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會關心動物的死活嗎？灣區動物保護圈盯上了AI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2 月初，動物福利倡導者和 AI 研究人員穿著襪子聚集在舊金山的小型共享辦公空間 Mox。他們的頭頂上飄著黃色和紅色的遮陽棚，地板上鋪滿波斯地毯，馬賽克燈在盆栽旁散發著柔光。

在公共區域，一位野生動物保護人士正對著躺在懶人沙發上的聽眾熱情地介紹一種嚙齒動物避孕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在不使用毒藥的情況下控制鼠群數量；在“甲殼動物室”里，十幾個人圍坐成一圈，由“昆蟲的感知能力”話題，一直討論到“AI 聊天機器人有沒有‘內心世界’”。“牛室”門口的書架上擺滿了伊利澤·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的《如果有人造出來，所有人都得死》（If Anyone Builds It, Everyone Dies），這本書宣稱 AI 可能毀滅人類。

這場活動由 Sentient Futures 主辦，這個組織相信動物福利的未來將取決于 AI。和許多灣區居民一樣，與會者堅定地相信通用 AI（AGI）即將到來，認為 在不遠的將來，將會出現一種強大的 AI，在大多數認知任務上可以與人類匹敵。如果這是真的，他們推斷 AI 很可能成為解決社會最棘手問題的關鍵，包括動物遭受的苦難。

需要說明的是，今天的 AI 系統是否能達到人類或超人類水平的智能，專家們仍在激烈爭論，即使達到了，會發生什么也不清楚。但一些與會者設想了一種可能的未來：做決定的是 AI 系統而非人類。他們認為，動物的福祉最終可能取決于我們是否訓練 AI 系統去重視動物的生命。

“AI 將帶來巨大的變革，基本上會掀翻整個棋盤，”Sentient Futures 的創始人康斯坦斯·李（Constance Li）說，“如果你認為 AI 將做出大多數決策，那么它們如何看待動物和其他有感知能力的生命就很重要。”所謂有感知能力，就是能夠感受，因而也能夠受苦。

和李一樣，許多峰會參與者早在 AI 出現之前就投身于動物福利事業。但他們不是那種給動物收容所捐一百塊錢的人。他們不關注本地行動，而是優先推動更大規模的解決方案，比如通過推廣培育肉（在實驗室中用動物細胞培養的肉）來減少工廠化養殖。

灣區的動物福利運動與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密切相關。有效利他主義是一場致力于最大化個人行善效果的慈善運動，事實上，許多與會者供職于有效利他主義者資助的機構。這套哲學在紙面上聽起來很完美，但“最大化善行”是一個棘手的難題，未必有清晰的答案。這一運動因其一些結論而廣受批評，比如鼓勵人們去剝削性行業工作以最大化慈善捐款，以及忽視當下的傷害而優先關注可能給大量尚未出生的人帶來痛苦的未來問題。批評者還指出，有效利他主義者忽略了種族主義和經濟剝削等系統性問題的重要性，也忽視了邊緣化群體對于如何改善自身生活可能擁有的洞見。

在動物福利領域，這種極端功利主義的思路會導致一些奇怪的結論。比如，一些有效利他主義者認為，投入大量資源改善昆蟲和蝦的福利是合理的，因為它們的數量實在太過龐大，盡管它們個體承受痛苦的能力可能并不強

現在，這一運動正在摸索 AI 該如何融入其中。在峰會上，賈斯敏·布拉齊萊克（Jasmine Brazilek）打開貼滿貼紙的筆記本電腦，展示她設計的一個基準測試，用來衡量大語言模型在動物福利問題上的推理方式。布拉齊萊克是非營利組織 Compassion in Machine Learning 的聯合創始人，原本是云安全工程師后來轉向動物權益倡導，她從墨西哥拉巴斯飛來參會，在那里她用少數幾位志愿者和極為有限的預算運營著自己的機構。

布拉齊萊克呼吁在場的 AI 研究人員用反映動物福利關切的合成文檔來訓練模型。“希望未來的超級智能系統能夠考慮非人類的利益，希望有一個 AI 放大人類最好而非最壞價值觀的世界，”她說。

“錢袋子”的力量

動物福利運動中偏技術路線的一翼近年遭遇了一些重大挫折。讓人們擺脫依賴工廠化養殖的飲食習慣的夢想，被一系列現實打擊所澆滅，比如植物肉公司 Beyond Meat 股價暴跌，以及美國多個州通過了禁止培育肉的法律。

AI 為其注入了一針安慰劑。和硅谷大多數人一樣，峰會上的許多與會者相信 AI 可能大幅提升他們的生產力——只不過他們的目標不是讓種子輪融資最大化，而是盡可能多地減少動物的苦難。一些人討論如何用 Claude Code 和自定義智能體來處理倡導工作中的編程和行政任務。另一些人提出利用 AlphaFold 等科學 AI 工具來開發更便宜的培育肉生產方法。AlphaFold 通過預測蛋白質的三維結構來輔助分子生物學研究。

