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在中國的60年： 從"基本消滅"到年增64萬例

圖源：Unsplash / CDC

撰文｜蛇杖觀察家

責編｜李珊珊

梅毒正在死灰復燃，這已經成了一種全球趨勢。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2022年，全球有800萬15至49歲的成年人新發感染梅毒，有70萬例先天性梅毒病例和39萬例不良妊娠結局。而作為對照，當年全球新增的HIV感染者約為130萬。

來自世界各地的數據，正使得這種幾乎已經被遺忘的傳染病重新走進公眾視野。

2026年春節前，一條“日本梅毒病例攀升”的新聞成了熱門，根據2026年1月的數據，日本正處在近10年的高流行區間。

2024年1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報告稱，美國的梅毒病例已達到十多年來的最高水平。2022年美國報告的梅毒病例超過203,500例，幾乎是2018年的兩倍。同時，英國的梅毒發病率在2020年至2021年間躍升了8.4%。

而在中國，2025年，中疾控報告的新發病例超過64萬例，不但成為國內報告發病數量第二的乙類傳染病，僅次于病毒性肝炎，而且比2023年的53萬例多出整整10萬例。而就在60年前，1960年代，中國曾經一度“基本消滅”梅毒。

按理說，梅毒并不難治。在其他病原體紛紛發生復雜耐藥的今天，梅毒螺旋體表現得相當之“懶”，依然保持著對青霉素的高度敏感。因此，這種細菌本身非常“好殺”，誕生于上個世紀中葉的芐星青霉素，仍能將大多數的早期梅毒消滅在萌芽之中。

然而，迄今為止，梅毒不但沒有被消除，而且不降反升，仍然在不少國家構成公共衛生的重要威脅。它為什么如此難以消滅？

01 擅長“猥瑣發育”的梅毒

2024年，美國CDC性傳播疾病預防部門主任萊安德羅·梅納（Leandro Mena）曾對媒體表示：“15到20年前，我們以為即將根除梅毒。毫無疑問，我們現在看到的梅毒發病率正在上升，這是過去二十年來從未見過的。”

作為性病的梅毒是一種尤其不受歡迎的疾病，從名字上就可見一斑。

梅毒的通用病名syphilis誕生于1530年，是意大利醫生兼詩人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astoro）起的。

但這并不妨礙當時的英國、德國、意大利人管它叫“法國病”，法國人管它叫“那不勒斯病”，俄國人管它叫“波蘭病”，波蘭人則管它叫“德國病”。此外，它還有“西班牙病”“土耳其人病”“基督徒病”等其他諢號。

之所以存在這種看誰不爽就推給誰的稱呼，是因為梅毒幾乎對全世界而言都是一種外來的傳染病，其全球傳播是由大航海時代開啟的。

一般認為，梅毒起源于美洲，哥倫布時期的航行令它傳遍全世界。中國文獻對梅毒的記載同樣始于明中后期，外國船只首先將其帶到東南沿海地區，時稱“廣瘡”或“楊梅瘡”。

這些名稱如今大多已不再使用。只有“偉大的模仿者”（ The Great Imitator）這個綽號保留了下來。

梅毒具有狡猾的隱匿性，早期表現容易和很多其他疾病混同，容易被忽視和誤診。它的傳播途徑與艾滋病（HIV感染）類似，都是性、血液和母嬰傳播。

在性傳播中，首先，梅毒螺旋體會從直接接觸的部位入侵，形成典型的皮膚病變，稱為“硬下疳”，此外無其他癥狀。哪怕不治療，一期梅毒也大多能夠自行消退。

4到10個星期后，再次襲來的是二期梅毒，引起皮膚和全身癥狀，并在3～6周后消退。

然后，在初次感染兩年后，相當一部分患者會進入長達多年至十多年的潛伏期。這期間患者看上去與常人無異，沒有任何癥狀，但仍可能具有傳染性。

最后，約15～40%的患者會發展成伴隨器官和神經系統損害的三期梅毒，并可能因此致死。

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早期梅毒患者經常誤以為這是感冒、過敏、濕疹等而不去就診，疾病的自行消退又給人一種痊愈的錯覺，從而進入漫長而具有傳染性的潛伏期。

這種特性使得盡早發現梅毒感染變得困難，加上針對性的疫苗尚未研發成功，梅毒也就難免成為最令公共衛生界頭疼的傳染病之一。

梅毒患者感染和傳播HIV病毒的風險會有所增加。同時，超過一半的梅毒孕婦會發生自然流產或死產，先天性梅毒患兒可能出現嚴重的、不可逆的后遺癥，嬰兒死亡率超過50%。

多年來，在社會公眾對艾滋病的恐慌情緒陰影下，關注度較低的梅毒一直在默默地“猥瑣發育”，等待“一鳴驚人”。

02 60年，從“消滅”到卷土重來

某種意義上，梅毒的復蘇，可以說是寬松社會氛圍的副產物，是經濟發展與個人自由的衍生品。

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曾經依靠愛國衛生行動，做到了接近消除梅毒。20世紀50年代的監測研究表明，在一些大城市，高達84%的女性性工作者和5%的普通人群感染了梅毒。隨著妓院被關閉，抗生素普及，成千上萬“赤腳醫生”接受了有關性病的培訓，梅毒的傳播也被阻斷。

