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傳統的奠基、賡續與轉型——以1940年代以來南泥灣稻作史為中心的討論

作為大生產運動中的一面旗幟，南泥灣因八路軍三五九旅極富傳奇色彩的屯墾故事而聞名于世，此地之所以被冠以“陜北好江南”的美譽，與水稻的成功引種密不可分。抗戰時期，水稻由部隊中的南方籍官兵最先種植，在數年內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奠定了南泥灣的稻作傳統，并賦予水稻革命傳統象征意義；集體化時期，在革命傳統精神的影響下，加之農業戰略推進、制度保障的完善和勞動力、資金、技術的投入改進，南泥灣稻作傳統在賡續中有所發展；改革開放后，南泥灣稻作順應市場經濟規律不斷調整，價值體系和傳播空間日益拓展，為地方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注入動力。歷史上南泥灣的稻作雖屢有起落興衰，但其傳統從未中斷，基于南泥灣稻作史的長程梳理與分析表明，革命傳統的形成和延續有其生態環境基礎、政治組織保障和歷史文化基因，尤其離不開廣大基層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持續追求與向往，只要這些因素不變，革命傳統便不會中斷。

在中國革命敘事中，“南泥灣”具有獨特的地位。就革命實踐而言，三五九旅官兵墾荒屯田、將不毛之地改造為“陜北好江南”的故事創造了生產自救和生態改造的奇跡；從精神譜系來看，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核心的南泥灣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組成和具體延伸，是中國共產黨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集中體現。因此，有關南泥灣的研究一直是中共黨史學界的熱點話題，產生了一大批相關成果。但遺憾的是，這些著論多側重于考察大生產運動的整體過程和南泥灣精神的含義，對支撐南泥灣“好江南”形象的基本載體“水稻”的長程歷史缺乏系統考察。實際上，南泥灣稻作是大生產運動最具標志性和創造性的成就之一，是貫穿中共革命史、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的重要話題，折射了大歷史背景下革命傳統的連續性與生命力。目前，學界對革命傳統雖有諸多討論，但多偏重于從宏觀視野或理論層面出發，闡釋其概念、內涵、價值及傳承問題，鮮有詳細個案研究。其實，革命傳統的孕育和產生深植于革命歷史實踐，并且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歷程中進一步延續、調適和轉化。在革命傳統的發源地，這一脈絡尤其清晰。從歷史學的角度對南泥灣稻作史進行長時段梳理，既可豐富以南泥灣為中心的革命史、思想史研究，也能回應當下學術界關于革命傳統延續性的討論。緣此，筆者在借鑒現有成果基礎上，以未刊檔案文獻為主，輔以田野調查資料，以地方視野和長程眼光對南泥灣稻作傳統的形成過程、發展變革及內在機理進行實證分析，進而管窺時代洪流中革命傳統的“變”與“常”問題。不足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一、抗戰時期南泥灣稻作傳統的奠基

從南泥灣被發現到中共中央作出開墾決策、調三五九旅入駐，歷時半年有余。綜合來看，南泥灣稻作的興起是地區自然稟賦、邊區糧食需求與中共調查研究、科學決策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以生態環境的視角審視，南泥灣所在的延安地區云巖河上游一帶氣候區劃上屬于北暖溫帶半濕潤區北緣，地理分區上為黃土高原梢林草原溝壑區，水、地條件較好：河谷斷面一般呈倒梯形，河水常年流量穩定，變化微小；河谷土地全部為淤積而成，土壤類型屬黑黃綿土，土體深厚、質地砂粘適中，養分含量高。因此，該地很早就得到了開發，且一度人煙稠密，生產和經濟頗為繁榮。但清朝中期以后，由于戰亂不斷，致使當地人口銳減，生產衰退，大片土地撂荒；到抗戰爆發時，當地已成為人跡稀少、荊棘遍野、野獸出沒的荒涼之地。其中尤以被稱為“爛泥洼”的一片廣袤荒洼最為典型——方圓八十里內僅散居數戶人家，但“周圍是緩坡丘陵，有茂密的次生林，水源充足”。總體而言，得益于獨特的自然條件，南泥灣相較于陜北其他地區，更具備發展水稻種植業的優越自然基礎。

