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派文學興起了,引起了一定的關注。其實現代派文學有一定的現實基礎,并非憑空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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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克·莫里亞克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理論著作《當代的反文學》。在這部著作里,他創造了“反文學”這個新的術語,用來概括荒誕派戲劇、新小說以及與過去文學傳統有所不同的文學創作。他的定義是:“反文學,也就是從平板拘謹的傳統中解放出來的文學,他被這種傳統賦予了一種貶義,它是永遠也無人可達到的一種極端,而不過是自有人類的寫作活動以來,所有誠實的人奔赴的一種方向。”二戰以后,很多人喪失了生活的希望,因為他們看到了戰爭的突然性,看到了人生的無常,甚至很多人認為前途渺茫。一批現代派的作家、畫家出現了,他們符合了人們的心理,或者說符合了人類群體的心理,有的展現荒誕的內容,有的展現魔幻現實主義的內容,有的展現黑色幽默的內容。各種各樣的流派出現了,似乎越是胡鬧,越能引發人們的關注。在現代派作家看來,人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究竟是怎樣的,只能活一天算一天,甚至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活在同樣的空間里,而時間只不過是個人的印象而已。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寫的《百年孤獨》中的馬孔多小鎮一樣,一代又一代的人在這樣的小鎮實現了輪回。似乎他們無法逃離,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而生活總是那么魔幻,并不是他們想怎樣就怎樣的。
現代派文學有一定的現實基礎,而現實似乎比現代派文學更魔幻,更荒誕。在資本進入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之后,很多人失去了原來美好的理想,總是變得非常現實,不要追名逐利,而且明明知道這種追名逐利的行為,是讓人疲乏勞累的,也還是要一如既往地追求。他們喪失了美好的理想與精神追求,有的只是追名逐利,當然個人會感到精神的疲乏,卻偏偏無法逃脫這種被擺布的命運。因為資本已經支配了市場,而且支配了人們的行為,甚至把每個人的勞動力都作價出售了。劇本《等待戈多》中,戈多最終沒有到來,而戈多的本意就是上帝,意思就是上帝死了,不會再來了。認為上帝死了的人們失去了信仰,當然會搞各種無底線的操作,甚至互相仇殺,有的還出賣肉體和靈魂。貪污腐敗官員出現了,甚至會買賣“死魂靈”;特殊職業婦女出現了,要出賣自己的肉體;二奶和小三也出現了,同樣出賣自己的肉體;一些辦重污染企業的資本家出現了,污染了土地、空氣和水源,卻分明過上了上層人的日子,而被污染困擾的普通人只能自己花錢看病,卻不能和這樣的資本家交涉。當特權階級肆意妄為的時候,普通人就失去了信仰,因為即便他們努力,也不可能成為特權階級的人員。甚至連致富都很困難,就更別提變成權貴了。中國的現代派作家也為數不少,當然有很多并不能被簡單地稱為現代派作家,而是在作品中插入了一些現代派的描寫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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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紅高粱》中有瘋狗吃人的描寫,完全借鑒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寫法。而現實中不僅有瘋狗吃人,還有人吃人,只不過莫言沒有認真寫而已。閻連科寫的《丁莊夢》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來源于河南的艾滋病村。根據他的小說,拍成了一部電影,叫做《最愛》,一時引發轟動,但這樣的村莊并沒有完全解決艾滋病的問題,問題仍然存在。只不過不提了而已。吃人的現象總是存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中提到過,只不過是一個患了精神病的人在說“吃人”二字,而且翻開古書,都寫著“吃人”兩個字。這樣的作品有一些現代派的性質,可以和卡夫卡的作品相媲美。現代派的文學總是反其道而行之,有種克·莫里亞克說到“反文學”的性質,其實本身也是文學。不管是在作品中寫吃人的現象,還是在作品中展現無盡的時間和空間,展現日復一日的生活,展現不可逃避的命運,甚至吊詭的命運,都算是現代派的寫法。而這種寫法來源于現實生活,并非完全反現實。現實生活中有倒賣孩子的現象,而且是婦產科醫生干的,是窩案,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倒賣了二十多年。似乎文學作品中虛構的事件不如現實魔幻,也不如現實殘酷。不管作家寫人還是寫大甲蟲,不管寫瘋狗,還是寫時間和空間,都有一種不按常理出牌的意思,但分明讓人覺得有一點生活的氣息。
人在被社會規則馴化的過程中,已經完全失掉了本性,變成了社會化的人,甚至不會表達自己的觀點,不會實話實說。而這樣的人是可以進入現代派作品的,也就是現代派作家著力刻畫被制度或規則馴化的人,也就是變異了的人。當這樣的人逐漸增多并組成人類群體的時候,就是現代派作家警惕的時候,因為他們發現了人性被改變的秘密。他們不能直說,只能通過作品來表現。就像《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的詭辯邏輯一樣,總是要讓飛行員飛夠一定的次數,最終要讓飛行員戰死沙場,而不是讓他們請假回去。即便他們得了精神病,也仍然要駕著飛機飛行,不會被認為有病。這是制度之惡,也是規則之惡,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過,現在也仍然存在。就像卓別林演的喜劇一樣,他扮演了一個在大齒輪上擰螺絲的工人,擰了一天螺絲,出門見到螺絲形狀的東西就去擰,以至于把消防栓擰開了。他看到一個貴婦胸前有兩朵裝飾性的花,花朵也像螺絲,上去就擰。婦女報了警,警察把他帶走了,上警車的時候,他的手還在擰,以至于警察無法給他戴上手銬。歐·亨利的短篇小說《警察與贊美詩》也有同樣的手法,剛出獄的主人公,接連辦壞事,卻不會被警察逮捕。而他聽到教堂里的贊美詩,靈魂受到洗禮。想要做一個好人,卻被警察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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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派文學有著一定的現實基礎,尤其要描繪那些在制度和規則支配下蛻變的人性。即便有的語言顛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語,有的詩歌甚至無法讓人讀懂,但仍然不失為一道靚麗的文學風景。倘若作家為了搞怪而搞怪,就沒必要寫作了,那不是現代派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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