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唐朝人看見3·15，必然大刑伺候！還是古代罰得狠

每年的3·15晚會，我們都能見證無良商家的無底線操作。盡管每年都管，每年都罰，還是有人敢鋌而走險。殊不知，如果在古代，他們的罪過可是相當大的。

古代雖然沒有這些“黑科技”，也沒有檢測食品質量的技術手段，但也不會對食品安全熟視無睹。實際上，中國古代的食品安全意識和相關法律法規，也是一點點進步的。

早在西周時期，我國先民就已經形成了食品安全意識和相關要求。比如《禮記?王制》就有一句話：“五谷不時，果實不熟，不鬻于市。”這句話很好理解，那就是田里的五谷和蔬果沒有成熟的情況下，是不允許拿到集市上賣的。

進入漢朝之后，我國對食品安全的要求就有了進一步提升。

根據出土竹簡《二年律令》中《賊律》記載：如果有人吃到有毒的干肉導致中毒或者死亡，那么就要第一時間整批毒干肉全部銷毀。在沒有科技手段的時期，這是唯一避免有毒食物進一步擴散的手段。并且根據規定，如果負責這件事的官吏沒有銷毀，那么就要統計剩余的干肉的價值，換算成盜竊罪的贓款來量刑。

目前國內學者普遍認為，這是我國可考最早的食品衛生法條文。不過，當時中原王朝對食品安全監管的意識也就僅僅處于萌芽階段，只有基本的法律規范，沒有更細化和更廣泛的法律條文。

一直到了隋唐時期，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制度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比如《唐律疏議》中有和《二年律令》的規定：同樣以干肉為例，這次處罰的范圍不僅限于官吏，如果普通人家里有能致人中毒的干肉，就要馬上銷毀，否則杖九十。

如果明知干肉有毒，不銷毀反而給別人吃或者賣出去，一旦致病，就要判一年徒刑。

當然，唐朝的徒刑和今天是不一樣的，源自隋朝《開皇律》確立的新五刑（杖、笞、徒、流、死）。具體來說，就是為朝廷做工，并且需要戴頸鉗或刑枷，形若奴隸，遭受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摧殘。每旬給假一天，臘日、寒食給假兩天，但不許走出役所。可見，唐朝時賣有毒素的食品是非常危險的事。

這要是讓唐朝人見識到今天五花八門的食品問題，不知還要處罰得多么嚴厲。

如果賣出的毒肉導致他人死亡，則賣肉者處以絞刑，更加嚴厲。對于非故意致死的情況，按照過失殺人處置。另外，如果有毒的肉被偷食并致死，那么和肉的主人無關，這一點還是挺合理的。

到了宋朝，商品經濟高度發達，餐飲業也極其繁盛，其朝廷對食品安全監管也就更加細致了。從大體上說，宋朝的基本律典全面沿襲了《唐律疏議》，但針對一些特定食品，又有專門的規范。

尤其是茶葉，不僅上到皇族下到黎庶都會飲用，而且還出口到外國，社會需求量極大，生產、販運、銷售環節復雜，因此質量安全風險更是無處不在。比如賣假茶葉，一斤就要杖一百；如果賣到二十斤，甚至可能會判處死刑，而且是當街處死（棄市），讓所有人都唾棄他。

由于制售假茶的活動比較隱蔽，難以發現，因此官府又鼓勵“朝陽群眾”舉報，并給予獎勵。

至于鑒定工作，當時沒有現在的技術手段，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式，那就是請職業管理人員抽取樣本直接沖泡，根據茶色、茶味和茶形判斷茶葉質量。一旦檢測出茶葉質量安全問題，就會嚴懲不貸。

另外，宋朝時就有人賣注水豬、羊肉了，或者給雞填充沙子、把灰摻在鹽里賣等作弊手段。按照《宋刑統》的規定，一旦發現注水豬、羊肉，杖六十。膽敢再犯，罪刑加重，徒一年。

甚至到后來，宋朝已經形成了各行業的行會，從事相關行業的人首先要在行會內登記在冊才可以入市交易。行會也可以幫忙參與食品質量安全管理，形成一種自我監督機制。

自宋朝之后，我國古代的食品質量安全管理就沒有太大的發展了。明朝和前朝差不多，基本只能解決賣問題食品的情況，只不過刑罰可能更加嚴酷，情節惡劣的理論上甚至可以誅三族。

直至到了清朝，在原有基礎之上，增加了清政府頒發“營業執照”和“注冊商標”的制度，并且安排專人負責質量抽查。宋朝的“開湯審評”機制，也在清朝得以沿襲。

可以說，我國古代的食品質量安全監管，精髓都集中在了唐宋兩代。雖然略顯單薄，但在那個年代基本足夠用了。對于不同的情況，唐宋朝廷也能做到區分處理。不過刑罰上還是比較嚴格的，判處死刑的標準比今天要低得多。

最后我們還是要說，人類的社會和文明是在進步的，大家也不要單純看到上述介紹，覺得解恨，就認為古代的制度更好。那些黑暗的、不合理的事，只是沒放在今天說而已。法律法規也是在進步的，今天總歸要比古代要強。

誠然，許多人還是覺得，3·15曝光的種種商家，受到的懲罰實在太少太低。或許未來的某一天，人們會發現今天的法律制度也有點落后，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更合理的處罰手段，早晚會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