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海歸富二代，帶著一群離開學校的人去流浪

作者 /左希

責編/清和

題圖 /《雙人單身露營》

后來，四處流浪的“土撥鼠”，開始做一個教育項目。

他把這件事叫做“去玩”。他會發布一些“任務”，帶孩子參與，剪片子、攝影，也可以是洗盤子，在農場拔草，或者進入某個真實的工作場景待上一段時間。項目是公益性質的，孩子完成任務后會得到家長給的獎勵。

他說，重要的是，讓一個人去做他想做的事。

一

春分前，我聯系到在深圳的“土撥鼠”。

早上九點，陽光從一棵小葉欖仁樹上落下來，斑駁地打在草地和玻璃上。他半倚在樹下，手里捻著一塊樹皮。這是一處可以扎帳篷的戶外營地。不時有年輕人走過來，伸手拍一下他的肩，熟絡地問好。有人舉著手機在旁邊直播，一個孩子牽著狗在草地上來回跑，另一個孩子在不遠處大聲練英文。趙典抬一下頭，笑一下，回應他們。

“土撥鼠，你現在是網紅了吧？”我半戲謔半認真地問他。他捂著臉一笑，“對呀，不過是那種小網紅。”隨即，他開始認真地解釋起來：互聯網時代，每個人都有可能“走紅”，也會迅速被遺忘，和那些有專業能力、能持續輸出作品的明星截然不同。

講起前兩天在深圳地鐵里被陌生人認出來時，他有些不好意思。對方說，“我刷到過你的視頻，知道你的故事，沒想到遇到真人了。”“被認出來是什么感覺？”我問。“還挺好玩的。”他一笑，露出一排白牙。

過去兩年，“土撥鼠”被無數大眾媒體和自媒體對準。

一開始，很多人以為他只是大理一個普通的背包客。30斤重的隨身背包里裝著全部家當：帳篷、睡袋、防潮墊、筆記本電腦、電子書閱讀器、充電線、護照、簡單衣物和一只松鼠公仔。公園、田間、樓道、寺廟……選一個地方露營，入夜觀星，晨起勞作。住的是二手帳篷，吃飯去免費素食店，很少洗漱，花費被壓縮到每月百元以內。他給自己留出更多時間，自我療愈，尋找熱愛。這些片段被反復剪進視頻里，寫進文字里，在各類平臺上傳播，總播放量早已突破數千萬。

“土撥鼠”本名趙典，1993年出生于上海。先后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清華大學就讀，手握兩個本科、三個碩士學位。也正因為如此，他后來的生活方式才帶上了更強的反差感：一個原本看起來會被放進常規軌道里的人，后來卻去了大理，住帳篷，打零工，四處流浪。

在互聯網上，人們更容易記住的，正是后面這一部分。

趙典出生在上海，父母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涉足房地產行業。小學四年級那年，他隨母親移民新西蘭。母親希望他成為跨國企業高管，父親則希望他走向金融，用錢生錢。

他很早就開始寄宿。從幼兒園到小學，他記得的都是反復的離開與回去。周日回學校前，他常常想盡辦法逃跑，母親在商場里追他，他不敢跑遠，只能隔著一段距離。他總是哭，為上學、作業或鋼琴，原因早已記不清，但情緒始終存在。

后來他提到，幾乎沒有人去安撫這些情緒。再大一點，溝通變得更簡單，也更直接。誰聲音更大，誰打斷別人說話，誰就占上風。他很早就學會觀察這些細節。飯桌上，大人們互相吹捧，心照不宣。有人說話，有人附和。他被要求端起酒杯講幾句，卻始終不明白這件事的意義。后來這種不理解慢慢變成不屑。他發現很多精致的餐廳，環境華麗、擺盤講究，卻往往不好吃。

