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沉浸學英語差點錯過下飛機，被空姐提醒后幽默回應竟如此

很多人提起毛主席，總會想到韶山沖走出的少年，井岡山的紅軍領袖，或者解放后縱覽全局的戰略家，卻很少有人想到，他有那么長一段時間，把自己當成一個“補課的學生”，跟年輕老師坐在一張桌旁，較真每一個陌生的字母、每一個生疏的音節。

有意思的是，這段學習經歷，并不是晚年才突然興起的“雅好”，而是跨越半個世紀，一次又一次被中斷，又一次又一次重新拾起的堅持。說到這里，那次在飛機上學英語學到“忘記下機”的小插曲，就顯得格外生動了。

一、從“留法夢”折在外語上說起

后來，他還因為一件事頗為遺憾。當時國內流行去法國勤工儉學，熱血青年紛紛準備出洋。毛澤東也曾認真打聽過這條路，卻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外語不過關，只能作罷。那時候他才二十出頭，這個“卡殼”雖然未必改變了他的革命道路，卻在心里留下了一根刺。

二、請秘書當老師：中南海里的“學生毛澤東”

1954年，中央組織部從新華社國際部挑選干部，經過多方衡量，選中了英語水平不錯、又熟悉國際時事的林克。到了10月，林克在衛士帶領下第一次走進中南海，心里既激動又發憷。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事先跟他打了“預防針”，說主席工作極忙，你得多看國際資料，多想多記，三五年能幫上忙就不錯了。

林克愣了一下，沒想到自己同時還要當“老師”。毛主席看出他的遲疑，干脆用半開玩笑的語氣緩和氣氛：“以前呀，我當過教書先生，現在我要當學生，拜師咯。”一句“拜師”，說得他哈哈大笑，也把林克的緊張沖淡了不少。

那次“忘記下飛機”的小插曲，就發生在這一階段。

那是一次外地視察返京的專機，起飛不久，毛主席就翻開了英語教材，一頁一頁看，遇到生僻的單詞，就在旁邊寫上標音。飛機落地滑行、停穩，他還埋頭在書里。機組人員看他學得正專心，誰也不大好意思去打擾，只在艙門附近等著。

地面迎接的干部在外面等了二十多分鐘，始終沒見人下來，心里犯嘀咕：是不是哪里出問題了？這時候，空姐郭桂卿走到毛主席身邊，小聲提醒：“主席，飛機已經落地了。”毛主席抬眼往舷窗外一瞥，見跑道就在身側，這才慢慢把書合上，站起身來，嘴里笑著說了一句：“好啊，轟我走啊？”

郭桂卿趕緊解釋：“不是轟您，下面接機的領導都等了很久。”毛主席隨口接上：“也不留我們吃飯，小郭真小氣。不留我們吃飯我們就走吧。”一句玩笑，把周圍人逗得笑作一團。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忘記下飛機”，也能看出他那陣子學英語的投入程度。

三、七旬壽宴上的“章老師”

1963年12月，毛主席七十大壽。他在中南海擺了一次家宴。除了親人，外人只請了四位湖南鄉賢，章士釗是其中之一。毛主席當面提了一個條件：不帶夫人，可以帶子女。于是，章士釗就帶著當時已經當大學老師的女兒章含之，一塊赴宴。

章含之此前在1950年國慶招待會上遠遠見過毛主席，那年她14歲，只覺得是“熱鬧場面”，談不上多激動。這一次，十三年過去，她已經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年輕教師，還教英語，心情就完全不一樣了，既興奮，又有點不知如何開口。

毛主席聽完，忽然拋出一句讓她愣在那兒的話：“章老師，你愿不愿意當我的老師啊？我跟你學英語。”在場的人都聽見了，章含之一時反應不過來，只好順著禮貌回答：“主席，我哪里敢當您的老師，您是我們大家的老師。”

毛主席卻正色道：“教英語，我就當不了老師了，我還要拜你為師。”話說得認真，氣氛卻不拘謹，章含之更加局促。章士釗這時出來打圓場：“主席什么時候要含之來，吩咐一聲就是了。”

一、寒冬里的第一堂課

1964年元旦過后的第一個星期日，章含之騎著自行車，頂著冷風進了中南海。毛主席早聽說她住得不遠，還特意交代：“我請你當老師，不要搞特殊化，你就騎自行車來，天氣不好時，我派車接送你。不要用行老那輛車，那是配給他用的。”

毛主席聽完，忍不住點評：“這個英語還蠻科學的，很好記，比漢語有規律。”這話倒也不完全是客氣。漢語雖博大精深，但在構詞上確實不像英語那樣前綴后綴一套一套，記住一個“dis”“un”“-tion”，一串詞都能推出來。毛主席天生喜歡從制度、結構上找規律，學外語也照樣帶點“比較研究”的意味。

不得不說，這個提議很有吸引力。對一個學外語、做翻譯的年輕人來說，能聽毛主席親自講《史記》，這樣的機會一輩子難遇。章含之自然滿口答應。

章含之連忙說，這樣完全可以，工作要緊。誰也沒想到，這一停，就是六年。直到1970年以后，形勢變化，毛主席重新安排章含之進入外交部工作，陪同他會見外賓，并在場擔任翻譯。某種意義上，老師和學生的角色，又在新的場合里，換了一種方式延續下去。

四、“paper-tiger”和“三塊肉喂你馬吃”

毛主席學英語，很少停留在“好玩”的層面，他有一句話：“學習的目的全在于運用。”能用到哪兒去，他心里有數。

這種帶一點調侃的幽默，既是玩笑，也是試探。毛主席對外語天生敏感，善于從音節里找“門道”。不規范的發音、略顯“土氣”的組合方式，卻讓對方一下子記住了眼前這個中國共產黨領袖。

新中國成立后，中外來往密切，接待外賓成為家常事。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毛主席的英語水平，已經比延安時期有了明顯提高。有一次，他在蘇聯接見中國留學生，用漢語講那段后來廣為流傳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開頭那個“世界”，用濃重的湖南話說出來，聽在許多學生耳里，有點像“四概”。

兩年后，1975年10月，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在毛主席書房會見。這時毛主席的健康狀況已經明顯不如從前，說話時常有些吃力。基辛格客套地問候他的身體，他回答得很直接：“我的身體狀況不好，我很快就要去見上帝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請柬。”說完，他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基辛格連忙說：“不要急于接受。”

談到中美關系時，毛主席說，從前我們是對頭，現在關系叫什么？他思索了一下，說：“friendship。”說著，把兩只手握在一起，再補上一句：“所以就這樣hand-in-hand，我非常重視我們之間的關系。”基辛格順著這話，又提到雙方有共同的對手，軍事力量不能決定一切。毛主席聽完，只說了一聲：“Yes。”然后把這個單詞也寫在紙上，推給基辛格看。

三、一位政治家的外語“功課”

很多人會問，毛主席這么忙，學一點又不打算開口演講，值不值得？從結果來看，他的英語不算流利，只能用詞匯、短語在對話中穿插使用。然而他堅持幾十年，顯然不只是為了在外交場合“賣弄幾句”。

這段經歷若從頭到尾連起來看，不過是一位政治家，在漫長歲月里給自己加的一門“必修課”。字典翻得很舊，課本畫得密密麻麻，書上寫著一行行音標式的標記，一頁一頁擠得滿滿當當。專機起飛，別人閉目養神，他在椅子上記單詞；飛機落地，外面車隊已經列隊，他還要等空姐輕聲提醒，才笑著合上書，說一句：“也不留我們吃飯，我們就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