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明 | 校訓與近代中國大學精神

校訓與近代中國精神

高天明

（深圳大學）

題記：中國的校訓可謂源遠流長，而最能展現大學精神的是學校不同時期確立的校訓和校風。"校訓"是學校辦學思想、文化精神、建校傳統、辦學特色、道德要求等豐富內容的集中體現。我國近代著名大學的校風，常體現于其別具特色的校訓之中。研究歷史上著名大學的校訓，可以重拾大學的傳統與精神。

治校要有校訓，校訓乃一校精神風貌的體現，且與一校之長的治校理念關系甚密。“校訓”是學校辦學思想、文化精神、建校傳統、辦學特色、道德要求等豐富內容的集中體現，也是學校眾多師生、校友和有關的仁人志士集體智慧的結晶。意境深遠、富有哲理、內涵豐富的校訓，對于激勵廣大師生努力奮斗，攀登文化科學的高峰具有重要作用。校訓是以學校為載體的，中國的校訓可謂源遠流長。我國近代著名大學的校風，常體現于其別具特色的校訓之中。它一般提出于學校成立之初，在學校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經過潛移默化，為歷屆師生所認同，逐漸演化為一種超越時空的“永恒”。究其實質，它是一種“大學精神”。校訓是學校的招牌，也是學校的靈魂，研究歷史上著名大學的校訓，我們可以重新找回大學的傳統與精神。

一、若干名校校訓舉偶

歷史比較悠久的大學校訓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引經據典，二是校長題詞，三是推陳出新。大學精神貴在高遠，貴在氣勢恢弘，貴在能引導學子的精神追求，從而激勵學生，引導成才。

1.引經注典類

（1）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清華大學校訓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來自《周易》中“乾”“坤”兩卦的卦辭，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那么，清華大學又是因何并在何時將這兩句話作為校訓的呢《清華園風物志》（黃延復、賈金悅著）書中第一篇介紹的就是清華校訓。因為它就直接來自梁啟超先生的一次演講。

1914年冬，梁啟超先生應邀來清華演講，講題就叫《君子》，用《周易》這兩句關于“君子”的卦辭作發揮，激勵清華學子發憤圖強：“乾象言君子自勵猶天之運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學者立志，尤須堅忍強毅，雖遇顛沛流離，不屈不撓……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寬厚猶大地之博，無所不載，君子責己甚厚，責人甚輕……”梁啟超先生闡發“君子”之義后，更明確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子，行將誰屬”殷殷勉勵之情，溢于言表。這次演講后學校即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作為校訓，并刻制在當時的校徽上。

（2）自強不息，止于至善——廈門大學校訓

1921年，陳嘉庚先生創辦廈門大學時即把“自強不息，止于至善”定為校訓。“自強不息”指自覺地積極向上、奮發圖強、永不懈怠。最早見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后來，晉朝荊州刺史陶侃以“自強不息”為座右銘，勵志勤力，督領八州軍事，屢立戰功，聲名遠播。這在唐開元年間編修的《禮學記》中即有記載：“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止于至善”指通過不懈的努力，以臻盡善盡美而后才停止，也就是說不達到十分完美的境界決不停止自己的努力。語出《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陳嘉庚先生將這些古訓定為校訓，旨在激勵廈大師生積極進取、努力開拓、追求至善至美，以達到創辦大學之目的。

2.校長題詞類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南開大學校訓

1934年，在南開創辦三十周年校慶紀念會上，張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公”和“能”為南開校訓。其中，他最重視的就是“公”的教育。“公”便是無私無我，他說“惟‘公’故能化私，化散，團結合作，有為公犧牲之精神”。“能”便是實干苦干。伯苓先生提倡“公能”教育，一方面是培養青年“公而忘私”、“舍己為人”的道德觀念；另一方面則是訓練青年“文武雙全”、“智勇兼備”，為國效勞的能力。