高中畢業后，他考入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攻讀金融與哲學雙學位。大三赴美國交換一年，回到悉尼完成本科學業后，又繼續讀金融碩士。之后前往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研二期間到清華大學參與雙學位項目。他做過券商、咨詢、資產管理等十幾份實習。

頻繁切換的生活場景曾讓他一度難以適應，從語言到社交，每一步都是全新的課題。他常循環播放汪峰的歌，《存在》、《硬幣》、《大橋上》，打動他的，是旋律里藏著的迷茫、漂泊與追問：“誰知道我們該去向何處？誰明白生命已變為何物？我該如何存在？”

直到一份偶然的中餐廳后廚工作，他負責碼貨、備菜、幫廚、刷碗，最基礎的體力勞作居然讓他體驗到久違的充實。那是昏暗壓抑的疫情期，趙典在精致規劃的生活里停下來。

再后來，他離開了這些地方。換城市，換住處，東西一點點減少。能帶走的裝進背包，帶不走的就留在原地。公園、樓道、寺廟旁邊，扎起帳篷，第二天早上，再收起來。

二

和趙典說話，很難立刻感覺到阻力。

大多數時候，他是松弛的，像一個人坐在草地邊，順手把話接過去。你問一件具體的事，他往往不急著落在那件事上，而是先把它拆開，變成一種更通用的理解。原本帶著棱角的問題，到了他那里，都會變圓融一點。

我問，和他一起流浪的那些伙伴，快樂是從哪里來的。他說，快樂大概來自人與人的相處。“人是群居動物，在一個社群里的感覺，本身就會讓人快樂。還有一種快樂，是暫時不需要賺錢，是可以說不。”說到一名正在創業做自媒體的伙伴時，他補了一句：“那樣的人可能會更充實一些。”

他的語言里常有這種輕微的平衡感。他不把人夸到天上，也不把生活推到極端。他說“快樂”，但不神圣化；說“社群”，也不把它講成某種理想共同體。沒有對立，也沒有煽動，帶著一點讓人放松的寬容。

我問他怎么看待自媒體。營地里總有人在直播，有人在錄視頻，人幾乎隨時都在鏡頭旁邊。這樣的暴露，他是不是已經接受了。他說，可以啊。想做就做嘛。“做自媒體也好，畫畫也好，玩泥巴也好，想做就去做。不想被拍，那就不入鏡；不想參加活動，那就不參加。每個人都有自由，一直都被尊重。”

自由，在他嘴里像一種最簡單的常識，無需論證，也不必再加注釋。很多復雜的人際邊界、群體秩序、公共空間里微妙的壓力，都會被還原成一句樸素的話：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這種說法很有吸引力，它讓一切顯得沒有那么難

采訪前，我其實有一點擔心。擔心在人群里待得太久，在公共空間里說過太多次相似的話之后，人會不會形成一套過于流暢的表述。所以我特地對他說，如果我問到一些不太禮貌的話題，你不想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他輕輕“嗯”了一聲，抬頭朝周圍的人示意，讓他們把聲音放小一點。

我問，和他待得最久的人是誰。他說，現在就是他女朋友。“之前打算結婚，后來又吵架了。”接著又說，他不恐懼婚姻，只是覺得婚姻對他來講沒什么價值。結婚也可以，不結婚也可以。“方便的話，就可以結婚；很麻煩的話，就沒有必要。”

我問，吵架是不是因為對方不接受他這樣的生活方式。他說，不是。上一次，是因為他和一個參加活動的女生單獨散步。他覺得，如果自己的對象想和異性散步、聊天、吃飯，只要是她想做的事，他都支持。支持，尊重，自由，不干涉。他總能把一件容易起波瀾的事，放進自己的價值秩序里解釋清楚。

他說自己喜歡玩游戲，但玩得少，因為一玩就停不下來。平時會在網上看別人玩“吃雞”和德州撲克。他更喜歡傳統的多人在線網游：很多人一起語音，打boss，有戰士、魔法師、牧師，各自分工，彼此協作。我問他，在游戲里通常扮演什么角色。他說，一般是坦克，沖在前面，拉怪，吸引火力。