南泥灣的發現與后續開發是在邊區面臨多種困境，特別是糧食緊張的背景下發生的。全面抗戰爆發后，陜甘寧邊區作為中共抗日斗爭的大后方，人口急劇增加，導致糧食需求劇增。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日偽和國民黨政府對邊區物資封鎖的不斷強化，糧食短缺現象更趨嚴峻。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肖勁光曾回憶指出，因為糧食接濟不上，經常發生指戰員吃不飽飯的情形。1939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人，針對糧食困難等問題提出了“黨政軍民學大家一齊動手，衣食住都由自己來解決”的號召，大生產運動由此展開。尋找可供開墾的土地因之成為迫切需要。

1940年6月，為了落實中央財政經濟政策，研究邊區農林環境，探索改善農業生產基本條件的政策，促進“開發可能的富源”，由農林學家樂天宇主持的團隊在中央財政經濟部支持下，對延安周邊地帶進行了考察，發現附近4個林區部分荒地適宜種植水稻，其中就包括位于九源林區的“南泥洼川”，其水利、土質“甚佳”，地勢“甚平”，氣候也“較和平”，可移民戶數可達到已有居民的10余倍。在目前所見文獻中，樂天宇等人是率先提出墾殖南泥灣并在此發展水稻生產的倡議者。樂氏有關考察報告引起中央領導層的高度重視。毛澤東找來樂天宇，與其面談開發南泥灣的問題；朱德則親自聽取報告，三次到南泥灣進行實地考察。隨后，樂天宇等再赴南泥灣進行考察，為后續開發工作做準備。在此基礎上，邊區政府也派出工程技術人員到南泥灣開展勘查工作，進一步了解其地理和社會經濟狀況，并抽調一個營的兵力，修筑延安到南泥灣的公路。

在前期考察研究、道路修筑和各項籌備工作相繼展開的基礎上，1940年底，中共中央將駐綏德地區的八路軍三五九旅調防至南泥灣，正式拉開南泥灣稻作生產的大幕。此舉產生了兩方面最為深遠的影響：

一是部隊的進駐，為開展水稻生產提供了大批青壯年勞動力。水稻種植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農業，需要豐富的勞動力投入。部隊入駐之前，當地只有20余戶居民，根本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的稻作生產；部隊入駐后則從根本上解決了勞動力短缺問題。據統計，到1944年，駐防南泥灣地區的該旅各部官兵共計6909人。這些兵力絕大部分投入到了農業生產中。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對該部七一八團的調查顯示，全團1372人中1265人參加農業生產（包括全體團、營、連干部），占比高達92%以上。以此為基礎，三五九旅對南泥灣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開墾工作。臨近水源、地形平坦的地方被普遍開辟為水田。同時，依托豐富的勞動力，部隊官兵還進行整改河渠、修筑堤壩、平整土地等水利基礎建設，為水稻種植創造了良好條件。

二是部隊中的南方籍官兵帶來了稻作技術和經驗。與旱作作物相比，稻作生產的技術性要求更高。三五九旅官兵中許多出身于南方稻作地區，擁有比較豐富的稻作經驗。他們經歷長征到達陜北，成為南泥灣稻作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技術骨干。例如，旅長王震、供給部政治委員羅章等身先士卒，積極推廣水稻種植經驗并經常指導、參加稻田勞動。原三五九旅老戰士也回憶：“南方人種水稻，北方人山上開荒，那很科學啊”，“ （部隊） 主要領導都是南方經過長征的老紅軍。他們家鄉生產大米，所以他們對搞水田，特別內行，特別積極”，“水稻的技術，插秧，這個和南方是一樣的”。

在以上因素推動下，南泥灣的水稻種植業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巨大發展。首先是水稻面積、產量均取得不俗的成績，且重塑了原有自然景觀，形成了以稻田為中心、頗具江南意象的新景觀。到1944年夏，三五九旅所屬各部開墾的稻田累計達到2112畝。正是這些稻田，將南泥灣與“江南”意象緊密勾連起來。時任七一八團文藝工作隊秘書的師田手不無詩意地寫到：“稻秧已經滋長起來，一畦畦的，好似蔥綠色的平平的地毯”，“川野完全改變了，使人感到像是真的到了江南！”

