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新表態震動古巴，回望64年前的豬灣硝煙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表示，美國可能迅速與古巴達成協議或采取其他行動，并稱在“解決”伊朗問題后，下一個將是古巴。與此同時，美方被披露在談判中向古巴方面傳達了特定政治訴求，希望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下臺，以推動其所期望的經濟改革。針對美方的一系列言行，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于17日公開回應稱，美國幾乎每天都在進行武力威脅，但古巴堅信任何外來侵略者都將撞上一道不可攻破的抵抗防線。

這一幕將人們的視線拉回到64年前的豬灣。1961年4月17日，約1400名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和支持的古巴流亡分子，從古巴南部的豬灣（吉隆灘）登陸，試圖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政權。

然而，這場精心策劃的軍事行動并未達到預期效果，古巴軍民在卡斯特羅的指揮下奮起抵抗，經過不到72小時的激戰，全殲了入侵部隊，俘虜了上千人。豬灣事件的失敗成為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重大挫折，也深刻影響了此后美古關系的走向以及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格局。

在好望角書系《自由古巴》一書中，作者艾達·費雷爾詳細描述了豬灣事件的始末，美國為什么會失敗？歷史會不會重新上演呢？

摘編自《自由古巴》，有刪減

文 | [美]艾達·費雷爾

肯尼迪感覺遭到了背叛

在會議結束時，肯尼迪問道，終止此計劃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時候。比塞爾回答說，14日中午進行空襲，16日中午開始登陸。

4月14日，在肯尼迪和比塞爾的一次私人談話中，肯尼迪下達了第二天進行空襲的命令。距離空襲不到24小時，幾乎跟“事后再問差不多了”之時，肯尼迪才詢問了第一次空襲的飛機數量。當比塞爾回答說16架時，肯尼迪指示他縮小規模，盡量“最少化”。兩人在未與任何其他人協商的情況下，比塞爾當場就將空襲飛機的數量砍了一半，降至8架。

約翰·費茨杰拉德·肯尼迪，畢業于哈佛大學，美國民主黨籍政治家，美國第35任總統。

4月16日中午時分，肯尼迪給比塞爾打電話，對登陸行動給予最后批準。當天9點半左右，當運載遠征隊的船只接近古巴時，肯尼迪在國務院的敦促下，于11時批準了一項重大變化:取消原定于第二天和第三天的空襲，在遠征隊獲得一條從古巴境內起飛襲擊古巴的飛機跑道前，不會有進一步的空襲。這么做是為了更好地掩蓋美國參與的痕跡。

中情局的抗議沒什么效果，行動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因此，數月飄忽不定的籌劃之后，4月17日凌晨，2506旅抵達目的地，決心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解放古巴。登陸時，他們不得不避開從未有人跟他們說過的障礙——珊瑚礁、建筑工人的深夜聚會、地面上的古巴民兵和空中古巴海怒戰斗機的火力。古巴飛機輕松地躲過了華盛頓最終批準的最小規模的空襲，朝著遠征隊而來。盡管中情局曾評估過古巴軍隊和民兵，但事實是，他們仍然忠于菲德爾·卡斯特羅，因此遠征隊還得應對這些人。地面上的古巴部隊沒有叛變，而遠征隊也無法撤入山區。登陸后不到72小時，他們就被打敗了——114人戰死，1189人被卡斯特羅的部隊俘虜。

被俘的入侵軍

同樣的問題再次冒了出來：美國是怎么輸得如此徹底且盲目的呢？和大多數重要問題一樣，答案取決于你問誰。對于2506旅的人來說，答案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背叛。美國曾許諾進行空襲，以對抗古巴空軍。然而這并沒有發生，對這些人來說，這一失敗，以及其他失敗，注定了整個行動的失敗。事件發生后幾十年，這種背叛感在美國的古巴流亡圈子里仍司空見慣。這有助于解釋部分古巴裔美國人對肯尼迪的蔑視，甚至可以進一步解釋他們對民主黨的反感。

歷史學家對遠征隊成員的解釋則沒那么看重。他們反駁說：“肯尼迪從未在任何情況下，向任何人承諾過在豬灣提供軍事支持。”這一說法可能是真的，但即使是4月4日批準的低調版計劃也包括進行空襲以對抗古巴空軍。遠征隊隊員對最后改變計劃的討論毫不知情。自始至終，他們在危地馬拉的指揮官都真摯且毫不含糊地表示，他們能得到所需的一切支持。危地馬拉的一些指揮官甚至可能使士兵們相信，如果他們需要，也會有陸上支援部隊。事實上，在古巴海岸有兩千名海軍陸戰隊員，他們顯然是在沒有得到總統授權的情況下被派往那里的，而且給人一種他們會是“后續行動的一部分”的印象。

