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殼「辜負」了左暉的理想

前幾日，貝殼發布了一份頗為難看的財報。

過去一年，公司凈收入微增，利潤卻同比減少了26.7%。其中第四季度尤為慘淡，凈利潤僅為8200萬元，而2024年同期為5.7億元。雖說非房產交易業務是一大亮點，可是其對主流業務下滑的對沖還是有限，這似乎也證明了彭永東“一體三翼”的戰略成效仍待觀察。

更令人不解的是，就在發布財報前不久，彭永東與聯合創始人單一剛共同捐贈1000萬股A類普通股（價值約4億元人民幣），用于設立“健康家貝守護金”，覆蓋平臺超50萬一線服務者。

前腳剛剛兌現去年的捐贈承諾，后腳又接著繼續搞捐贈，不是彭永東大方，更大的可能是手里拿著巨額財富的他，試圖再次用公關式捐款的方式，為過去一年的“天價年薪”和低迷業績轉移視線。

回想當初，第二屆“新經紀峰會”上，左暉在臺上侃侃而談，宣稱要給經紀人更大的確定性和安全感，臺下的人皆憧憬滿滿，以為行業在向更好的方向改變。而現在，2025年業績電話會上，盡管貝殼的管理層極力描繪一幅高質量轉型的畫卷，經紀人的心里卻普遍沒底。

如果說以前的貝殼是創始人在理想和實踐中凝結了人的力量所編織的一張網，那如今，這張網已然松動。

安全感與危機感

“來鏈家四個月，做了不到1萬的業績，準備離職了，現在還欠公司1700塊，提成一毛錢沒拿到”，一位經紀人在社交平臺上吐槽。

不掙錢反而倒貼錢？這可能和貝殼推行的“借薪制”有關。有多家媒體報道，貝殼推行“借薪制”，經紀人并無底薪，當月未開單只能領取最低工資，開單后還需從提成中扣除此前領取的保障薪。如果一直沒開單或單量極少，確實會出現倒貼式上班的現象。而這不是最令經紀人頭疼的問題，問題在于平臺截留的部分越來越高。

早在2024年，有媒體曝光，在廣州市南沙區，貝殼找房廣州站旗下多名當地店東反映，自6月起，貝殼平臺在新房交易傭金中，對這些南沙店東抽取的比例再提高2%至23%，比廣州其他區域總體高出5%。

據了解，在2023年以前，貝殼平臺廣州二手房交易的統一抽傭比例是8%，新房為18%。

當房地產下行、房子越來越不好賣，房產中介的生意怎么保持業績增長？貝殼的做法是對內“謀”利。而左暉創造的ACN模式，本來是通過傭金分成的合作規則，將經紀人從零和競爭轉向協作共贏，如今隨著平臺勢強，經紀人、店東在其面前幾乎沒有話語權，是以他們不得不接受越來越高的抽傭。

地產生意好時，經紀人之間通力合作，跟著一塊“吃肉”，如今平臺提高抽傭，連“湯”都越來越少了，這種合作自然會受到沖擊，影響效率，更關鍵的是也影響了服務的質量。

“讓中介人員做有尊嚴的服務者”，是左暉曾經賦予貝殼的一個重要使命，在很多場合，他也經常提及要給中介人員創造“安全感”。這種安全感，不是來自于對外宣傳的口號，而是真正被其落地到底薪和晉升通道上，這已然成了行業內津津樂道的事。

但現在的貝殼，經紀人普遍感受到的不是安全感，反而是危機感。

自2021年以來，貝殼已多次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比如2022年，有消息稱，裁員覆蓋了產品研發、業務運營、中臺支持等多個部門，綜合來看各部門裁員比例平均達到了50%。到了2025年，貝殼更是頻繁被曝裁員，年底，甚至傳出裁員比例達到了30%的消息，而且調整的重點就放在了傳統中介業務線上。

一位貝殼員工坦言，“公司已經停止擴編，現在招聘的基本都是離職替補。如果未來行情繼續變差，裁員大概率還會上演。”

過去二十年，我國的房產中介行業處于野蠻生長階段，基層經紀人大多處于“無底薪、高壓力、低保障”的狀態，行業更是普遍存在“重業績、輕人本”的傾向，服務者的尊嚴與權益被忽視。作為中介巨頭引領者的左暉，一直在試圖改變這種現狀，他加大了對經紀人職業化之路的探索，并致力于為其提供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

只是，現在看來，貝殼似乎又把這條路走偏了。

貝殼正在失去變革者的底色

左暉最后一次在媒體上出現，是2021年4月3日央視播出的《遇見大咖》。采訪中左暉回答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鏈家做得好好的，還要做貝殼？因為他想要改變這個行業，鏈家是直接服務消費者的，而貝殼不僅要服務消費者，還要服務和鏈家一樣的中介機構。

認識左暉的人，將其稱為有理想的“地產經紀行業的顛覆者”，細數其多年創業史，那些足以改變整個行業的創舉，背后也確實隱藏著他最初的，也是最終的理想。在他的理想中，通過平臺化，貝殼可以被打造為一個打通線上線下以及中介經紀人的“生態圈”，在這個生態圈里，資源共享，協同作戰。