其次，上述勞動成果緩解了延安市場上稻米供應匱乏的情況。大生產運動前，延安地區的大米主要依靠外地供應，且供應量十分有限，日常幾乎吃不到。隨著南泥灣稻米的產出，情況頗有改觀，高崗就在講話中指出“過去我們的大米是從武漢來的，現在我們的大米都是南泥灣、槐樹莊來的”。另有時人回憶“在延安，大米實在太稀罕了，只是大生產運動以后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墾了一些低洼地，有了稻田之后才有了極珍貴的白米。”雖然目前還沒有關于水稻產量的系統統計，但我們可以從時任三五九旅副政委王恩茂1944年的日記中管窺一斑：

寫了一個交一萬石糧食給上級的東西。這一萬石糧食，包括7000石谷糜、90萬斤洋芋當1000石、500石大米當2000石。

按照邊區的計量標準1石為300斤換算，這批大米約有150000斤。1944年邊區需要供給的人員為112205人，相當于平均每人獲得了1.3斤多的大米供應量，且這只是三五九旅一次的上繳。自此，延安許多機關單位也開始吃上大米，延安街頭的飯館亦有了大米飯供應。

再次，南泥灣稻作的開啟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和反復贊譽，并帶動了整個邊區的水稻種植。1942年“七七”紀念日后，朱德邀請幾位老同志共游南泥灣，留下“平川種嘉禾，水田栽新稻”，“熏風拂面來，有似江南好”的詩句。同年12月，《解放日報》刊出題為“積極推行‘南泥灣政策’！”的社論，宣稱“經過披荊斬棘，耕耘種植，今天的南泥灣，已成了‘陜北江南’”。1943年10月，毛澤東視察南泥灣并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勵。著名詩人賀敬之、作曲家馬可譜寫的歌曲《南泥灣》，伴隨著秧歌舞《挑花籃》在邊區的巡回演出而走紅。由此，掀起了向三五九旅學習的熱潮，南泥灣的故事迅速傳播到整個邊區乃至全部敵后抗日根據地。當時到訪延安的愛潑斯坦感慨道：“一路上我們看到了發揚南泥灣精神的‘大生產運動’已經使原來以貧瘠著稱的邊區大變樣”。據統計，截至1943年4月，邊區共有12處號稱“陜北江南”的墾區，南泥灣是其中的典范，其他11處都是以南泥灣為榜樣開發而來的，在這12處墾區中，有10處種植了水稻。

南泥灣稻作的成功，不僅植根于抗戰時期的現實需要，更與歷史上北方對“江南”意象的長期追慕形成跨時空共振。自隋唐特別是趙宋以后，江南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作為江南意象的重要元素之一的水稻文化也成為中國北方刻意學習、移植或仿效的對象，北方那些水源豐沛、能夠較大面積種植水稻的地區，常常被冠以“江南”的美名。有學者將歷史上中國北方有“江南”美稱的地區分為水利型、稻作型、文化型、富足象征型和景觀型等類別，并且指出：傳統時代北方民眾對“江南”美譽的認可，緣于江南地區的繁榮興盛，其本質上體現的是對于富足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南泥灣被譽為“陜北好江南”，正是這一思維邏輯的產物。原三五九旅七一九團九連連長劉寶齋指出：“過去，中國只有江南稻田多，北方沒稻田。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辟了稻田，所以說是‘陜北江南’。”程森等也認為：“稻田是陜北江南最為典型的農業景觀，又因其在陜北黃土高原的‘稀缺性’，甚至成為陜北江南最主要的‘標識’。”由此可見，稻作不僅是塑造“陜北好江南”形象的核心物質基礎，更承載著千百年來中國人對豐衣足食、物阜民安的理想追求。

在此意義上，三五九旅屯墾所形成的“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為核心和本質，以注重調查、實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和上下一致、共克時艱的實干精神為主要內容的南泥灣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培育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誠然，這種精神形成于抗戰時期三五九旅在南泥灣的全部革命實踐活動，但稻作實踐無疑是其中最具象征意義的一環：它不僅是中共克服物質困難、鞏固抗日根據地的創造性舉措，更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典型形態。正因如此，南泥灣水稻自問世起就超越了單純的農業生產符號，成為承載革命歷史記憶與革命傳統的文化象征。

