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白色恐怖時期，他勇敢救助同志

李得釗，又名德昭，字伯明，化名林志明，1906年出生，浙江永嘉縣港頭（今巖頭鎮李宅村）人，父親李立勛是農村鞋匠。

他6歲時，母親在貧病中不幸去世。叔父因生活貧困，終身未娶。父親和叔父終日辛勞，共同撫養他，三口之家還難得溫飽。

因營養不足，李得釗骨瘦如柴，但天資聰穎、記性極好。艱苦的生活磨煉，使他從小就很懂事，尊敬長輩。鄰里稱贊他，力勸其父讓他入塾從師。私塾先生體諒他家境貧寒，愿意免去學費。

李得釗從屋角找到一塊祖上用過的肉砧板，擦洗干凈，讓叔父幫他釘上4根木棒當腳做課桌。富家子弟譏笑他，他對同學說：“我不同他們比桌凳衣著，我們是來讀書的！”

他在校學習勤奮，為了提高英語能力，常同英語教師、英人親屬用英語對話。有一次他同英籍校長蔡博敏幼女隔柵交談，此事后被蔡知道，竟被打了一巴掌。李得釗極為激憤，看透了這些洋老爺的偽善面目。

他贊美燈蛾：燈蛾撲火似無成，是是非非評不清，我說燈蛾死可貴，粉身碎骨向光明。贊美螢火蟲：莫道流螢小小蟲，抗暴大膽稱英雄，風風雨雨無所懼，長發此光黑暗中。其中抒發的，是自己為真理奮斗、為光明獻身的宏偉志愿。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在中共號召下，全國發起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斗爭，相繼有50萬工人罷工、5萬多學生罷課、2萬家商鋪20萬店員罷市。溫州人民在中共溫州獨立支部的領導下，成立五卅慘案后援會，支持上海人民的“三罷”斗爭。

李得釗來到這所革命大學，好像雄鷹從樊籠飛入廣闊的天空！他不知疲倦地鉆研馬列主義，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和斗爭，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1925年冬，黨組織派他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簡稱“東方大學”）。十月革命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使李得釗受到很大鼓舞。由于他擅長英語，俄語也學得很快，3個月后，就一邊學習一邊擔任翻譯工作。

1927年2月，李得釗離蘇回國，受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委派，為東方大學招收學員。

3月初，李得釗前往武漢。此時，北伐戰爭已擊潰了直系軍閥吳佩孚、重挫孫傳芳，基本控制南方各省，反帝反封建斗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北伐戰爭中實力增強的蔣介石也逐漸暴露了反革命的本性，形勢急劇惡化。

3月6日晚，在蔣介石指使下，江西發生了一系列反共事件。為保護江西的黨團組織和革命群眾，李得釗迅速趕往南昌。依靠組織，他到處尋找剛剛躲過搜捕和屠殺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并組織他們秘密前往上海，并將其中符合條件的人員派往蘇聯學習。

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隨后，廣州、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四川等地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下。

5月下旬，武漢陸續聚集了一萬多名來自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市遭到“清黨”的共產黨干部，與黨團組織失去聯系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及國民黨左派和傾向共產黨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等。

7月15日，汪精衛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續了3年多的大革命失敗了。李得釗根據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指示，四處尋找逃難來此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他將包括9名永嘉籍青年在內的25名黨員和團員分為幾個小組，分別指定小組長，并由組長帶領組員，分批出發離開漢赴滬，與其他地區的留學生匯集。不久，七八十名留學生齊聚上海，化整為零分批赴蘇聯。

9月初，李得釗來到廣州。在黨組織的幫助下，找到被通緝的、有被捕危險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組織他們秘密離開廣州，先到上海分散隱蔽，然后再去莫斯科。

反革命政變打亂了李得釗的招生計劃，但他臨危不懼、積極應變，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盡最大力氣保護了一批革命同志，為土地革命準備了一定的干部基礎。

1930年1月，他的好友、中共中央巡視員金貫真回到浙南，領導溫臺地區的斗爭創建、紅軍、開展土地革命。李得釗對家鄉的革命斗爭給予極大關注與支持，多次幫助金貫真等人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系，匯報浙南革命形勢，商討領導浙南農民暴動和建立紅軍等事宜。

他寫道：“貫真同志死了，永遠離我們而去了。未死的我們在他被肢解了的、血淋淋的尸身前，沒有悲哀，沒有流淚的嘆息，而只有復仇的決心！當我們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起全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時候，就是我們替貫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死難的同志復仇雪恨的日子！我們發誓：血債要血還！我們深信：要他們還債的日子不會在遙遠的將來的！”

8月，李得釗進入中央軍委秘書處工作，成為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的得力助手，擔負起中央軍委繁重的日常工作。

