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在用人工智能絞殺其余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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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面前出現的可能是一個人工智能的進化與人類退化的前景，而作為14億人的、負責人的共同體，我們能否給出一個有所不同的、帶來希望的答案？投資于人主要解決的是內需不足和經濟循環乏力的具體問題，依然是一種人力資本理論，只是將人的位置從生產者逐漸向消費者傾斜。

更好的社會保障的確可以提振消費信心，但在AI時代，這樣的“投資于人”還無法回應我們作為一個生產者的技能貶值、位置被取代的焦慮。

其實我們看國際社會會發現民主制度正在衰退，也就是說他沒有很好的駕馭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最后還是技術寡頭硅谷精英他們掌握了技術發展主導，掌握了敘事話語。

在過去數十年，我們目睹了新自由主義的成功與民主的衰退或者說民主政治的部分失效，前者正是以后者為前提的。決定這種失效的權力本身還不夠民主，還不掌握在廣大民眾的手里，民主的力量沒能很好駕馭經濟社會的發展。

民主制度看似應該有能力讓技術服務于人，看似是正確的，但實際效果好像沒有那么好，好像不能很好調節共同體發展方向。可能因為民主制是一種駕馭技術的制度形態，也是一種激發技術創新的形態，我們更傾向容忍民主帶來的暫時的效率犧牲，以及很明顯的不公平，只要它能夠帶來更多創新和包容。

相對而言，社會正義、社會主義和計劃性，這些東西被認為會阻礙創新，不如自由放任。

民主的相對進步性也是一種理想情況下的比較結果，哈貝馬斯和黑格爾都談過公共領域的衰退，實際的資本主義下的統治結構沒有變化，甚至支配這一套形態還有所加強。那結果就是民主確實為資本大開方便之門，最強的統治階級越來越沒有制約。

新自由主義建立的是一種將經濟議題從政治討論中系統性排除的秩序，實際上是綁架了民主政治，讓民主政治為市場為商業服務，也就是說國家力量在主動積極的配合為資本為技術開發服務。

但是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模式，為什么它比起其他模式看起來要獲得更大的成功，這不是通過道德批評就能夠掩蓋過去的問題，因為你的替代模式必須要超過它，道德批判需要服務于如何創造新的選擇來超越現實。

一個常見的討論是為什么中國作為制造大國要把勞動血汗輸送全世界換美元綠紙，生產出來的貨物應該出口國外，還是經過財政提取用于補貼國內？除了貿易和分工的需求之外就是對于個人動機的激勵。

貨幣效力來自一個虛擬的系統，美元體系很多問題，但工廠企業出口國外可以獲得這些紙幣，也就是可以獲得實實在在的利潤、積累，其實這套體系很虛，不公平，也在持續強化這種國際秩序的不公平，但這個可以讓員工、老板更有干勁，這是市場經濟下結構性的動機。在市場框架下，財富分配秩序必須基于私有財產，基于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和個人主義的成就動機。

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就已經昭然若揭，只不過人們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接受這種失敗，以及傳播這種訊息，也是因為事已至此，實在沒有另一個替代選項。

中國也主動擁抱了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主動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環。中國之前是用人來作為代價去換取發展的窗口期的，是粗放的社會發展模式，用更強的驅動力刺激發展必然是斥諸人性惡的。這種利用很容易就遭到反噬，反客為主，或者說也分不清是策略性的調整還是決定性轉變，所以現在維護舊全球化的立場也可以這樣一分為二，是準備去引領，還是作為被寄生的宿主被無腦驅動。

在普通人視角里，過去高速發展，大家看到的是希望，房價上升，階級上升，家庭積累。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這種希望的退潮，或者說這種希望的可能性空間的塌縮。沒有獲得足夠的積累的，沒有存款和體制內身份的，廣大的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他們在社會財富的積累中逐漸成為被甩出來失敗者，按照過去的規則，是要作為社會的資源、服務的底層提供者，去吃更多苦，得到更少的回報。

對此可以有兩種可能的理解，一是認為愿賭服輸，自認倒霉，另外一種就是游戲規則是不公平的，這是歷史債務，要系統性校正。同樣需要明確的是這種校正不僅僅是道德立場，它同時還必須成為一種自由的選擇——它不得不自我解放。

這里可能會有一類對“末人”的擔憂——人類會不會被富足與舒適腐蝕呢，答案當然是不會，具體的矛盾依然會層出不窮，以及人類配得上更精致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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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的時代，我們增加了新的焦慮，擔心自己的勞動變得沒有價值。

與以往歷次技術革命相比，這一輪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技術進步的不同在于它可能壓縮了技術擴散與社會適應之間原本存在的時間差，也就是說，過去那種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制度之間圍繞新技術進行博弈、試錯、緩沖的歷史窗口可能很短，從而使人類社會在缺乏充分調整期的情況下被推入一個全新狀態之中，不知道它會把我們帶向何方。

當然，如何面對新技術的發展，目前各種力量各種觀點還在交互、博弈之中，還沒有誰是可以一錘定音的。技術力量掌握發展主導權，科技寡頭掌握巨大的話語權。在俄烏戰爭、伊朗戰爭中，軍事科技工業復合體逐漸成型。但為什么能夠建立這種結合？是否可能穩固結盟，現在還是在一個比較初期的階段，替代人的新技術和不允許自己被替代的老權力之間也是會有較量。

資本主義技術發展歷史看，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機器設備（不變資本）的比重越來越大，而活勞動（可變資本）的比重越來越小。

技術的集成度也隨之提高，也就是集中到少數技術人員，少數的關鍵崗位掌握更多的外圍環節，少數崗位少數人的勞動獲得生產環節的話語權，也就可以通過對于少數人的掌控去掌控更大的產業鏈條以及整個社會。