二、集體化時期南泥灣稻作傳統的賡續

隨著革命的勝利，南泥灣“陜北好江南”的形象繼續在全國范圍內傳播。然而，對于新中國成立后南泥灣稻作生產所經歷的在地化演進歷程以及南泥灣精神對當地社會發展的持續性作用，學術界卻鮮有關注。對革命傳統的考察，固然需要重視思想史層面的梳理，更離不開對地方社會運行與民眾日常生活實踐的深入研究；唯有立足于這一層面，才能真正把握傳統得以賡續的內在邏輯。

新中國成立之初，南泥灣因三五九旅大部隊調離，社會生產短暫停滯。隨著集體化的推行，陜西省有關部門以原三五九旅軍墾耕地為基礎，先后組建了“陜西省地方國營南泥灣農場”、“中國人民解放軍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建設第十四師一四一團”和“國營陜西省延安南泥灣農場” （為方便計，以下均簡稱“農場”）。延安市則在當地先后設立了南泥灣鄉（1950）、麻洞川公社南泥灣管理區（1958）、南泥灣公社（1962）。其中，國營農場是全民所有制的農業企業，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組織的基層單位，二者都屬于社會主義范疇。整體上看，集體化制度的建立，為恢復和發展革命年代奠定的稻作傳統提供了堅實基礎。

集體化時期，南泥灣稻作繼承了革命年代的諸多模式，尤其是國營農場，直接沿襲了部隊的軍墾傳統，有效保證了三五九旅當年開墾的稻田持續耕作、未曾中斷。

首先，維系南泥灣稻作成為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的一種政治任務。國營農場組建之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陜西省委就明確要求其必須“繼承三五九旅的光榮傳統，把南泥灣建設好”；農場副場長榮月林在向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匯報工作時也承諾，要把種好水稻放在優先地位；人民公社的基層勞動者對此也有相當的認識和自覺。三臺莊大隊社員蘇廣和，用當年從三五九旅戰士那里學得的辦法來防治水稻爛秧、提高產量，并對周圍的人強調，稻種是三五九旅留下的，栽稻技術也是三五九旅傳下的，要給三五九旅增光。

其次，作為南泥灣稻作生產的主要實行者，國營農場的管理運作與三五九旅時期的軍墾基本一致。農場是部隊的架構，為一個團的建制，下屬各連隊既是基本的行政單位，也是基本的生產及核算單位。在人事安排上，農場的領導干部和技術骨干有不少是原三五九旅老戰士，其中，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直接調往南泥灣農場的有干部63人、工人39人，極大提升了農場的組織力量和人才儲備；在生產管理上，農場也常常采取當年三五九旅大生產運動中的動員方式、競賽機制和獎勵辦法，激勵戰士通過超額勞動完成生產任務。

再次，農場還常常以“南泥灣精神”對新加入勞動者進行思想教育。例如，1965年，針對初到南泥灣的城市知識青年怕勞動、不會勞動問題，農場首先對其開展革命傳統教育，由原農場場長、三五九旅老戰士吳志勤向青年們作關于南泥灣傳統的報告，副場長榮月林則把新來的知青帶到自己當年親手開墾過的稻田里，講述三五九旅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故事。兵團黨委經常帶領知青瞻仰毛主席視察南泥灣時住過的窯洞，參觀大生產運動的圖片和實物展覽，并在三五九旅烈士紀念碑旁對其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各連隊也根據具體情況，堅持經常性的革命傳統教育。

集體化時期，南泥灣的農業機械化、自動化程度非常有限，稻作仍然主要依靠人力。農場通過積極招攬職工、農村經過數十年的人口自然增長，實現了地區勞動力資源的擴充。1952年國營農場成立之初，各類工作人員僅有800余人；隨著該場的擴建，至1963年底時達到干部381名，家屬1306名，各類工作人員多達4589名。1965年，農建兵團進駐后，接替原單位開展生產建設，為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派工作組赴陜西各地市招收知識青年，首批即吸納安置2466人，到1966年底時達到3000余人。與此同時，南泥灣公社的人口也有顯著增加，從1956年的149戶、652口人，增加到1980年的584戶、2626口人。勞動力的持續增長和高度集約為開展稻作創造了諸多條件。

