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冼恒漢反映與韓先楚工作不愉快，葉劍英反問：你們說該怎么辦

1975年9月，蘭州的天氣已經有了涼意。就在這個時候，一封從蘭州軍區寄往北京的長信，引起了中央層面的關注。寫信的人，是在西北工作了幾十年的老政工干部冼恒漢；信中反映的，是他與新任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在工作上的“不愉快”。

這封信遞上去后不久，毛澤東看到了，隨后交給葉劍英處理。后來，葉劍英在與冼恒漢談話時，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你們兩個人像是關在同一個籠子里的兩只公雞，你們說該怎么辦？”一句形象的比喻，把當時蘭州軍區領導層的尷尬局面點了出來。

要理解這場矛盾，離不開兩個人截然不同的經歷和性格，更離不開西北那片土地在幾十年間不斷變換的時代背景。

一、從百色到西北：冼恒漢的“定向人生”

時間往前推近半個世紀。1911年，冼恒漢出生在廣西田陽的一個貧苦農家，父親早逝，家里不過兩畝薄田，全靠母親和奶奶支撐生活。日子緊巴巴，卻咬牙把他送進學堂，后來又供他考上田州師范。對于很多同鄉來說，這已經算是“跳出莊稼地”的路子了。

也正是在田州師范讀書時，他接觸到了新的思想。1929年底，他參加革命，不久參加了由鄧小平、張云逸等人領導的百色起義。起義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他被安排到紅七軍第一縱隊政治部當宣傳員。這個崗位，在當時看來既不顯眼，也不威風，卻隱隱決定了他此后的人生方向——走上政工干部之路。

1931年，在紅七軍軍官訓練所、紅二十軍教導隊合并成立的河西教導隊（后來的紅大分校）里，他系統學習了一段時間。結業后，又被送到湘贛省委黨務培訓班繼續深造，出來就被任命為獨立第三師第一連政治指導員。那時他還只是共青團員，自己都覺得有些“超綱”，專門向教務主任張子意請示。張子意擺擺手，干脆利落：“我介紹你轉黨?！睅拙湓挘淖兞怂恼紊矸?，也讓他真正站到了領導崗位上。

從那以后，冼恒漢一路在紅軍隊伍中從事政治工作：連政治委員、團黨總支書記、團政委、師政委，始終圍繞“做人的工作”“做思想的工作”打轉。打仗的榮譽往往歸前線指揮官，政工干部更多是在背后做鋪墊，既不搶眼，也不容易留下“顯功”。他自己后來用一句話概括：“沒有大功，實有苦勞。”這話不夸張，也不自憐，更像是對自己幾十年崗位特點的平實描述。

真正與西北結下不解之緣，是在長征接近尾聲的時候。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出發北上，途中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繼續轉戰，直到1936年10月22日在會寧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會師之后不久，在朱德的親筆信介紹下，冼恒漢前往陜北保安，到紅軍大學學習。這一步，算是把他的人生“釘”在了西北。

多年以后，他回望這一段經歷，感慨道：“從1936年長征到陜北，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在西北工作，從來沒有離開過這片貧瘠、荒涼而又質樸、純真的土地?！边@不是客套，是事實?？箲饡r期，他隨八路軍一二〇師轉戰冀中、晉西北，也常常面朝著西北方向；解放戰爭一打到西北，他幾乎就再沒離開過這片地域。

在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工作時，他和政委廖漢生一起在部隊中大力開展“訴苦教育”，帶著戰士們回憶舊社會的苦、對比眼下的路，提升戰斗意志。這套做法經過他系統整理，上報到西北野戰軍領導機關，彭德懷看后很重視，又轉報中央軍委推廣。一縱戰斗力很強，他常對戰士說：“第一縱隊就要有第一的樣子?！边@種口氣，有點平實的倔強，也帶著政工干部特有的“說理味”。

到1952年，中央決定進行大規模軍事整編?？紤]到西北地廣人稀、物資相對短缺，西北軍區只保留第一軍。新中國成立后，冼恒漢在西北的崗位不斷轉換：第一野戰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政委、青海省委常委、西寧市軍管會主任、兼青海軍區副政委等，始終圍著西北打轉。