我順著說，這有點像現實里的他。成了“土撥鼠”之后，很多人是奔著他的名字來的，先看見他，再靠近這一群人。他笑了笑，馬上把這個比喻卸掉。他說，玩坦克主要是因為操作比較簡單。“玩坦克只要別太水，懂一些機制就可以。”很多其他角色需要更復雜的操作、手法和裝備，他不太愿意在游戲里也那么卷，“開心就好，不會有特別高的追求。”

他幾乎總能把一個看起來會通向象征、通向自我解釋的問題，重新拉回到一個日常、輕薄的層面。我本來想從這里進入他的人格結構，進入“為什么是他”這個問題，他卻告訴我，沒那么復雜，只是因為這樣比較輕松。

我提起《阿甘正傳》里的經典段落。阿甘帶著一種并不被解釋清楚的迷茫開始奔跑，跑著跑著，身后跟了很多人。后來某一天，他忽然停下來，說，我想回家了。我問趙典，會不會有一天，他也停下來。有一天，路突然走完了，人群散了。他說，未來什么事都有可能，但這個可能比較小。因為他比較害怕無聊。“除非有根本的價值觀變化，或者有外力阻攔。”他說“害怕無聊”時，露出一點個人性的底色：他需要持續在路上，需要事情發生，需要新的項目、新的人、新的場景，在時間里成立。

我又問，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這種傳統刻度里，他眼下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說，沒有什么困惑。他現在就在做最想做的事：一個是找自己熱愛的東西，一個是放下對結果的追求，再就是能活多久活多久，不畏懼。他總能迅速給出價值層面的回應，卻不太停留在具體是什么、代價是什么、被省略掉的部分究竟是怎么發生的。

我問起“賽道”這個詞。如今互聯網上，離職、躺平、負債、流浪，都能被歸類、被命名，變成一條傳播路徑。越來越多高學歷的人，或主動或被動地進入這條路徑。他會不會有流量焦慮？他說，不會。如果有更多人加入這個賽道，他反而覺得很好。這是一件有價值的事，他很愿意把它給別人做，或者自己去當配角。“事情做成了就好，誰做的不重要。”

他說這段話的時候，身邊仍有人在走動，有孩子圍觀，也有人舉著手機在不遠處直播。他已經比早先更習慣這一切。后來的公開報道里，這種“持續被圍觀、持續組織他人、持續直播”的狀態變得更明顯，“跟土撥鼠去玩”也不再是個網名，更像一處對外開放的景觀。

那一刻，他給出的仍然不是關于流量的回答，而是關于價值的回答。好像所有平臺機制、傳播邏輯、圍觀欲、角色表演，都不構成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做的事是不是自己認可的。這樣的回答當然可以成立。只是另一些更難的部分，比如一個人如何在不斷暴露中持守，如何在成為他人投射對象之后分辨，幾乎被一帶而過

我有些悵然地問起他的女兒。女兒一直留在前女友那里撫養。她曾說他看起來像個流浪漢，那么現在，她會理解爸爸在做什么嗎？他別過頭對旁邊的朋友說，把聲音小一點。我把問題重復了一遍。他說，不知道，后來沒有再和女兒溝通過這個事。但他覺得應該不難理解吧，“無非在做一些沒有收入、但又能幫助別人的事，所以自己就生活得簡單一點，把成本降一點。”這是一個足夠體面的答案，它把父女之間可能存在的遙遠、誤解、空白，重新整理成一種清楚的因果：沒有收入，但能幫助別人，所以簡化生活。