一是為大規模開展墾荒和水利建設提供了保障。在機械化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持續密集的勞動力投入是開展農田水利建設的基本路徑。例如，1965年冬，農場組織的冬季備耕工作歷時40多天，集中男女青年700余人，共改造稻田700多畝，完成水利土方11630方，平填低洼稻田3444方。1966年農場制訂的遠期水利規劃包括擴建和新建大中小型水庫149座，可基本滿足農田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的要求，并可抵御50年一遇的暴雨洪水。1970年制訂的地區性農田水利建設計劃以南泥灣農場和南泥灣公社為主體，其他6家單位參與其中，總用工高達37.5萬個。這些工程一般在農閑季節集中建設，施工過程中始終貫徹“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動員模式，以人力勞動補償機械化的不足。

二是以上述人員為基礎，在短期內培養和訓練了一大批熟練稻農。針對城市知識青年初到南泥灣時畏懼勞動、缺乏必要勞動經驗技能的普遍現象，農場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在熟練農工的帶領和指導下，由少到多、由輕到重，從每天三小時的打柴、積肥等輕微勞動開始，逐步投入挖稻田等較為繁重的勞動。1965年組織的“改建水稻渠系生產大會戰”對知青的思想觀念、經驗技術是一次綜合提升，許多“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知識分子都成了有熟練技術的勞動者。此后，通過組織知青實際參與水稻的種植管理收獲全過程，定期進行田間檢查，每年組織集中培訓和考試，使大部分青年在兩三年時間內基本掌握了稻作技術。

三是經過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教育洗禮的基層勞動人員，成為防范和抵御自然災害的中堅力量。南泥灣地區主要的自然災害為洪澇和霜凍，資料顯示，1970年代初，該地多次遭受嚴重洪水、霜凍、冰雹的侵襲，為抵御災害，農場通過長期實踐，建立了一套前期排查、及時應對、事后搶修的應急體制。三臺莊大隊全體社員抗洪保壩、守護稻田的事跡兩度登上《人民日報》，成為全國宣傳學習的典型。

與革命年代三五九旅白手起家，缺乏外部援助不同，集體化時期南泥灣稻作得到了國家大量的資源投入和資金支持，其技術水平進一步發展。資料顯示，1966—1978年間，僅南泥灣農場一家單位，國家每年的投資都在200—300萬元之間。以此為基礎，農場通過設立科學實驗小組，開展科學種田運動，改善育秧方法和耕作制度，培育、推廣和引進優良品種等，不斷提升稻作技術。憑借科研助力，農場的水稻生產在1971—1974年間迎來了第二個歷史最好期，四年間稻田面積相對穩定，畝產不斷攀升。其中農場五連所負責的陽灣核心地帶稻田，1974年畝產平均1010斤，創造了南泥灣水稻畝產的歷史最高紀錄。

當然，集體化時期南泥灣稻作業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幾次大起大落，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特殊時期勞動力的頻繁流動。“文革”初期，兵團職工大多外出串聯或返鄉回家，正常的農業生產秩序無法維系，稻田面積及產量急劇下降；改革開放前夕，知青大批回城，勞動力的流失導致農場的水稻面積迅速萎縮。但即便是極端年份，南泥灣的稻作傳統也沒有中斷。

如果將視野進一步放寬，從國家農業戰略和地區農業規劃的角度審視，集體化時期南泥灣的稻作實踐既是對國家糧食增產任務要求的積極響應，又以其經驗帶動了延安乃至陜西更多地區的水稻種植業。

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提出要大力提高糧食的產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多種稻谷。其后，農業部在天津組織召開的北方水稻增產促進會議強調：“擴種水稻是改變我國淮河以北地區低產面貌的一項具有戰略性的政治任務”，“在北方，無論長城內外、黃河南北，只要有水，就應該積極擴種水稻”。于是，陜西省、延安地區相繼將農村工作重心轉向農業增產運動，進行水稻的擴種。據此，南泥灣農場在轄地內興修擴建了大批農田水利設施。截至1959年底，已建成大小水壩270座，遍及云巖河上游，容水量約計20萬立方左右，渠道長達40余華里。農場水稻種植面積也同步迅速上升，從1956年的1096畝發展到1959年的3572畝；畝產量則從1958年的173斤上升到1959年的370斤，其中421畝達到500斤以上。而1959年延安地區的水稻面積是3.47萬畝，畝產量為239斤，從數據看，南泥灣稻作面積占當時延安地區稻作總面積的10％還多，畝產是地區均產的1.5倍有余，其在延安稻作格局中的地位可謂舉足輕重。

