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時寫給林伯渠的信很罕見！

此信如今存放于臺灣國民黨黨史館的檔案之中，已保存近百年。1926年2月14日，彼時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給林祖涵寫了一封請假信。

信的內容簡短且條理清晰，表明因腦病病情加重，需請假兩周，前往韶關調養身體，宣傳部的工作則交由沈雁冰同志負責。信封上還特意注明“報告中央”。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孫中山先生親自提名時年31歲的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大會結束后，他前往上海，于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擔任組織部秘書，同時兼任秘書處文書科主任，主要負責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黨務工作。日常工作中，諸如文件處理、支部組織以及黨員發展協調等事務，他均親力親為。

1925年10月5日，國民黨召開第111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彼時，汪精衛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因身兼數職，無暇兼顧宣傳部長一職，遂提議由毛澤東代理該職務。此次會議通過了這一安排。

10月7日，毛澤東正式到位于廣州大東路的中央黨部宣傳部辦公室履職，并立即主持召開第一次部務會議。會議制定了宣傳計劃，首先對中外報刊情況展開調查，隨后依據不同階層的知識水平制定分層宣傳辦法，同時要求各地黨部日后發布傳單、出版報刊均需先報送宣傳部進行審查。

毛主席接手后，宣傳部從原來只管廣東一省，慢慢擴大范圍。他建立定期報告制度，通過報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傳部布置任務，要求他們按時匯報工作。到1926年5月他離開時，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的省市已經達到12個。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在廣州開，毛主席作宣傳工作報告，參與起草宣傳決議案和黨報決議案，繼續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二大結束后，2月5日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根據汪精衛提議，批準毛主席繼續代理宣傳部長。同一天還成立了農民運動委員會，林伯渠當主席，毛主席是委員之一。宣傳部的事更忙了，他繼續審稿件、開會布置任務。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2月14日他寫了那封請假信。2月16日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報批準請假兩星期，部務由沈雁冰代理。信里說的腦病，其實是借口。沈雁冰后來回憶，這次請假名義上是養病，實際上毛主席是秘密去韶關考察當地的農民運動。

那時候毛主席對農民問題越來越重視，之前在湖南韶山做過詳細調查，知道農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去韶關就是為了實地看農民協會組織情況，收集第一手材料，回來后好加強這方面工作。

林伯渠當時負責中央秘書處常務委員相關事務，所以這封信直接寄給他處理。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他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還兼財務審查委員會主席。

毛主席寫信時，林伯渠正好在管秘書處。兩人都在廣州中央黨部共事，經常通過會議和文件協調宣傳和農民工作。

這封信為什么說很罕見？因為它是毛主席親筆，字跡清楚，保存完好，現在還能在臺灣國民黨黨史館看到。黨史館里存的毛主席早年信函不多，這封是其中之一。

信函之字形呈現出早期獨特的個人風格，筆畫剛勁有力，在平正之中蘊含著鮮明對比，為研究其書法藝術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信中內容直抒胸臆，清晰體現出當時公務往來的慣常模式，言辭簡潔，僅闡述請假緣由與工作移交安排。

請假歸來后，毛澤東將更多精力投入到農民運動之中。1926年3月，他出任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精心制定教學計劃，親授“中國農民問題”課程，致力于培養全國農民運動的骨干力量。

5月，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整理黨務案》，該議案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各部部長之職。毛澤東依照規定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職務，轉而集中精力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林祖涵于1926年5月之后，辭去國民黨內的一些高級職務，轉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隨北伐軍出征，負責組織開展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站在共產黨一邊，參加南昌起義籌備，后來長期做根據地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60年5月29日在北京去世。

國民黨黨史館對這封信的保存，本身便彰顯了其歷史價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諸多共產黨員于國民黨機關任職，留下了不少親筆文件。此信與毛澤東1924年5月在上海執行部所寫的辭平教委員會信、1925年10月在廣州所寫的給徐蘇中的信，共同構成了他擔任國民黨職務期間的公務往來記錄。這些信件皆存檔于臺灣，成為研究國共合作歷史的直接資料。

毛澤東在宣傳部工作約八個月時間，從整頓制度、擴大宣傳范圍，到撰寫文章指導全國宣傳工作，每一項舉措都切實有效。辭去宣傳部職務后，他將精力專注于農村工作，領導秋收起義，建立革命根據地，逐步引領革命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