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暴來了，中央為何集中整頓“政績觀”

最近，一項部署引起了體制內外的關注。

2026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在全黨開展為期半年的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

這次學習教育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對象直指“一把手”，二是時間節點正好處在地方領導班子集中換屆、“十五五”規劃起步的關鍵階段。

在中國政治體系中，“一把手”本就屬于“關鍵少數”。

當整頓政績觀專門聚焦這一群體時，說明問題并不只是思想層面的提醒，而更像是一場觸及發展方式和治理邏輯的系統調整。

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強調政績觀

從現實情況看，這一輪整頓更多是由發展階段變化所倒逼。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依靠投資擴張和規模增長實現高速發展。

但隨著發展進入新階段，一些舊模式帶來的副作用逐漸顯現，而其中不少問題，都與政績導向有關。

最典型的是地方債務風險。

一些地方在發展過程中曾大量推動“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通過大規?；A設施或產業項目拉動GDP增長。

但當項目缺乏真實產業支撐時，最終就可能轉化為財政壓力。

類似問題并非個案。

與此同時，生態透支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與發展導向相關。

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辦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約5.5萬件，賠償金額超過330億元。

許多案件背后，都反映出過去一段時間“重速度、輕生態”的發展傾向。

當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種模式顯然難以持續。

無論是培育新質生產力、推進綠色轉型，還是推動共同富裕，都需要更長周期的投入。

如果依然以短期GDP增速作為主要評價標準，許多基礎性、長期性的工作就難以推進。

因此，政績評價體系的調整，實際上是發展邏輯調整的一部分。

政績觀調整為什么這么難

從制度層面看，政績觀并不只是個人觀念問題，它往往與一整套機制和利益結構相連。

首先是觀念慣性。

在一些地方，“重顯績、輕潛績”的思維仍然存在。能夠短期見效、容易量化的項目更容易被重視，而一些基礎性、長期性的工作則往往被忽視。

其次是考核機制慣性。

部分地區仍然存在“重數據、輕質量”的評價方式，甚至給數據造假留下空間。同時，不同區域之間考核標準不統一，也會影響跨區域協同。

再者是利益結構問題。

許多短期項目背后往往涉及復雜的利益鏈條。當政績導向發生變化時，一些既有利益也可能成為改革阻力。

此外，還存在能力結構的挑戰。

高質量發展涉及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綠色轉型等復雜議題，一些地方干部在相關領域的認知和能力仍需提升。

一旦理解不足，容易出現盲目跟風或資源配置失誤。

各地已經開始調整

從今年各地“新春第一會”的內容看，政績觀已經成為多個省份的重要議題。

不少地方開始把抽象要求具體化為新的發展指標。

例如，一些沿海省份將產業鏈韌性、產業附加值和就業質量納入重點考核；一些地區則把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作為政績的重要體現。

在東北等轉型地區，政策表述則更加突出“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強調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推動長期結構調整。

這些變化反映出一個趨勢：地方發展評價體系正在從單一指標，逐步轉向更綜合的衡量方式。

政績觀最終要靠制度落實

在制度設計上，中央近年來逐步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框架，包括責任機制、考核機制、干部選用機制以及監督與容錯機制。

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是強調“顯績與潛績并重”。

所謂顯績，是短期可以看到的成果；而潛績，則是那些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顯現價值的工作，例如生態修復、產業培育和公共服務建設。

與此同時，干部管理中也強調“三個區分開來”，既要防止盲目冒進，也要避免因擔心風險而不作為。

核心目標，是讓干部既能守住底線，也有動力去推動長期發展。

從“速度優先”到“質量優先”

如果放在更宏觀的視角看，政績觀調整其實是中國發展階段變化的一個縮影。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增長速度是最直觀的指標。

但在未來的發展階段，創新能力、產業質量、生態環境以及民生改善，都會成為更重要的評價維度。

這意味著，地方發展的價值不再只通過GDP體現，而是通過更綜合的治理能力體現。

在“十五五”即將開啟的背景下，這場關于政績觀的調整，某種程度上是在重新校準地方發展的“航標”。

只有評價體系發生變化，發展方式的轉型才可能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