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販子“梅姨”落網，談談犯罪偵查中的畫像

3月21日，據《南方日報》報道，曾涉及多起拐賣兒童案件、被廣泛關注的嫌疑人“梅姨”已落網。在這一件事中很多人關注她與之前公布的畫像的異同。之前受害者和警方委托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為她畫了一幅模擬畫像，當時經包括梅姨的同居者在內等多人確認，相似度能達到90%，但現在卻也有報道說與真正的梅姨相似度只有30%左右。

首先，這樣的畫像肯定是基于繪畫時目擊者的描述，而當時距現在已經差不多10年，有變化是很正常的。比如我們看當時著名的吳謝宇，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就已經大變樣：

所以這樣的畫像從來都只做參考，基本上只要警方能夠搞到足夠清晰的照片，就會立即不用。

話又說回來，這樣的畫像究竟是怎么畫的呢？

狹義的畫像就是像林宇輝先生這樣，請畫家和掌握相貌信息的人（比如現場目擊證人）坐在一起，由相關人士提供相關信息，畫家進行繪畫（通常是素描）。畫家會一邊畫一邊把畫展示給證人確認，比如“臉是這么胖嗎？”“下巴是這么尖嗎？”，證人也可以隨時提出意見并進行修改：“不，臉應該再瘦一點”“對，就這么尖”，最終達到證人確認最像他印象中的那個人的程度，這就是定稿。

現在仍然有很多案件會真的請畫家來畫紙質的畫像，但其實很早就有更高級的信息化手段。這是一類軟件，里面儲存著各種各樣的相貌信息，例如不同的臉型、膚色、頭發顏色等等，這樣即使是不會畫畫的普通警察也可以完成此類工作，他們只需要根據證人的描述，選擇不同的搭配，并加以調節即可。《憨豆特工》第1集里就出現了這樣的系統：

憨豆特工是一部搞笑為主的電影，不過這里面的這套系統仍然非常像樣。我們可以看到它儲存了不同形狀的嘴、鼻子、頭發等特征，并可調節諸如顏色大小等參數。

當然，這樣的畫像會受到非常多的限制。除了畫師的技術、嫌疑人自身的相貌的改變甚至易容術等等，最主要的就是往往從案發到畫像會隔相當長的距離，在這一期間，證人的記憶或是淡忘，或是干脆就被他所見到的其他東西所污染，乃至把他在案發現場見到的其他人的特征張冠李戴地加上去。空難方面往往要求在事故剛剛發生就去采集幸存的機組及空管員的證詞，因為再過幾個小時就很有可能已經與初版不一樣了。記憶的污染和錯誤也非常常見，實際上調查員也好，刑警也好，都知道證人的證詞從來只有三成靠譜，有很多人信誓旦旦說自己看到了某些根本就沒有實際出現的東西，同時，其他證人和詢問者錯誤而有干擾性的提問及交流也會更進一步加大這種偏差。

所以大體還是我們之前說的那句話：哪怕是最好的畫師，畫出來的模擬畫像也只是個參考，也只是找不著正式的嫌犯照片時的替代品。

同時還存在著更廣義的畫像。這樣的畫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心理學而不是目擊證人，實際上這樣的畫像往往在沒有任何目擊證人的情況下進行，而且要重建的也往往不只是相貌本身，個人的歷史、信仰、教育程度等都可以是推測的范圍。這就是更廣義的心理畫像。

我們總說相由心生，也由此衍生出來了相面術。實際上這樣的說法在科學上并非沒有依據，因此我們也確實可以根據某些已知的事實（比如罪犯的犯罪手法）來反推。同樣在心理學上，同一類人在做出某種行為時，也往往會做出另一種行為，這是他們的性格和認知模型等等諸多方面決定的。因此我們也可以反推他們有可能會有其他的行為。

比如說在車迷圈，人們都知道：BBA里奔馳受商人的喜歡，工科生喜歡寶馬，而官員都愛開奧迪，凱迪拉克車主更是被冠以“浴皇大帝”的稱呼，因為愛泡澡，空姐則都集中喜歡奧迪TT（這一點作為民航圈人士，我可以證明是真的）。這樣的說法并不完全是調侃，而是確確實實在人們的觀察中形成了有統計學依據的共識。同時也確實有犯罪心理學家統計過：80%的經濟犯罪者（比如財務欺詐、偷稅漏稅）開的都是捷豹，而連環殺手特別喜歡雷諾（尤其是Espace這一款車，不知道為什么）。基本上對于一個心理學家而言，你只需要告訴他你開什么車，他就已經對你有了初步的印象。

心理畫像至今已經是半個多世紀的老技術，也確實幫我們破了眾多至關重要的大案。我們在這里只介紹它破的第1起案件，這起案件很早也很典型：美國統愛公司爆炸案。

統一愛迪生公司，即統愛公司，是大發明家愛迪生建立的生產自己發明的公司，也是現在通用電氣的前身。1940年11月16日，該公司發現了一枚炸彈，之后又在41年9月發現了一枚炸彈，所幸均未爆炸。不久美國加入二戰，警方收到炸彈客的匿名信表示“因為愛國熱情”不會在戰爭期間制造炸彈，但也表示統愛公司“要為卑鄙行為付出代價。”