正如一位失望的遠征隊成員后來所說的那樣，沒有美軍的支援，整個計劃沒有任何意義。考慮到以上諸多情況，這些人感受到的背叛，他們在海灘上感受到的絕望——很久之后仍刻骨銘心——都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說古巴遠征隊感受到了背叛的切膚之痛，那么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所有參與其中的人也有同樣的感受。肯尼迪感覺遭到了背叛，或者至少是被中情局誤導了。中情局從未清楚地告訴他失敗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們夸大了古巴內部反對卡斯特羅的程度，也沒有說明遠征隊撤到山區有多么困難。肯尼迪尤其責怪中情局。他已經表示，行動必須是秘密進行的，空襲的規模要盡量小，而且永遠不會有美國軍隊現身。而中情局居然不放在心上。因此毫不奇怪，在此次潰敗的幾個月后，肯尼迪就解除了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以及負責該計劃的中情局頭目理查德·比塞爾的職務。

與此同時，中情局認為肯尼迪從一開始就對這個計劃不夠盡心盡力。對他們來說，是肯尼迪在最后關頭的背叛才致使時機到來之時行動未能成功。時任中情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在事后寫道，許多行動都是以豬灣的形式開始的，但限制和問題往往“隨著行動需求的明確而消失。[我們]覺得，當籌碼已經下注，當現實情況中出現危機時，為了獲得成功，任何行動都將獲得授權，而不是放任事情失敗”。當肯尼迪堅稱美國軍隊不會直接參與時，中情局根本不以為意，令中情局吃驚的是，肯尼迪是認真的。

幾乎是在行動失敗的當下，中情局監察長就立即展開了調查。在7個月的時間里，他審查了數百份文件，訪問了125名參與者。隨后的報告和其他的后續報告指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錯誤，一個比一個更糟糕的判斷失誤：改變登陸地點，入侵時機可能不成熟或者說太晚，以及當入侵人員抵達時，大部分為了滲透古巴而訓練的古巴人從未被送回古巴。這個“錯誤”列表還可以繼續列下去：情報保密系統被滲透成了篩子，行動還未發生，就已世人皆知；一個本應秘密進行的行動變成了中情局力不能及的名副其實的軍事行動。中情局所謂古巴人會支持入侵的論斷是錯誤的，在當時可獲得的證據中沒有任何依據。中情局管理者像對待“木偶”一樣對待古巴的流亡政客，將遠征隊隊員視作“塵埃”。然后，在最后一刻，總統縮減了空襲的飛機數量，但據報告來看，總統做決定的時候，既沒有得到中情局的充足情報，也缺乏對成功的可能性的直率評估。最后，大多數評估報告都認為中情局該負主要責任。“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在于，”監察長的報告指出，“盡管中情局明知這一計劃關系重大且有可能會對美國造成巨大的傷害，但是中情局在組織、人員配備和監督方面都沒有賦予這一計劃應有的一流應對，”結果就是一系列“嚴重的操作錯誤和紕漏”以及“缺乏對發展中的危險的認識”。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話說，難道沒有人能真正負責嗎？1971年，耶魯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家發明了一套理論來解釋豬灣事件。他稱之為“群體思維”，即一個房間里有太多的人，他們不愿意發表不同意見，不愿意提出有時很明顯的問題，哪怕所有的事實都客觀清楚地指向那個方向，他們也不愿意改變方向。他認為豬灣事件完美地概括了群體思維導致決策失靈的過程。

入侵隨時可能發生

然而，即使政府和學者的研究指出了所有的不足與錯誤，他們卻忘了去考慮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流亡者的入侵究竟有沒有可能成功？這個問題掩蓋了一個更基本的事實：入侵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上的，干預也不是在白板上就能展開的。

當兩任總統和無數政府機構官員在華盛頓準備入侵的時候，古巴的時間并沒有停滯不前。美國政府在1959年11月就已經秘密決定推行反卡斯特羅的計劃，當時距古巴革命成功還不到一年；1960年3月，統籌協調推翻卡斯特羅的計劃就開始了。