但技術、數據的積累和進化一直是通過所有勞動者的配合實現的，是靠勞動者維持，最后才能產生AI這樣的超級機器，它的權力可能是空前集中的，它宣稱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宣傳財富來自機器、技術、知識甚至天才，而不是之前的勞動，它要建立對未來的絕對的統治和優勢。

這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也有更深刻政治經濟學、生存論上的根源。一戰之前這個趨勢已經發生了。歐洲無產階級試圖通過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權，掌握經濟體系，不是坐等著資本主義爆發總危機。

人工智能技術釋放新的生產力增量，這看起來是一個比較確定的結論，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看到技術細節的細微改進，生產成本的逐漸下降帶來了普遍繁榮。

目前看來，人工智能技術對不同工作帶來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1、增強生產力、降低人力成本，也就是大企業、中高層技術應用者；2、替代原有崗位，中低技能白領；3、增強對既有崗位的管理和監控。

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集體性的應對機制，人工智能的進步可能帶來的是勞動的普遍貶值，它不是像開車、用電腦這樣的輔助性技能，而是。每個行為者在巨大的不確定下感到焦慮，徒勞地試圖為自己獲取優勢，就接近于在沉船之前去爭奪一個舢板。

資本主義帶來的物質財富和生活方式讓人活得更好。這沒錯，但是它有一個前提就是它必須要首先不能真的把人當人，人只是一個實現技術和資本積累的點，一個利潤提供者。技術發展的方向是由資本積累的邏輯決定，然后隨著細微的進步和可利用財富的積累，人的交往方式的改變，人越來越可以被當人了，就這樣反而帶來了更好的結果。

同時，它內在趨勢還是沒有被徹底馴化，也就是說決定每個的自我認同和生存邏輯的內在的動力還是要爭一個高下，是一個逐利爭權的激情，只不過這個激情可以通過不那么殘暴的商業化手段來實現，只不過可以通過對于物的支配實現對于人的支配。但在這種需求支配的競賽中，無論人還是技術都還是處于工具的位置上。

在新自由主義模式和人工智能技術趨勢下，人和技術的對立，或者說，不同階級圍繞著技術的對立、不同路徑的對立從未如此突出和緊張。

在一個權力不對稱集中在少數人的結構中，人的重要性會不斷降低。因為掌握權力的代理機構很難抵擋住發展和競爭的誘惑。競爭者必須跟上對手，國家間集團性的競爭中，人不可避免逐漸降格為分值點數血條長度，底線有可能被不斷拉低，逐漸越過相互自我毀滅的門檻。

對此，我們看到未來的一個分水嶺就是人的位置，人的重要性，如果制度能夠給人更大的權重同時憑借這種方式獲得競爭優勢，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惡性競爭。

如果AI取代人成為生產主體，那么也不需要人作為消費者從而維持體系運轉，人似乎成為這個體系多余的但是甩不掉的一個累贅，普通人變得無足輕重，這就讓原來的基于人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假設可能就不再成立。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應對AI沖擊時，如何駕馭技術的發展，如何防止資本膨脹為賽博朋克里面的專制寡頭就是人類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一個思路就是通過制度、程序制約這些權力，還有就是認為人類會被迫（或者應該）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立全民基本收入體系，因為人工智能的全部的素材和能力都是來自人類的公共財富池，來自人類在漫長積累中對物質世界限制的突破和對可能性的探索，按理說它應該惠澤全部人類。

當然我們都知道制度是不可能自我實現，制度設計層面的結果，最終是來自并調節生產關系層面的博弈。不存在任何一條現成的道路，我們更不可能坐等著事情自動往好的方向往集體最優解的方向變化。

在當下，這個技術在現階段的發展肯定是先按照商業的邏輯在走的，在開發的階段，施加太多外部限制反而不切實際。

對AI的反應在不同群體中似乎存在著清晰的分化。小資產階級會考慮在崗位被替代的情況下利用既有的優勢去成為開發自己的小項目，投資，單打獨斗，但是從一個未來的人本主義的角度，最需要通過AI來改善的顯然是低技能機械重復的工作，以及一些工作條件環節更糟糕的崗位，而不是進一步剝奪其談判籌碼，但目前看來，后一種可能出于各種原因還沒怎么得到開發，跟那部分打工人的提升沒有太大的關系。

從主導AI技術方向的相關大企業的角度，肯定希望看到前一種路線，大家自帶干糧適應、進化，他們不需要關心后一類人的處境，他們的目標是人人用上他們的產品，成為未來的信息基礎設施，更基礎的算力產業就更是如此，炒作焦慮的敘事符合他們的利益，現在算力、算法的發展方向依然是原來的剝削經濟體系的思路的延伸和升級，朝著有利于少數人的方向進化的。

技術永遠只能準備客觀的物質條件，這個條件在自然的狀態下完全可能用于損害議價能力最弱的群體的利益。可以用來自動化繁瑣、重復、危險的勞動，解放人的創造性時間，也可以用來精密管理和監控勞動者，可以降低決策的信息成本，提升大眾認知，也可以將決策權集中在算法系統中，實現更高效、精準的獵殺。

現在AI產業如此貪婪而執著地試圖從死物中提純出活物，讓活物去喂養并配合死物，這正是利潤機器的通過新技術來對抗自己的焦慮的一貫做法。

雖然這個時候我們必須拋棄過去的假設，拋棄簡單的道德批判的心態，以及樂觀的幻想，需要實事求是接受新的技術現實，但終局又是清晰，要么成為少數人的私有特權和工具，要么列車被掰向新的軌道，新的技術資源為所有人所用，這些財富讓人類的精神文明形態實現升級，不再有中間的可能，我們現在大概就生活在這個危機與劇變的時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