但這場活動最熱門的話題是一波即將涌入動物福利慈善機構的資金，來源不是個別超級捐贈者，而是 AI 實驗室的員工

農場動物福利運動的大部分資金來自科技行業的從業者，Coefficient Giving 農場動物福利基金的執行總監劉易斯·博拉德（Lewis Bollard）介紹。Coefficient Giving 是一家慈善資助機構，前身為 Open Philanthropy，由 Facebook 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Dustin Moskovitz）和他的妻子卡麗·圖納（Cari Tuna）支持。他們是硅谷少數擁抱有效利他主義的億萬富翁。

“傳統的慈善基金會完全忽視了這個領域，”博拉德說，比如蓋茨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主要是科技行業的人對此持開放態度。”

博拉德預計，下一代大額捐贈者將是 AI 研究人員，尤其是在 Anthropic 工作的人。Anthropic 是聊天機器人 Claude 背后的 AI 實驗室。Anthropic 的創始團隊與有效利他主義運動有淵源，公司還有慷慨的捐款匹配計劃。今年 2 月，Anthropic 的估值達到 3800 億美元，并允許員工出售手中的股權，因此其中一些資金可能很快會流入慈善機構。

新資金的前景在峰會上引發了持續的熱議。動物福利倡導者擠在“節肢動物室”里，在白板上寫下大額數字和朗朗上口的項目縮寫。有人提議成立一個 1 億美元的動物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在國會議員身邊安排工作人員，游說推動動物福利立法；有人想創辦一家媒體公司，在 TikTok 上用 AI 生成的內容推廣素食主義；還有人談到要把動物權益倡導者安插進 AI 實驗室。

“新資金的規模讓我們更有底氣去做更大膽的事情，”蝦福利項目（Shrimp Welfare Project）的聯合創始人亞倫·博迪（Aaron Boddy）說。該組織致力于通過人道屠宰等措施減少養殖蝦的痛苦。

AI 福利的問題

但動物福利只是 Sentient Futures 峰會的一半議題。一些與會者深入了更為抽象的領域。他們嚴肅對待一個有爭議的觀點：AI 系統某一天可能發展出感受的能力，因而也能遭受痛苦。他們擔心，如果未來 AI 的痛苦被忽視，可能構成一場道德災難。

AI 是否會受苦是一個棘手的研究問題，尤其是因為科學家尚未完全搞清楚人類和其他動物為什么擁有感知能力。但在峰會上，一小群主要由有效利他主義運動資助的哲學家和少數不拘一格的學者正在探討這個問題。一些人展示了他們用大語言模型來評估其他大語言模型是否可能具有感知能力的研究。在辯論之夜，與會者爭論是否應該諷刺性地把有感知能力的 AI 系統叫做“鐵皮佬”（clankers）——這是電影《星球大戰》里對機器人的蔑稱——并追問這種機器人蔑稱是否會影響我們對待一種新型心智的方式。

“不管是牛、豬還是 AI，只要它們有能力感受快樂或痛苦，就同樣重要，”李說。

從某些角度看，把 AI 感知力話題引入動物福利會議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突兀。研究機器感知的學者經常借鑒動物感知研究中開創的理論和方法。如果你接受無脊椎動物很可能會感受疼痛，又相信 AI 系統可能很快達到超人類智能，那么考慮這些系統是否也會受苦，或許算不上太大的跳躍。

“動物福利倡導者習慣了逆流而行，”智庫 Rethink Priorities 的 AI 意識研究員德里克·希勒（Derek Shiller）說。他曾在動物權益非營利組織 Humane League 擔任網頁開發人員。“他們更愿意關心 AI 福利這件事，即使別人覺得這很荒唐。”

但走出灣區的小圈子，讓人們關心 AI 感知力的可能性就難推銷多了。李說，2023 年參加了一場關于 AI 感知力的學術會議后，她受到啟發，去年把自己的農場動物福利倡導組織更名為 Sentient Futures，結果遭到了其他動物福利倡導者的反對。“很多人非常確信 AI 永遠不會擁有感知能力，他們認為在 AI 福利上投入任何精力或資金都是在燒錢，”她說。

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 的執行總監馬特·多明格斯（Matt Dominguez）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我不希望看到人們把資金從農場動物福利或動物福利領域抽走，轉投到一個目前還完全是假設性的事情上，”他說。

不過，多明格斯在了解到無脊椎動物的痛苦后開始與蝦福利項目合作，他相信同理心是可以擴展的。“當我們讓一個人開始關心其中一件事情時，就為他們的同理心圈子向外擴展、容納更多對象創造了空間。”他說。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3/23/1134491/the-bay-areas-animal-welfare-movement-wants-to-recruit-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