在紅十三軍的軍事行動進入全盛時期之際，一批留蘇學生回國到達上海，向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報到。經李得釗提議，中央軍委從中選派楊波、李立敬等5名軍事干部到紅十三軍工作，充任軍部參謀和教官。李得釗還對加強紅十三軍建設作出指示。

根據中央軍委指示，胡公冕從部隊中抽出100多人建立直屬教導隊，由楊波、李立敬等人進行培訓。

1931年，李得釗調到中央特科總務科工作，后又到中共上海中央局擔任秘書處秘書長。

1934年6月26日晚，李得釗等在上海中央局機關（上海馬立斯新村）被捕。過了一個小時左右，他懷有身孕的愛人周惠年也在家里被捕。一個星期后，在組織的營救下，周惠年獲釋回家。李得釗被捕后化名林志明，堅不吐實，不久被移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9月，周惠年分娩后20天再次被捕。與她同時被捕的，還有兩個孩子（大的3歲、小的剛出生20天）和被她認作婆母的夏娘娘（烈士夏之栩的母親、趙世炎的岳母）。

周惠年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堅持6月間被捕時的口供，說自己是一個不識字的婦女，什么事都不知道。但由于叛徒告密，敵人將她抓住不放。此后，她被移送上海市公安局暫時關押。11月，她又被轉押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當周惠年帶著兩個孩子和夏娘娘一起被送進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的號子時，李得釗正巧被囚禁在隔壁的號子里。他一聽到周惠年和孩子們的聲音，就說：“你也來了！”周惠年說：“我和孩子們都來了。”他們隔著墻壁，互相勉勵，要做革命的硬骨頭。

當天晚上，李得釗就被調到別的號子里去了。

李得釗在獄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嚴刑拷打，雖有叛徒指證，但他態度堅定、拒不承認。他拒絕回答法官提出的一切問題，只說：“你們要殺就殺，何必多問！”

有一個浙江籍的法官，以同鄉名義向李得釗勸誘說：“登個記，辦個自新手續，這是潮流。你何苦如此？”李得釗說：“我沒有什么好登記的，我決不做對不起朋友的蠢事。”又說：“我的肺病，已經到了第三期，命是不會長的，你們要殺就殺，如果現在就死更痛快。”

他每天早上起來后，就端端正正地穿好服裝，梳好頭發，準備著就義。他搞到了紙筆，給父親寄了封“絕命書”。

他在信中述說了自己革命的志向和被捕后寧死不屈的決心；又回顧往事，說自己6歲喪母，賴父親千辛萬苦將他撫養成人，父親現又得撫養年僅幾歲的孤兒，一生處境如此悲慘，實常人所罕有；最后望父親心情開朗，切莫過度悲傷。光明來臨，已為期不遠……

他向同監的難友、同志述說他愛人周惠年的境況，請他們對她和孩子的生活多加照料。

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劉順元在回憶中寫道：在憲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人們都很欽佩李得釗的革命氣節。我一進監獄就知道，李得釗是整個牢房里最堅強、表現最好的共產黨員。李得釗的表現，確實使我們黨的威信更高了。他堅持斗爭，不自首，不但使普通“犯人”佩服他，就連有的法官也佩服他……他是一位最好的共產黨員！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說明了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1935年8月，李得釗被判了15年徒刑。之后，他被從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移送至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周惠年和夏娘娘被移送至蘇州反省院。李得釗在獄中天天學習，準備著將來出獄可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

他寫了一首抒情詩——《煩悶》，曲折地描述了自己憂國憂民的心情，表達了他同象征黑暗勢力的“煩悶”“鐵索”“利刃”斗爭到底的決心。他最后寫道：利刃喲，鐵索呀！幾時我有了能力，定要把你們捉住。然后一起投在洪爐里，鑄成座小小的生命勝利的紀念塔。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號稱“天牢”，監禁的是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有重罪的軍事犯和政治犯。在這座人擠人的“天牢”里，李得釗和難友只能輪流睡覺，吃的是三層飯（爛米、稗子、砂子）和爛菜湯，想喝水也很困難。

他刑傷累累，肺結核病又得不到應有的治療。關在他隔壁號子的劉順元看他身體越來越差，很為他擔憂，掏錢買了8包澳大利亞進口的“代乳粉”送給他吃。

他身體發燒，獄醫卻只是給他連續服用劑量過重的金雞納霜。1936年9月，李得釗終于被折磨致死，年僅30歲。

解放后，李得釗的長子李海燕上書政務院，周恩來總理復示說：李得釗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為革命事業犧牲了生命……關于追認烈士的事，已函告華東軍政委員會，請陳毅同志辦理。

1951年5月17日，華東軍政委員會頒發了烈士證書（00329號）。政務院還通知浙江省人民政府，將李海燕保送浙江師范學院學習。

李得釗的次子，出生20天即隨母入獄，過著非人的生活，難友呼之為“囚童”，獄卒罵他為“小共產”。為紀念李得釗，周惠年將他改名李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