。
更重要的是,他心里老是惦記著大寨的地,惦記著地里的莊稼長得咋樣。每次回到北京,他都覺得渾身不自在,覺得自個兒不是干這差事的人。
到了七十年代末,農村政策開始調整,不少地方搞起了包產到戶,大寨那套辦法慢慢不那么時興了。
后來中央安排他當北京東郊農場顧問,他就扛著鋤頭去農場干活,覺得那才是他該待的地方。
1985年查出肺癌,住進了醫院。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去世,72歲。
追悼會在八寶山辦。大寨的干部來了不少,也有老百姓自發來送別。華國鋒是唯一來參加追悼會的國家領導人。
他穿著風衣,戴著變色鏡,在陳永貴遺體前鞠了三個躬,站了很久,一句話沒說。有人看見他哭了。
遺體火化后,兒子陳明珠抱著骨灰盒回大寨。靈車在路上跟迎面來的車蹭了一下,還好人沒事。
車到大寨的時候,上萬人站在路邊,好多人哭著喊陳永貴的名字。陳明珠把一部分骨灰撒在梯田上,剩下的葬在虎頭山腰。
陳永貴生前說過一句話,用來總結自己這一輩子,他說:“我這一輩子能和毛主席連在一起,很知足了,人總會死的,我沒給毛主席丟臉。”
他走了以后,留下的8300塊錢,一份交給了黨,一份留給了兒子。這是他這輩子頭一回,把自家的事放在了公家的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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