1954年3月，他正式出任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1955年5月，西北軍區改編為蘭州軍區，軍區機關駐蘭州，同時撤銷第一野戰軍番號，新疆軍區單列為大軍區。組織上考慮他長期扎根西北，熟悉情況，又任命他為蘭州軍區政委。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將軍銜。從這年起，他在蘭州軍區政委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對一個習慣了在政治工作與地方建設之間來回穿梭的干部而言，這既是信任，也是沉甸甸的責任。

二、西北政委的“地方賬”與“軍隊賬”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那幾年，形勢復雜，全國很多地方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冼恒漢雖然“自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有一點比較特殊——他始終在領導崗位上，沒有被完全擠出權力中心。

1968年1月，他兼任甘肅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作為蘭州軍區政委，他本就要兼顧軍地關系，加上新的地方職責，工作重心一度明顯偏向甘肅地方建設。那幾年，他盯得最緊的，是農業生產。

甘肅的自然條件，很多老兵都印象深：黃土高原、沙漠戈壁多，降水少，旱是常態，水是“命根子”。很多地方老百姓一年到頭都在愁水，家里有限的水要省著喝，澆地更是奢侈。在這種背景下，如果不解決水源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就是一句空話。

冼恒漢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透。他到任后，每年有幾個月都在縣鄉之間跑，住在農戶家里，和社員一起吃住，了解田間情況，琢磨修渠、打井、引水的可能。不得不說，這樣的工作方式并不輕松，特別是對一個早已身居高位的將軍而言，卻符合他一貫的作風——跑在前頭，先把情況摸清了，再談部署。

經過幾年折騰下來，甘肅農業生產條件有了明顯改善。到1975年前后，甘肅的糧食總產量，從1969年的大約50億斤，提高到了百億斤左右，多數地區基本能夠解決吃飽的問題，外出討飯的人明顯減少。這個變化，在當時對西北一個資源匱乏省份而言，意義不小。

他在甘肅做地方工作時，也并沒有只盯著農業。像天水火柴廠這樣的老工業企業，在當地群眾記憶里就很深。這個廠是解放前就有的老廠，解放后經歷擴建和技術改造，慢慢成了甘肅的一張工業名片。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還記得，那會兒天水火柴兩分錢一盒，一盒一百根，質量相當穩定。在經濟并不寬裕的年代，這樣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產品，很容易把老百姓對地方建設的感受具體化。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地方調研時，并沒有把自己和群眾隔開。比如到通渭縣蹲點，那是出了名的貧困縣，荒山禿嶺，干旱嚴重。他和工作人員在那里和群眾同吃同住，研究怎樣修梯田、打水窖、修小型水利。很多社員自己都日子清苦，卻愿意相信這些從省里、軍區來的干部能“闖條路出來”。

1975年，他去天水視察，途中遇上道路結冰，汽車打滑，隨行人員只好下車推。路邊的群眾見著幾位穿軍裝的人吃力推車，紛紛上來幫忙，有人邊使勁邊說：“我們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軍是幫助我們的，所以見解放軍有困難，就得過來幫忙?！边@句樸實的話，讓冼恒漢心里頗受觸動，仿佛又回到了革命戰爭時期那種軍民一體的感覺。

也正因為長期在甘肅抓地方、抓民生，他對這片土地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情感綁定”。他常對身邊人說：“解放后一直在甘肅工作，吃的是甘肅的糧，喝的是甘肅的水。這里自然條件差，解放多年了，百姓日子沒有太大起色，不能讓老百姓指著脊梁骨罵?！?/p>

從組織角度看，這樣的干部既要管軍隊，又要抓地方，時間精力必然分散。對冼恒漢來說，這是一筆難算的“賬”：一頭是部隊建設，一頭是地方發展，二者夾在一身，遲早會在某個環節上顯出矛盾。

三、“老政委”遇上“老戰將”：蘭州軍區的磨合與沖突

1973年12月22日，中央作出一個引人注目的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原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在當時屬戰備前線，蘭州軍區同樣擔負著重要的戰略防御任務，這樣的互調，既有全局考量，也帶有針對性安排的意味。

韓先楚是久經戰陣的一員虎將。遼沈、淮海、渡江，乃至解放海南島，他的名字屢屢出現在關鍵戰役中，在軍中威望極高。調任蘭州軍區，對他來說，是接受新的戰略任務；對蘭州軍區原有領導班子來說，則意味著一個風格完全不同的主帥到來。