1964年，時任北京醫學院院長胡傳揆在北京科學討論會上宣布，中國已基本消滅梅毒，我國醫院門診已經見不到早期梅毒了。一些文獻估計，此后中國經歷了長達約20年的“無梅期”。

后來的首例梅毒病例于1979年報告，衛生部為此建立了一套性傳播疾病監測系統，該系統于1987年開始運行，并持續運行至今。1989年至1998年間，所有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均有所上升，但梅毒的發病率在此期間激增了20倍，而淋病的發病率僅增長了2.6倍。

中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1999年全國梅毒報告病例數為80406例，年發病率為6.50/10萬。

到2009年，這一數字已上升至327433例，年發病率達24.66/10萬。

再到2019年，全國梅毒報告發病數為535819例，是1999年的6.6倍，年發病率為38.37/10萬。2004年至2019年間，梅毒報告率年均增長11.88%。

圖源：The Lancet

自2003年取消強制婚檢之后，由母親傳染給嬰兒的先天性梅毒的發病率也出現了大幅上升，從1991年的每10萬活產嬰兒0.01例上升到2005年的每10萬活產嬰兒19.68例，1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達71.9%。

病例的增長具體來自何處？2006年，一項研究綜合了174項研究，對不同人群的發病率進行系統性綜述，發現了兩個患病率最高、增長趨勢也最為顯著的群體，一個是男男性行為者，一個是在“掃黃”中被收押的女性性工作者。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刊登的一篇評論文章直截了當地提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市場化，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擁有了財富，而年輕女性卻缺乏資金，這導致中國商業性產業的需求和供給均有所增長。”

梅毒的高發區恰恰是公共衛生的死角。無論是性工作者還是男男性行為者，在傳統語境下都是污名化的對象，這增加了篩查難度，讓就診和對親友的病情披露變得更加困難。

同年，還有一項耐人尋味的研究在上海進行。研究向上海建筑工地、市場和工廠中男性流動人口發放了匿名問卷。

調查顯示，在986名有性生活的男性中，14%的人擁有過不止一個性伴侶，31%的人有過婚前性行為，3.3%的人有過口交行為，11.5%的人有過商業性行為。而其中78%的人從未使用過安全套。

社會結構的巨變也牽動著疾病的傳播節奏。中國城鄉流動人口數量從1990年的5000萬，增加到2000年的1.2億，再增加到2020年的3.76億，年輕人對性的態度發生著快速轉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梅毒的死灰復燃。

03 一個“沒”毒的未來？

有關梅毒，一個好消息是：近年來，雖然檢出率仍在高位運行，但中國梅毒的發病趨勢實際上出現了逆轉。

中國在2010年6月發布《中國預防與控制梅毒規劃（2010-2020年）》中要求：到2020年，一期和二期梅毒年報告發病率呈下降趨勢，先天梅毒年報告發病率在15/10萬活產數以下。

如今這兩個目標都已經實現了，2023年中國先天梅毒的報告發病率降至6.3/10萬，比2011年降低了90%以上。

究其原委，近年，一個讓梅毒發病數字居高不下的主要理由，是篩查檢測的普及。中國建立了梅毒的全周期管理策略，由艾滋病檢測機構提供的檢測、梅毒自檢（SST）、術前、產前的梅毒篩查規模不斷擴大。2020年，中國孕婦艾滋病毒、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篩查率均達到99.9%。

對篩查有效性的正面證據在于，新發梅毒病例中，潛伏性梅毒的比例從2005年的32.01%上升至2020年的84.69%。

中國 2005-2020 年梅毒新發病例按癥狀劃分的比例，其中紫色部分為潛伏期梅毒。圖源：The Lancet

這意味著更多感染者在無癥狀階段被篩查出來，并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如今，中國梅毒流行病學面臨的主要變化是老年感染者的比例上升。中國新發梅毒病例中，55歲及以上患者占的比例從2005年的14.74%上升至2020年的40.09%。這仍與社會行為的變遷有關，包括人均壽命的延長導致的性伴侶數量增加、離婚率的上升，以及老年人對安全套更低的使用率。

在中國之外，梅毒對于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挑戰依然嚴峻。在美國、英國、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男男性行為者（MSM）的病例增幅持續，異性戀人群和新生兒的發病率也在上升。

有研究認為，約會軟件的廣泛使用讓性網絡變得更加復雜，而針對艾滋病的暴露前阻斷藥物（PrEP）普及，使得安全套使用率下降，這些都是可能導致梅毒高發的因素。

與聚光燈下的HIV/艾滋病相比，梅毒受到的公眾關注一直遠遠低于其實際影響范圍。因此，過去二十年間，人類在這個明明可防可治的傳染病身上，持續性地“陰溝翻船”。

由于梅毒螺旋體復雜的結構和逃避免疫反應的能力，對梅毒疫苗的研究進展寥寥，目前仍處在臨床前階段。也就是說，應對梅毒的挑戰，短期內尚無一招鮮吃遍天的方法。

梅毒依然像人類社會的一面鏡子，沒有強大的公共衛生系統性能力和直面偏見的決心，就永遠不可能將其徹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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