就稻作技術和經驗來說，南泥灣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1959年，南泥灣農場在延安專區灌溉管理現場會議上向全區分享了他們在水稻育秧、插秧、密植、稻瘟病防治等方面的獨特經驗。1975年，農場承擔了陜西省水稻良種區域試驗中的早粳組任務，從六個備選品種中選出兩個適宜在陜北梢林區種植的良種，并向陜西省、延安市農科單位分享和推廣。此類科研交流和經驗分享貫穿集體化始終。

集體化時期，相較稻作技術、經驗等的區域性傳播，南泥灣革命傳統的火炬持續在全國范圍點燃傳遞。除了與三五九旅有直接歷史淵源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高舉南泥灣精神的旗幟屯墾邊疆外，許多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地方，都以冠名“南泥灣”為榮。如東海前線某島高機排將海島改造為“哨所南泥灣”；江西國營荷塘墾殖場成為全國農墾系統的一面紅旗，被譽為“南泥灣精神式的國營農場”；黑龍江八五二農場在撰寫農場史時宣稱，自己是在“南泥灣道路上”發展過來的；西北某邊防連在南泥灣籍班長帶領下，改造戈壁灘，將開辟的菜園命名為“南泥灣”……類似事例不勝枚舉，可見南泥灣所承載的革命傳統早已超越地域局限，升華為具有全國性意義的精神象征。

以連續性眼光和貫通性思維來看，新中國成立后，革命依然是國家和社會的主旋律；在革命語境里，種好水稻被視作“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是戰備的需要，也是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這些崇高的話語和口號，站在共產主義革命的高度放大了水稻的生產意義。回歸到地方社會和民眾日常，稻作傳統的延續一方面需要政治引領、制度保障和各類農業要素的投入，另一方面更仰賴民眾觀念上的認同和實踐中的傳承。如同埃德加?斯諾1970年在南泥灣所觀察到的，當地從事稻作等農業生產的民眾普遍認為“我們發揚359旅自力更生的傳統”，“自力更生改變了我們的精神世界”。正是這種認同，將個體勞動與服務集體、奉獻國家連接起來，并且把革命傳統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社會生產力。

三、改革開放以來南泥灣稻作傳統的轉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為中心的農村改革，其核心意旨是逐步減少政府的控制干預，更多地借助市場化手段來實現資源配置，促進生產發展，提升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經濟體制與機制的巨大轉變，將南泥灣稻作帶入新的生態。經歷了短期的勃興與遽衰，隨著新時期紅色文化的弘揚和綠色理念的提倡，南泥灣稻作傳統迎來復興和轉型；這種復興和轉型，不是簡單地恢復稻作規模，而是借助稻作為地方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注入更多動力。

改革開放初期，南泥灣的稻作業出現了一輪新的發展高潮。資料顯示，南泥灣農場的稻田面積從1983年的不足600畝，迅速增加到1984年的900多畝，畝產也由401斤躍升到700斤；而同期的1984年，南泥灣鎮各村的水稻種植面積迅速躍升至1000畝，歷史上第一次超過農場，到1986年更是達到了1800畝，這是集體化時期所未有的。出現這一現象，主要得益于革命傳統的延續、經濟制度的變革、市場因子的調節和科技要素的投入：

延續傳統，改革開放初期發展稻作仍然是當地政府特別看重的政治任務。1983年3月，中共陜西省委召開“加快南泥灣建設座談會”，省委書記謝懷德指出要繼續“發揚當時開發南泥灣的精神”，使其成為“一個名付其實的‘塞上江南’”。中共延安地委書記郝延壽也在全區水稻生產座談會上強調“各級領導要把抓細糧水稻生產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下決心搞上去，否則，就“對不起延安群眾”，“對不起延安這一光榮的歷史地位”。

與此同時，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調動了基層民眾的生產積極性。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國營農場應繼續進行改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辦好家庭農場”的新政策。據此，南泥灣農場于1984年即建立了279個家庭農場，并規定承包辦法：每個職工劃撥旱地12畝左右，每畝上交原糧100斤，或承包稻田7畝左右，每畝上交水稻80斤。以當時生產力水平衡量，水稻每畝上交80斤是個很容易完成的任務。此外，農場還鼓勵戶口不在單位的家屬開墾稻田，實行“誰開墾、誰管理、誰受益”政策，凡種植稻田在10畝以上的農工，獎勵手搖插秧機1臺。在這些政策激勵下，職工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1984年全場900余畝水稻的春插，是歷年最快、最早、質量最好的一年；當年全場新開發稻田377.48畝，幾乎所有單位均有新開稻田。