有意思的是，在八大軍區對調后不久，中央召見對調后的軍區司令員、政委到北京談話。毛澤東見到韓先楚與冼恒漢時，笑著說了一句：“冼恒漢是個老實人，你到了蘭州后，可不要欺負他呀?！笨此埔痪渫嫘Γ嗌僖餐嘎冻鲋醒雽扇诵愿癫町惖念A估：一位是久經沙場的猛將，一位是常年在政工崗位的“老實人”，要放在一個軍區搭班子，磨合難度不小。

韓先楚到蘭州后，工作很投入，這一點冼恒漢是承認的。他多次深入部隊，檢查戰備訓練、戰場工事、邊防布置，有時還采取個別談話方式了解情況。這種深入基層的做法，與他一直以來的作風相吻合。但問題就在于，視察之后，他提出了大量意見，而且指向面非常廣。

冼恒漢后來回憶說，韓先楚對蘭州軍區提出的看法，從戰備訓練、作戰部署，一直到軍區大院的綠化布局，都認為“有問題，需要整改”。這在他看來，幾乎等于對蘭州軍區二十多年來的建設成果來了個“全盤否定”。對一位自1955年起就在這里擔任政委、參與軍區建設方方面面的老干部來說，這種感受難免刺耳。

再加上一個客觀因素：韓先楚當時身體狀況很不好。秘書姚科貴記得，他赴蘭州任職時已是抱病在身。到任后仍舊堅持跑部隊、看陣地，長期勞累讓原本就羸弱的身體更加吃不消。大部分時間，他需要回北京或外地養病，長時間離崗，在蘭州軍區的具體工作往往只能通過文件、電報或短暫的會議傳達，和政委、其他領導當面溝通的機會有限。

這樣一來，問題就疊加了。韓先楚覺得很多方面需要按自己的思路“翻新”；冼恒漢則覺得，新司令對情況了解不夠，卻急于推翻既有基礎。而由于韓先楚經常不在蘭州，雙方當面的交流有限，誤解難以及時化解。軍區上層這種“兩個中心”的狀態，遲早要在某個契機上爆發出尖銳矛盾。

1975年9月，冼恒漢給中央寫信，詳細反映了韓先楚到蘭州軍區后的種種情況，包括工作方式、對原有工作的評價，以及雙方合作不順的問題。這封信直接遞到了中央，毛澤東看后，交葉劍英處理。

葉劍英先通過電話向冼恒漢通報：“你的報告，毛主席已經看了，中央軍委會派人去幫助處理的?！蓖?2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央軍委派出一個工作組，由副總參謀長向仲華、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任組長、副組長，以“檢查軍委擴大會議精神貫徹落實情況”的名義進駐蘭州軍區，了解實際情況。

工作組來到蘭州后，找了軍區不少領導談話，也聽了不同層面的匯報。從程序上看，該走的步驟都走了，但冼恒漢后來認為，這次調查并沒有真正觸及矛盾的根子，也沒有讓他和韓先楚之間的“梁子”解開。

之后的一次北京會議上，他再次就相關問題向中央提出意見。葉劍英找他單獨談話，當面用了那個形象的比方：“你們兩個人像是關在同一個籠子里的兩只公雞，你們說該怎么辦？”話雖不重，卻點得很透：兩位資歷老、個性強的主要領導，擠在同一個空間里，彼此又都有堅持，矛盾難免激化。

冼恒漢思考片刻，給出四個字：“我愿意調走?！边@是個頗為直接的態度，一方面表明愿意為大局讓路，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他對現狀的不滿與無奈。

葉劍英卻沒有順勢接這個話，而是勸他：“你在蘭州時間長，熟悉情況，身體也不錯，還是不考慮調走吧?！边@番話，從組織的角度講有其道理——蘭州軍區地位重要，而他對當地軍隊與地方情況都非常熟悉，輕易調走，不利于穩定。但也正是這樣的決定，為后來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四、干部調整與個人命運的轉折