然而，隨著左暉的離世，貝殼平臺化所裝載的龐大愿景沒有一步步成為現實。

平臺憑借所掌握的資源和流量，裹挾著這條產業鏈上下游的其他角色，逼其“讓利”，與此同時，又將業務線深入到家裝、租賃等其他領域，重點轉向了非中介業務。盡管這都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房地產市場低迷帶來的業績壓力，可也對貝殼長期構建的生態健康造成了損害。

其實，左暉那套“堅持做難而正確的事情”的理論，早已被拋棄，這使得貝殼正在從一個敢于創新的變革者變成了屈從利益的“平庸之流”。

以“好贊好房”服務為例，2020年，貝殼推出“好贊好房”服務，本意是為二手房房主提供加急服務，各地“好贊”服務收費標準不同，最高可達1%。這幾年，越來越多的房主出售房產，可房子卻越來越難賣出去，無論對于平臺還是經紀人，這1%代表的利益明顯不同以往，因此他們從賣房人身上找到了“新思路”。

早前，有自稱貝殼前中介爆料稱，為了賺取最高1%的推廣服務費，貝殼內部號召中介推廣“好房好贊”服務，甚至不惜通過“套路”達成目的。但即使掛牌“好贊好房”后，也不見得能賣出去，為了盡早成交，貝殼經紀人還是會對賣家不斷加大“洗腦”力度，靠降價推動交易。

當貝殼從上至下的銷售理念從兼顧服務與效率變為交易至上，被改變的不止是傳統的中介業務，還有新業務。

比如家裝，裝修行業素來有“大行業、小公司”的說法，最大的痛點在于非標準化和低效率，貝殼通過供應鏈改造，如對80%的主材和60%的輔材進行全國或地方集采，確實有助于推進標準化，可是裝修最根本的還是對服務的管理。

而且貝殼不惜用捆綁銷售的辦法來提升家裝業務，可見這一行并不好干。一位上海的房產經紀人曾向《每日財報》編輯部爆料，鏈家和貝殼要求開發商的銷售業務綁定圣都裝修，比如明明一個客戶買房可以拿到5萬的優惠，但是現在必須同時購買貝殼的裝修包，才能拿到原有的5萬的優惠。

黑貓投訴平臺中也有消費者投訴稱，貝殼存在將用戶個人信息轉售至家裝公司的情況。

理想主義退場，功利主義興起，這樣的一個貝殼，似乎已經不能承載當初左暉賦予其改變行業的愿景。

管理層帶“偏”了貝殼

經紀人流失、服務水平下降、買賣雙方不滿…當貝殼用十多年時間構建起房產交易的信任壁壘，如今面臨著打破的風險，以彭永東為核心的新管理層怕是難辭其咎。

對比貝殼近幾年的財報，2022年，受大環境影響，貝殼凈收入下降24.9%，凈虧損13.97億元，當時貝殼的管理層在業績電話會上稱，“公司遭到巨大挑戰。”而到了2023年，貝殼凈收入達到778億元，同比增長28.2%，凈利潤更是高達58.90億元，一舉實現了逆轉。

由于房地產行業處于前所未有的深度調整期，給貝殼帶來了巨大的生存壓力，以彭永東為代表的高管們并未秉承“長期主義”的理念，繼續深入挖掘ACN模式在共贏維度的商業潛力，而是轉而面向房產上下游謀取更大的收益，并進行了以裁員為主要手段的降本增效，這是貝殼在短時間內業績爆發的一個潛在原因。

我們已然可以看出，相比理想主義的左暉，盡管彭永東作為其選擇的接班人，可職業經理人出身的他，在遙遠的理想和現實的利益之間，顯然更偏向于后者。這也直接導致左暉時代下形成的企業文化與現在高層的管理理念出現了割裂。

去年的“天價年薪”事件，就是這種矛盾的極端釋放。據此前貝殼發布的財報數據，2021年，貝殼董事長彭永東的年薪是847.8萬元，聯合創始人單一剛的年薪是685.3萬元。而2022年，兩人的薪資分別大幅增長至4.75億元和3.55億元。到了2023年，這兩位高管的薪酬進一步大幅增長，彭永東拿到7.13億元，單一剛拿到5.29億元。

從847.8萬元到7.13億元，單是彭永東一個人的年薪，就在兩年內增長了大約84倍，與之作為對比，貝殼平臺經紀人2024年的人均年收入約7.42萬元，前者是后者的5399倍。

巨大的財富差距和上下層割裂的生存狀態，迅速引爆了輿論，一出“創始人意外離世，職業經理人吸血”的戲碼在互聯網廣為流傳。盡管略顯夸張，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初左暉擔任公司董事長時，董事會薪酬與公司業績確實是牢牢綁定在一起的。在其離世的2021年，因為公司當年虧損5.25億元，他只拿了50萬元年薪。

在困難時期，當一個執掌者無法做到和企業共同進退，這不僅會直接動搖員工對高層、對企業的信任，帶來管理危機，也多少暴露出這個執掌者在企業治理、隊伍領導以及戰略遠見上的“缺陷”。

畢竟如果一個企業領導人腦子里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的錢袋子裝滿，無論是內部員工還是外界旁觀者，都無法相信他能力挽狂瀾，把公司從低谷中拯救出來。

創業二十載，左暉給行業、也給貝殼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是“堅持做難而正確的事情”的執拗，也是敢于顛覆和重寫規則的勇氣，更是為中介行業謀未來的一種大局觀。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如今的貝殼身上，我們越來越看不見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