我提到日本“失落三十年”里那些流浪青少年和由此生長出的教育公益項目，問他會不會覺得，自己正在做的，也許不止是個人選擇，而是某個社會階段的產物；也許再往后，他不再只是一個特殊的人，會變成一類人的先聲。他抬起頭，對著身邊看熱鬧的朋友笑了一下。一個孩子牽著狗走過來，他順手摸了摸狗。這是他的方式。讓問題自然落在空氣里，像一片沒有接住的葉子，慢慢飄下去。

我試著從另一條路進入。我說，很多年輕人既不在村莊，也不真正進入城市，身體和心靈都懸浮著。你現在做的這些事，某種程度上是不是替代了過去村莊、篝火旁邊那部分社會化功能？他說，他不太會用社會學的角度去想這件事。只要給一個人充分的自由，他自然就會去社交。“給他自由就好了，就這么簡單。”“就這么簡單”，是他很具代表性的句式。

但自由當然不是一切問題的自動答案。或者說，至少在現實里，它從來不只是一個被交還給個體的抽象名詞。它牽涉資源，能力，時間，風險，傷害，以及一個人在受傷之后，是否還有力氣重新組織自己。只是趙典似乎更愿意相信，一旦把那些外加的東西拿掉，人會自然地朝向自己。

我又問起語言學習。他和HomeSchool家庭溝通不少，而今天全球已有大量開放課程與遠程工作平臺，英語、閱讀、寫作，這些能力在現實里畢竟仍是門檻。他看重嗎？他說，不看重。學習是完全個人的事，要完全尊重個人。一個人想學什么，就會去學什么，也能把它學好。沒有必要在任何年齡階段替別人規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硬性的，什么是非硬性的。

依然是一套完整的語言：尊重，個人，想學，自由，不規定。它們互相咬合，像一副已經被反復打磨過的骨架。你能看出，他不是臨時起意，而是真心這樣理解世界。也因為如此，每當問題落向現實的具體阻力，落向門檻、差異與漫長訓練時，他會自動把那些帶刺的部分過濾掉，留下理念本身的明亮輪廓。

我后來問，和那么多人聊天、連接，對他而言是不是更像一種重新社會化的過程。畢竟，不論一開始是不是出于教育目的，很多人已經因為他而聚攏，帶著各自的問題來到他身邊。對他來說，這會不會像一所學校？他說，很多時候對他來說就是純粹的聊天。“記性也不是很好，聊完就忘了。”當時聊的時候，大部分時間他是愿意的，也是開心的。我說，你喜歡聽故事，接納別人的信息會讓你比較舒服。他說，很多時候還是他講得比較多。他們問他問題，他講一些東西。

人們來到他身邊，仿佛是為了從他那里帶走某種答案，哪怕那答案并不總是具體的，不總是可執行的，有時只是一句對于世界的解釋：事情沒有那么重，生活可以更簡單，人應該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忽然明白，最值得留意的，也許并不是趙典說了什么，而是他說話時那種幾乎不留縫隙的緩沖能力。他總能把碰撞變成理解，把追問變成原則，把復雜變成簡單，把結構變成個人，把不確定翻譯成自由。

這種能力讓很多走近他的人先放松下來，讓他得以在眾多目光中保持穩定。可是，我的疑惑并未減少，反而增多了：當一個人越來越熟練地解釋世界，他可能離遲疑、混亂和不能回答，越來越遠。但我隱約覺得，那一部分東西并沒有消失，它只是暫時沒被說出來。

三

慢慢地，人開始向他靠攏。

有人只是路過，坐一會兒就走；有人本來說只待一天，后來多住了幾晚；還有人起初隔著屏幕刷到他，覺得這人有點意思，后來跟他聊天，發呆，帶孩子跑一圈，或者什么都不做，只坐在旁邊看別人忙。

趙典喜歡把這些事說得很簡單：歡迎任何人同行，來了有基本的吃和住，不需要付費，也不需要先證明自己值不值得被接納。任意時長，來去自如。這種簡單，對那些厭倦了介紹自己、解釋自己、證明自己的年輕人來說，是一種少見的寬松。你不必提交簡歷，說明目標，不必回答“你到底想干什么”，甚至也不必顯得積極上進。先來，先待著，先一起吃頓飯。別的，慢慢再說。