在此期間，菲德爾·卡斯特羅一直在譴責美國的侵犯，并對入侵可能提出了警告，政府也一直在嚴陣以待。1959年底，卡斯特羅下令建立一支民兵隊伍。這支隊伍由接受兼職軍事訓練的男性和女性組成，以幫助保衛有可能遭到入侵的目標。

1960年初，隨著美古關系的迅速惡化，菲德爾擴大了民兵的規模和作用。卡斯特羅確信存在美國入侵的可能性，而且懷疑入侵地點也許會在埃斯坎布雷山區附近，因為那里的反政府游擊隊很活躍，于是他下令在該地區開展大規模的軍民一體軍事行動。

政府沒收了從國外運來的武器，抓獲了25名滲透到該地區的美國特工。在美國入侵前的幾個月，該地區的古巴軍隊可能有6萬人。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相比反政府游擊隊，中情局派遣到古巴的特工更有可能遇到古巴民兵。

古巴反政府武裝沖上豬灣街頭

在美國策劃者的最初設想中，古巴遠征隊的登陸地點就位于最靠近這些山脈的海灘上。他們一開始選擇這個地方，一來是這里的山地可以為遠征隊在需要的時候提供庇護；二來是遠征隊可以與當地存在的游擊隊聯合，然后進行指揮。時至今日，出于以上這些原因，一些人認為最初選擇的登陸點要優于最終的方案。

但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那里有重兵把守。可以肯定的是，選擇在山區行動與選擇在沼澤地行動會有不同的結果，不過考慮到山區大約有6萬名古巴士兵，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遠征隊可以在那里取得勝利。

在古巴遠征隊后來實際登陸的海灘上，古巴政府也有不少活動。雖然規模比不上埃斯坎布雷山區，但民兵很活躍，他們在海灘巡邏，保衛基礎設施，至少有30名掃盲人員在那里教當地人讀書認字。讓我們回顧一下，要知道最早發現入侵者的兩個人，一個是13歲的掃盲員，還有一個是民兵指揮官，之后民兵部隊也迅速趕到。即使是一片相對荒涼的海灘，也并非一塊可以任由侵略者隨意謀劃的白板。那里正在建設和已建設的一切——醫院、道路、電話亭——都證明了這一點。

菲德爾曾在那里慶祝圣誕節，土地改革沒收了大片土地并組建了木炭工人合作社。華盛頓無意間將2506旅派到了這樣一個地方，無垠的時間在這個地方不曾留下什么痕跡，但在兩年的革命中，這個地方的變化可能比之前整個世紀的變化還要大。縱覽整個古巴西部，革命可能使得此地成了最不利于美國發起入侵的地方之一。

在遠征隊進攻的前夕，卡斯特羅還采取了其他措施來防范即將到來的入侵。他在沿海地區布置了哨兵和部隊，命令他們挖掘戰壕并加強巡邏。他還讓空軍將飛機轉移到其他地點并隱藏起來，以便躲避美國偵察機的偵察。這一戰術奏效了。4月15日上午6點前幾分鐘，偽裝成古巴飛機的美國軍機襲擊了古巴的三個空軍基地。這些襲擊本應使古巴空軍失去作戰能力，限制它們打擊2506旅的效果，但這次行動只摧毀了古巴空軍22的戰力。

空襲不僅表明入侵已然逼近，其中一次空襲投彈后更是炸死了7名古巴人，炸傷53人。菲德爾·卡斯特羅發表全國講話，呼吁古巴人“堅守自己的崗位”。保衛革命委員會逮捕了那些他們懷疑可能支持美國入侵的人。根據一項估計，僅在哈瓦那就有5萬人被拘捕。因監獄不夠，劇院和體育場被改造成臨時的拘留中心。大多數拘留人員后來都被釋放了，而那些支持入侵的地下反政府組織的成員則很快被逮捕、審判并處決。

4月16日，這一天，入侵隨時可能發生，人們聚在一起為前一天在空襲中遇害的人舉行葬禮。菲德爾·卡斯特羅當天的講話仍然是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講話之一。他第一次說，這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他繼續說道，出于這一點，美國永遠都不會放過我們。他們永遠不會原諒“我們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就在美國后院里搞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隨后，4月17日的午夜時分，當新的一天來臨時，入侵像他說的那樣如期而至，而入侵者遭到了一場潰敗。

美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失敗

對美國來說，同豬灣軍事潰敗所預示的政治失敗相比，豬灣事件本身顯得微不足道。古巴的新告示牌上寫著，豬灣事件是“美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失敗”。這句標語暗示其他失敗也會隨之而來。