隨著市場化體系的逐步建立，稻米的市場價值逐漸凸顯。“物以稀為貴”，與其他糧食作物相比，在陜北地區“水稻是小宗作物，面積不大，總產少”，但這也正是構成其市場價值的關鍵所在。資料表明，改革開放初期，在延安糧食市場上，稻米類價格普遍比其他糧食要高。在經濟效益優先的語境下，水稻生產成為稻農發家致富的新手段。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1984年南泥灣農場職工平均收入800元，比1983年增加300元，在農場致富和先進名單中，涌現出不少種稻大戶。南泥灣鎮的情況同樣令人鼓舞。據該地農民董經平回憶，改革開放初期他最多曾種過6畝水稻，以畝產500斤稻谷、每斤稻谷出大米0.8斤折算，一年能收獲大米2400多斤，足夠全家吃三年，按當時市價算，除了滿足家庭需求，每年僅水稻一項就有一二百元的收入，這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

延續集體化時期的科學實驗和技術改進，改革開放后南泥灣稻作引入了更多現代農業要素，生產技術和裝備水平顯著提高。改革初期延安地委書記郝延壽曾強調指出：“水稻生產要搞上去，必須依靠科學技術”。后續延安出臺的許多相關政策措施，都以提高稻作技術水平為重點。例如，延安地區農業推廣站專門成立了水稻生產小組，在南泥灣、金盆灣等地開展樣板田建設；南泥灣農場則組建了專門的水稻生產領導小組，從榆林等稻作先進地區聘請水稻種植技術員，引進優良品種，推廣新型種植技術，以及新型化學除草劑、新式機械設備等，開展各種試驗和調查，探索出一系列適應地區環境的水稻增產經驗。從某種程度上說，改革開放初期的南泥灣稻作初步實現了由勞動密集向技術密集的轉變。

然而隨著改革深入特別是市場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支撐稻作發展的許多關鍵因素逐漸被消解。到1990年代中期，南泥灣的稻作生產逐步陷入困境，其中尤以勞動力的流失和水利條件惡化最為突出。農場下放延安市經營管理后，大批職工調離，造成了短時間內的勞動力銳減。據統計，1977年時農場職工有1397名，到1992年時則僅剩下315人還在從事農業生產。受此影響，許多土地“無力耕作，不少借出、占用和荒蕪”。同時，與快速發展的城鎮工商業相比，稻作經濟的比較收益日漸降低，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脫離農村，農業勞動力短缺現象日益嚴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還沖擊了集體化時期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體制，作為稻作命脈的水利灌溉體系日漸破敗。以農場為例，1984年后的將近十年，基本上未搞農田基本建設，原有的7座庫壩垮塌4座，僅存的3座中還有1座告急；排灌渠年久失修，垮塌、淤泥無從處理。此外，大量開墾荒山荒坡，也造成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加重，“直接威協著稻田的存亡”。

以上不利因素積累疊加，使南泥灣稻作業生產成本持續推高，經濟效益不斷下降。進入1990年代后，其稻作面積和產量開始轉向萎縮。在農場內，到1995年時已經退回到1983年時的水平；到2009年時則僅有其傳統核心區陽灣一帶還保留著200畝左右稻田。至于南泥灣鎮所屬各村，到世紀之交即基本全部停止水稻種植了。持續六十多年的稻作傳統面臨中斷的危險。

進入新世紀，隨著改革的深化，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特別是地方政府新發展戰略的實施，衰退中的南泥灣稻作業再度迎來復興契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紅色文化的弘揚和紅色旅游的興起，鞏固強化了南泥灣稻作的革命傳統內核。早在新世紀初，南泥灣農場就提出了“開發南泥灣旅游業，將南泥灣建設成名符其實的陜北好江南”的計劃，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稻田的田園化改造”。2004—2017年，延安市響應中央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積極創建國家5A級旅游景區工作，其中包括依托“現有陽灣千畝稻田景觀、大生產運動紀念館、毛澤東舊居”等核心要素，建設南泥灣紅色文化旅游風景區的工作內容。在“紅色旅游”加速推進過程中，南泥灣稻米早已超越了其“食”的本意而被更多地賦予文化與精神的含義。