他身邊聚攏的，往往不是同一種人。有正在創業做自媒體的年輕人，也有短暫逃離工作的人；有帶著孩子來“體驗一下”的家庭，也有在主流教育路徑外徘徊許久的父母；有人把這里當作旅途中一個歇腳點，也有人想在這里試探另一種活法，看看人在最低成本之下，到底能不能保有一點體面，一點輕松，一點不那么被定義的時間

趙典并不急于把這些人組織成一個名字明確的群體。他不太喜歡“社群”“共同體”這樣過于完整的說法。和他在一起的人，也大多不是來宣誓認同某種主義的。他們更像在這里短暫停留，彼此借一點火。

白天，他們在營地里做飯，收拾東西，聊天。有人舉著手機直播，有人拍短視頻，有人在一旁看孩子追狗，有人坐著不說話。趙典有時候也不怎么講話，席地而坐，拉一拉小提琴，看人群自己流動。有人說餓了，他就起身做飯；做法并不講究，甚至可以說粗糙，但總歸能把一頓飯湊齊。到了夜里，一群人再去找樓道，打地鋪，想辦法解決充電、洗漱這些最具體的問題。那種生活并不浪漫，更多時候甚至有點狼狽。可正是這些細碎又真實的操作，讓一些第一次來的人意識到：原來脫離日常秩序以后，人并不會立刻墜入深淵。

趙典后來帶人做“城市流浪”，也是類似的邏輯。不是為了表演苦難，而是把一些被城市遮蔽掉的生存常識重新擺到眼前：一天花六塊錢，能不能活；在陌生樓道里，怎么把一夜對付過去；喝水、充電、洗衣服、洗澡，這些看起來再基礎不過的事，一旦沒有穩定住處與收入，會怎樣重新成為問題。

可真正吸引人的，未必是這些技巧本身。更重要的，可能是趙典給出了一種心理上的減震。他讓那些原本聽起來很沉重的事，失業、逃離、停下、低消費、暫時沒有明確目標，在敘述里不再顯得那樣可怕。一個人來到這里，先得到的往往不是方法，而是一種許可：你可以先不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不必馬上回答“下一步怎么辦”，也不必立刻恢復成那個被社會期待的樣子。

這也是為什么，跟著他的不只是年輕人。還有一些家庭帶著孩子來。討論的話題很散：消費主義，教育，流浪的成本，怎么找一份日結，什么算自由，什么算熱愛，學校到底教會了人什么

那些靠近趙典的人，來到這里試著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風險，重新練習和世界相處。有人在這里短暫恢復了說“不”的能力，有人第一次意識到，原來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東西，有人則只是為了確認了一件事：如果最壞的情況不過如此，那么人是否還有別的選擇。

趙典不是一個答案，他更像一種讓自己繼續成立的方法

這也是它和很多單純“反主流”的敘事不同的地方。三和大神也好，數字游民也好，低欲望生活也好，這些詞都太容易被包裝成一種姿態，或者一種新的身份標簽。可趙典身邊這些人，并不完全是在展示姿態。營地里那些看似松散的時刻，一起做飯，一起發呆，一起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自此有了別的意味。它們不只是生活碎片，也是在替一群懸浮的人完成最低限度的社會化：重新和陌生人待在一起，重新學會協作，重新承受別人的目光，也重新發現，原來人并不是只能在辦公室、學校和家庭里被定義。

這種“半進入”終究帶著它自身的不穩定。它能給人安慰，卻未必能給人出路。它讓人短暫地感覺自己屬于某個地方，可那個地方并不真正屬于任何人。趙典似乎并不急于解決這種不穩定。他甚至可能并不認為那是問題。在他的表達里，自由始終比穩定更重要，當下比長遠更重要，愿不愿意比能不能持續更重要。也正因如此，他身邊的人群才會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樣子：既松弛，又脆弱；既熱鬧，又懸浮，像一場隨時可能散去的露天集會