矛盾并沒有隨著時間輕易消散。1977年4月，中央軍委作出新的任命：由蕭華出任蘭州軍區政委。這條通知傳到蘭州時，冼恒漢明顯吃了一驚。

按當時的職務序列，他是蘭州軍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任命一位資歷、軍銜都更高的上將——蕭華——到同一機構擔任政委，必然牽涉到職務排序和權力格局的問題。從組織程序上說，這樣的重要調整，原則上應事先有一定溝通。所以他專門給中央打電話詢問：調蕭華來蘭州軍區，有何整體考慮？

中央方面的答復比較明確：一是指出他主要精力一直在甘肅地方工作；二是強調調蕭華來，是為了加強蘭州軍區領導力量，“沒有別的考慮”；三是界定排序方式——“按先來后到，你為第一，他為第二，協助你抓好軍區部隊工作”。

不久之后，蕭華到任，也明確表態：“我是調來協助你抓好軍區部隊工作的，來時沒有帶什么人的指示，也沒有什么框框，就是協助冼政委工作。”從話語來看，雙方在表面上形成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分工格局：冼恒漢仍是“一把手”，蕭華則以“協助者”的身份參與軍區領導。

然而，新的班子結構并沒有維持太久。1977年6月，韓先楚、蕭華、冼恒漢接到通知，一同赴北京開會。會上重點討論的，是蘭州鐵路局的問題。經過研究，會議認為冼恒漢在相關問題上“負有重大責任”，最后作出決定：免去他蘭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等職務。

這一下，從軍區到地方，他擔任了多年的一系列重要職務，被一并撤銷。對任何一位在同一地區工作幾十年的老干部來說，這都是非常沉重的打擊。

被免職后，他被安排住進北京海運倉招待所，一住就是五年多。這段時間，他沒有具體工作，只能等待新的安排。對于一個長期習慣于處理大事、日程排得滿滿的人來說，這樣的生活節奏幾乎是一種徹底的“剎車”。

1982年11月，他接到通知返回蘭州軍區，本以為主要是了解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做個說明。誰知在相關會議上，批評和指責接連而來，對他的身心造成不小沖擊。那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每況愈下，這樣的壓力，很快引發了嚴重的心臟問題，出現大面積心肌梗塞，被緊急送醫治療。

1983年11月出院前，他接到新的通知：退出現役，由地方按地、師級待遇安置，每月發放生活費200元。到1985年，待遇調整為按正軍職計算。從制度上看，這是對他多年工作的一種承認，但與他曾經承擔的職責相比，落差仍然明顯。

從此以后，他算是徹底閑下來了。沒有了日常工作的忙碌，時間忽然多了出來，生活節奏一下變得很慢。對于很多從青年時代起就一直在前線、在機關、在地方一線奔波的人來說，這種“靜下來”的狀態，其實并不容易適應。

他開始寫回憶性文章，把自己從百色起義、長征，到西北戰場、蘭州軍區、甘肅地方建設的經歷，一段一段記下來。對他而言，這既是沉淀個人記憶，也是向后來的研究者留下一些第一手材料。與此同時，他依舊保持著一個老政委的習慣——關心群眾生活。

有時甘肅下雨，他在北京也會特別留意天氣預報。兒女不理解：“你又不工作，還關心天氣預報干什么？”他的回答不復雜：“甘肅百姓太苦，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飯，不關心怎么能行?！边@話聽上去簡單，卻透出一種長期形成的“責任慣性”：即使已經不在其位，念頭還留在原來的地方。

晚年的冼恒漢，一直關注著甘肅一些重大工程的進展。很多建設項目在他任職時因為條件限制沒能完成，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們最終落地。對他來說，那不僅是事業上的一個結果，也是和這片西北土地的一個交代。

回過頭看，從1975年那封反映“工作不愉快”的信，到葉劍英那句“籠子里的兩只公雞”，再到1977年的職務調整，這一連串的事件，其實折射出一個時代里干部之間的性格碰撞、工作方式的差異，以及體制運轉中“個體命運”和“大局安排”之間的張力。

冼恒漢的故事，不止于一位老政委與一位老戰將之間的矛盾，也不只是個人進退榮辱的起伏。更重要的，是在某個特定歷史階段里，軍隊與地方、前線與后方、傳統戰將思路與長期政工經驗之間，如何磨合、如何博弈、如何在曲折中尋找平衡。對熟悉那段歷史的人來說，這些曲折本身，就是時代的真實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