其二，綠色理念的提倡和綠色經濟的發展，拓寬延伸了南泥灣稻作的生態環境意蘊。南泥灣的生態優勢一直存在，只是過去未被充分重視。進入新千年，“再造‘陜北好江南’”成為陜西省、延安市和南泥灣地方重點推進的工作，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動能的步伐不斷加快。2003—2011年，當地政府在綠色發展的宗旨下，努力打造南泥灣大米品牌生產基地，提出了“以優越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為依托，以優質、高產、高效、安全為發展方向”的稻田整理項目。這些生態農業實踐構成了南泥灣稻米作為綠色優質農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基于以上“紅色”和“綠色”戰略，地方政府和民眾在復興南泥灣稻作傳統方面，采取了加大經費投入、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擴大對外合作、借助新傳播手段擴大影響力等一系列措施。最終促成了稻作傳統的轉型，實現了稻作在歷史傳承、經濟創新和生態可持續三個層面的統一。

由于當地政府和民眾對南泥灣精神的深刻理解，對稻作特殊政治、文化、生態意涵的有效發掘，以及對市場需求的精準把握，南泥灣水稻近年來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效益。據媒體報道，目前南泥灣的普通大米售價為1公斤12元左右，精品大米賣到了1公斤40元，構建起以大米為中心，覆蓋多個品類的南泥灣特色農產品品牌矩陣，形成了“一粒米撬動全產業鏈”的新發展格局。自2022年南泥灣千畝生態稻田建成以來，累計接待游客50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2000余萬元，帶動周邊群眾發展農家樂、民宿30余家，戶均增收5萬余元。“陜北好江南”在價值層面的追求，也正是這種物阜民豐、百業興旺的圖景。

照片來源：《陜西南泥灣農場志》扉頁

回望南泥灣八十余年的稻作史，其所蘊含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革命傳統經久不衰，這一傳統支撐南泥灣稻作多次擺脫困境危局，最終創造出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其傳承和調適，是在核心理念不變的前提下，根據不同時期的任務、因應不同階段的需要，不斷豐富其實踐載體和表達形式。以今天南泥灣的成就為坐標來檢視反思此傳統：“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但歸根結底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艱苦奮斗”也不意味著固守落后狀態，而是要在攀登更高臺階過程中勇于攻堅克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現在我們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結語

照片來源：《陜西南泥灣農場志》扉頁

以上系統梳理了1940年代以來南泥灣地區八十余年的稻作史，分析總結了不同時期的稻作發展特點及其延續變遷的內在邏輯，以此為基礎，可以形成如下認識：其一，南泥灣稻作傳統濃縮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這是中共革命傳統核心的部分之一，藉由南泥灣個案可見：革命傳統的形成和延續有其生態環境基礎、政治組織保障和歷史文化基因，特別是廣大基層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要這些因素不變，革命的傳統就不會中斷。革命勝利以來南泥灣稻作業的起落興衰，不是傳統的斷裂或式微，而是當地民眾在追求美好生活奮斗歷程中的一種逐步升級，即由借助稻作致力于解決“吃飽”的問題，進而借助其解決“吃好”“吃健康”的問題，并最終超越“吃”的邏輯，而上升到“文化與精神”層面的意義。其二，以南泥灣稻作史及其背后宏闊的社會背景、歷史脈絡為棱鏡，透視革命傳統的“變”與“常”，不難發現：革命傳統中的“變”與“常”是歷史語境下的動態發展，它的“變”通常是外在形態與時代內涵的演進，“常”往往是初心本色和精神內核的堅守。這種“變”與“常”的統一，賦予革命傳統恒久的生命力，并以潛在或顯在的方式，為歷史和社會提供前進動力。其三，認識和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固然要重視思想層面的梳理，更不能忽視對實踐主體和實踐過程的考察。因為革命傳統來源于革命實踐，是實踐主體思想意志和實踐過程行動特征的高度濃縮提煉，其內在價值又必須在新實踐中被激活驗證。同時，實踐的過程本身也是革命傳統賡續轉型、創新發展的過程。（節選自付寶琦、趙興勝：《革命傳統的奠基、賡續與轉型——以1940年代以來南泥灣稻作史為中心的討論》，原文載于《廣東社會科學》2026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責編：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