后來，趙典開始走訪一些在家上學的家庭。在上海，一個18歲的女孩從14歲起離開學校，自行安排學習內容。她給自己排課程表，分配時間，自己決定學什么、怎么學。她說：“我爸媽不教育我，我得自己教育我自己。”在大理，有孩子因為無法適應學校環境，每天早晨被升旗的場面嚇哭，轉入私立學校也始終焦慮不安。父母辭掉工作，帶著孩子一路自駕，從北到南。在曲靖，他見到一個從山東搬來的家庭。大女兒在初中階段因為學業壓力出現嚴重的抑郁癥狀，一度需要依賴藥物。后來一家人索性整體遷移，在自然環境中待了幾個月，孩子的狀態才慢慢穩定下來。

在這些個案之間，某種共同的經驗開始顯現：原有的教育路徑，并不能覆蓋所有人。它對一部分人來說，仍然是唯一的上升通道；但對另一部分人，它開始變得過窄，甚至帶來明顯的代價。那些無法繼續承受的人，只能離開。

趙典后來把自己在做的事情分成幾條線：提供最基本吃住的開放場域，帶人進入城市邊緣的生存練習，以及為青少年連接真實工作場景的“去玩”。他反復提到“街頭智慧”，那不是和書本對立的另一套知識，而是一個人如何在真實環境里判斷、協作、應對不確定的能力。很多時候，它并不來自課堂，而是在具體處境中慢慢形成。

“去玩”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它沒有課程體系，也沒有固定路徑。趙典做的，是把一些具體的工作場景向青少年打開：餐廳后廚、農場、店鋪、工作室。并非為了提前鎖定職業方向，而是讓一個人先進入一件真實的事情，在做的過程中，重新審視自己，也重新審視這個世界。

到目前為止，“去玩”能提供的崗位是27個，包括資產管理、儀表廠技工、自媒體博主、律師助理、室內設計、甜品店實習生、非遺陶藝學徒、繪畫攤主、旅拍攝像師等。這個網絡仍然很小，參與的孩子數量有限，時間長短不一，路徑也各不相同。

阻力也很直接。對許多愿意提供機會的人來說，這件事麻煩、無收益，還伴隨著不確定的風險。一旦出現意外或糾紛，責任如何劃分，往往比教育本身更難處理。相比之下，一些家長反而更愿意嘗試。對那些已經離開學校體系的家庭來說，這樣的機會本身稀缺。

因此，“去玩”更像是一種試探。孩子們在這里短暫停留，接觸不同的工作，重新建立對現實的感知。有的人會離開，回到學校或工作體系；有的人繼續停留在類似的狀態中；也有人在不同嘗試之間來回移動。沒有統一的方向，也沒有明確的終點。

趙典曾設想，如果未來能有兩百個穩定的體驗機會，覆蓋不同城市和行業，這個網絡或許可以運轉起來。但在現實里，這樣的規模還遠未形成。他目前能做的，更多是通過直播、公眾號等方式，讓愿意參與的人彼此看見，然后在其中完成匹配。它更像是在學校、家庭與社會之間，一段無法徹底脫離現實的回廊

后來再回看趙典，很難把他放回某一種明確的身份里。他不是在逃離，也不完全是在建構；不是學校的對立面，也不是某種替代方案的雛形。他更像是先抵達回廊的人，在那里停下來，住一陣子，做飯，聊天，把一些人暫時接納，也看著一些人離開。來來去去，留下的不是一種穩定的關系，而是一種被重新感受過的可能。

也許問題并不在于他會走到哪里。而在于，為什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走向同一塊地方。

（文中圖片來自受訪者社交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