炸彈客沉寂了整整10年，隨后在51~56年在紐約的各個地方放置了多枚炸彈，有些爆炸，有些未爆炸，所幸沒有造成人員死亡，但有20多人受傷。紐約警方被此案搞得苦不堪言，除了案件偵破難度很大，還有各種各樣的人發來惡作劇的信件或者提供實際是假的炸彈報告。紐約警方只能確認炸彈客應該是統愛公司的前員工，但統愛公司龐大的員工數量也讓他們束手無策。最終警察隊長克洛寧聯系了他的朋友—精神科醫生兼心理學家詹姆斯·布魯塞爾，請他幫忙。

布魯塞爾所能依賴的其實也無非是炸彈客發出的各種各樣的預告信和恐嚇信，以及收獲的炸彈。但通過這些，他就已經做出了如下的判斷：

犯罪者是男性——炸彈客很少是女性，事實上直到今天都幾乎沒有；炸彈客是偏執狂患者—這是布魯塞爾作為精神科醫生從信中得出來的診斷；

在第1次發現炸彈的40年時大概是40歲左右—偏執狂的發作年齡大致是四五十歲，并在60多歲以后趨于平靜，結合炸彈出現的時間，布魯塞爾如此估計；

炸彈客的教育水平大致是高中—從信件中可以看到，沒有什么拼寫錯誤，因此這個人的教育水平不低，但也沒有達到上過大學的程度；

炸彈客不是美國本地人，而是移民—雖然炸彈客的信件當中行文流暢，沒有錯誤，但也沒有美國本地人愿意說的俚語和俗語，看起來非常官方正式，這說明炸彈客是在學校中學習英語，而不是native speaker.

炸彈客是斯拉夫裔—使用炸彈進行謀殺是他們典型的仇殺方式；

炸彈客是天主教徒—美國的斯拉夫人往往都是；

炸彈客能熟練掌握機械加工技術—這是通過炸彈的工藝來判斷；

炸彈客可能住在康涅狄格州—這一地區斯拉夫人較多，而且恐嚇信的寄出地都在康涅狄格州和紐約之間的韋斯特切斯特縣。炸彈客應該不太可能在自己家住的地方發出恐嚇信，但同樣，他寄出信的地方也不會離他太遠。

炸彈客喜歡整潔干凈，可能有強迫癥—這是通過信件的措辭及整潔度和炸彈的工藝進行推測；

布魯塞爾做的在今天看來就是典型的犯罪者心理畫像，這就已經超過了紐約警察局所掌握的所有信息數倍，更絕的是，布魯塞爾還預測了炸彈客的相貌：四五十歲的中年男性，可能戴眼鏡，比較肥胖，被捕時很有可能穿雙排扣的西裝，并系緊了上衣的扣子—布魯塞爾已經判斷這個人有強迫癥并愛干凈，而當時公認最整潔利索的服裝就是雙排扣西裝，這一點也只有在系緊上衣扣子時才能體現出來。

布魯塞爾勸說紐約警察局將這些犯罪者畫像公開，以便吸引炸彈客，引蛇出洞。紐約警察局將這些信息公開在紐約時報上，并很快就收到了炸彈客的回信，在信中他詳細提供了自己在統愛公司受到傷害的故事。統愛公司的員工按圖索驥查閱公司檔案，最終成功找到一名叫喬治米德斯基的人。警方在1957年1月21日將他逮捕。

人們此時都驚訝于布魯塞爾的預測的準確：喬治米德斯基，立陶宛裔（斯拉夫人），1903年生（40年第1次爆炸時38歲），職業電工和機械師，曾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高中學歷，家住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被捕后被診斷為偏執型精神分裂癥。尤其是，他被捕時也確實穿了一件雙排扣的西裝，表示“要給公眾留個好印象。”像中國一樣，美國也有針對精神病人的豁免，因此米德斯基因為是精神病沒有被審判，而是被送進了精神病院。而布魯塞爾則憑此案一舉創立了心理畫像這種偵探方法，也算是一戰封神。

在此之后，犯罪心理畫像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尤其是在1972年，聯邦調查局成立了行為科學組BSU，意味著這樣的調查正式成為刑事調查的一個關鍵部門。甚至即使沒有目擊證人提供相貌線索，僅憑罪犯的犯罪行為也可以進行相貌上的估算。在諸如十二宮殺手等案件中，都采取了這樣的模擬畫像。

當然，這樣的心理畫像也不是沒有爭議。最根本的，心理畫像是基于統計數據來研究，因此提供的只是一個概率，而不是確切的答案。這也就意味著心理畫像與實際之間可能有偏差，而這樣的偏差會在很大程度上誤導警探。在美國著名的特區狙擊手殺人案（DC sniper）中，犯罪心理畫像認為殺手是白人（美國的連環殺手確實基本上都是白人），警探也因此一直在尋找白人，結果殺手約翰·穆罕默德和李·瓦爾默都是黑人。心理畫像反而給案件幫了倒忙。同時也有一些批評者認為這會加劇刻板印象的產生，進而助長社會上的種種歧視。

不過雖說如此，心理畫像仍是當今刑偵的重要手段。比它更狹義的畫像——只針對犯罪者相貌的畫像也仍然在頻繁使用，因為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能找到犯罪者的照片。當然，我們也需要從一開始就認清它們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沒必要，也不應該期待它們和真正的畫像一模一樣。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