入侵的失敗也嚴重削弱了古巴內部本就脆弱的反對派。美國的此次行動將不少反對派成員帶離古巴，將他們訓練成為游擊隊員和秘密行動的執行者，但一些人從未被送回古巴。

那些回來擔任秘密特工的人被政府發現后，要么身陷縲紲，要么被處決。那些加入遠征隊的人在入侵行動中不是被殺就是被俘。美國的行動非但沒有推翻卡斯特羅，反而幫助了菲德爾。甚至就連中情局也承認，入侵的失敗大大增強了卡斯特羅的實力。

入侵行動發生十天后，中情局報告說，“卡斯特羅的地位比入侵行動前更穩固了”。入侵行動四個月后，大概是在1961年8月17日凌晨2點多，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一位外交官的生日聚會上，肯尼迪的顧問理查德·古德溫(Richard Goodwin)與切·格瓦拉秘密會面。

切得意洋洋地說，古巴革命是不可逆轉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將擔任共產黨書記和國家元首。古巴人民全身心地支持政府，政府將繼續擴大與東方集團的聯系。切十分高興地與美國官員分享了另一個信息，“他非常感謝我們的入侵，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勝利，這使他們鞏固并轉變了以下事實——從一個遭欺凌的小國變成了需要平等視之的國家”。古德溫幾乎無言以對，只好說:“歡迎你。”

慶祝豬灣戰斗勝利的古巴革命軍

卡斯特羅從豬灣勝利中得出了另一個結論：美國政府不會坐視失敗。第一次入侵失敗了，但另一次入侵，一次規模更大、更有組織的入侵肯定還會來臨。菲德爾猜測，肯尼迪的政治前途就取決于此。因此，在豬灣入侵之后，卡斯特羅與蘇聯走得更近了，他不僅公開宣布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且還積極尋求大規模的軍事援助。蘇聯人超出了古巴的預期，為18個月后一場重大的全球危機搭好了舞臺。

《自由古巴：革命、救贖與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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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艾達·費雷爾

譯者 林劍鋒

出版日期 2024.07

編輯推薦

古巴，是加勒比海上面積最大的島嶼，也是1492年哥倫布在首次美洲航行中最先踏足的土地之一。這里豐饒的水土，加之一船又一船非洲黑奴，使得古巴成為西班牙帝國王冠上的明珠，為歐洲帶去源源不斷的蔗糖、咖啡和煙草。然而財富的背后，是無數土著和黑奴所付出的汗水與鮮血。因此從一開始，追求自由和種族解放就成為了貫穿古巴歷史的主線。

隨著19世紀末的美西戰爭，西班牙殖民者黯然退場，但新生的古巴共和國（1902—1959年）迅速被美國所控制，成為后者對外擴張政策的戰利品，不得不開始了新一輪爭取獨立和自由的斗爭。1959年，卡斯特羅所領導的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古巴人才終于建立了他們渴望已久的獨立國家。而美國，這個危險又強大的鄰居，從未將目光從古巴身上移開。

事實上，這段長達五個世紀的古巴歷史，既是古巴人民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歷史，也是奴隸制、糖產業園、殖民主義和民族革命相生相伴的歷史，更是一段古巴與美國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歷史。通過近距離閱讀古巴的發展歷程，我們將見證她從被征服和奴役，逐步走向自由和獨立的輝煌歷史。而古巴這面鏡子，也映射出近一百多年來美國逐漸取得世界霸權的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從未將視角局限于個別偉大人物。那些在奴隸小屋的微弱熒光下縫紉的人，那些在革命中拿起武器的人，那些沒有在官方歷史中留下姓名的人，才是古巴歷史真正的主角。

[美]艾達·費雷爾

（Ada Ferrer）

艾達·費雷爾（Ada Ferrer）,紐約大學歷史教授，自1995年起在該大學任教，主要關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她是《起義的古巴：1868-1898年的種族、民族與革命》一書的作者，這本書獲得了2000年伯克希爾圖書獎；她還著有《自由之境：革命時代的古巴和海地》，該書獲得了耶魯大學吉爾德·萊爾曼中心頒發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圖書獎以及美國歷史協會頒發的多個獎項。她出生于古巴，在美國長大，自1990年以來一直定期前往古巴并進行研究。

林劍鋒，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攻世界史，已出版譯作《魔物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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