伯苓先生講，南開精神即“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所謂“公”者，是指培養人的公共意識和公共道德，也就是張伯苓特別強調的“國民之自覺心”、“公德心”、“愛國心”。他詳細闡述道：“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過是本位主義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教人，發揚集體主義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本位主義。”“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設現代化國家，要有現代化的科學才能。而南開學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養具有現代化才能的學生，不僅要求具備現代化的理論才能，并且要具有實際工作的能力。”他又解釋道：“所謂的日新月異，不但每個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還要能成為新事物的創始者；不但能趕上新時代，而且還要能走在時代的前列。”

張伯苓先生所倡導的“能”，包括豐富的內涵。如智能、體能、技能、才能等都屬于能的范疇。南開教育就是要培養和訓練學生具有為社會、國家所需要的各種“能”。他鼓勵學生要實干、苦干。伯苓先生就是以這個“干”字為手段，達到訓練學生獲得各種“能”的目的。其實早在張伯苓與學生的講話中就表明了這一點。

3.推陳出新類

（1）“誠樸雄偉”——中央大學校訓

最能展現南京大學傳統精神的是學校不同時期確立的校訓和校風。早在兩江師范學堂時期，學堂監督李瑞清先生提出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訓，以“儉樸、勤奮、誠篤”為校風。“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南京大學校史上最早的校訓。南高師時期江謙校長以“誠”字為校訓，希望全校師生為人、為學都要以誠為本，并在此基礎上確立的校風是“民族、民主、科學的精神，誠樸、勤奮、求實的態度。”東南大學時期，郭秉文校長提出了“三育并舉”和“四平衡”的辦學方針，要求師生樹立理想，以天下為己任，在人文與科學、通才與專才、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尋求平衡發展。中央大學時期，羅家倫校長提出以“誠樸雄偉”四字為學校的校訓。“誠樸雄偉”的校訓立意高遠，氣勢磅礴，對中央大學及其繼承者南京大學的傳統和校風產生了深遠影響。1949年，中央大學更名為南京大學，1952年南京大學與金陵大學合并，組建為新的南京大學。新的歷史時期，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優良傳統和校風在南京大學得以繼續發揚光大。

（2）“求是”——浙江大學校訓

“求是”是浙江大學的前身“求是書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楨校長1936年到校后制定的校訓。“求是”在當時的解釋取的是王陽明所謂“君子之學，惟求其是”之意。由于求實書院提倡“務求實學，存是去非”，才引用“求實”的名稱。次年，竺可楨作了《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演講，后又作了《科學之方法與精神》的專論。

在這些講話和文章中，他解釋道：“求是”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探求真理，“求是精神”就是奮斗精神、犧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學精神。他認為，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根據這些見解，竺可楨要求學生在校就讀時應該養成一個科學家應有的作風。也就是：“不盲從，不附和，一切以理智為依歸。如遇橫逆之境遇，則不屈不撓，不畏強御，只問是非，不計利害。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專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整飭，毫不茍且。”竺可楨平時常以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達爾文、文天祥、王陽明、孫中山等人的履險如夷、視死如歸、為真理而獻身的求是精神諄諄教導和勉勵學生，他提倡學術自由，學派爭鳴，他宣布“馬克思主義也可以研究”；他主張學生應有讀書的自由，探求真理的自由，認為沒有民主自由也就求不到真理，培養不出真正的人才。

（3）“實事求是”——北洋大學校訓

1906年時任北洋大學校長的趙天麟轉引《漢書·劉德傳》中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史料，針對工科修學必須具有務實鉆研的精神，提出“實事求是”的校訓，后來被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引為黨的思想理論原則而廣為流傳。

當時這種“實事求是”的學風確實給北洋大學帶來了很高的聲譽，北洋大學被譽為“東方康乃爾”，時人稱頌“我邦大學，肇建北洋，法工路礦，規制備詳，專門名家，遍于各方”。“花堤靄靄，北運滔滔，巍巍學府北洋高；悠長稱歷史，建設為同胞；不從紙上逞空談，要實地把中華改造!窮學理，振科工，重實驗，薄雕蟲。望前趨之英華卓犖，應后起之努力追蹤!念過去之艱難締造，愿一心一德，共揚校譽于無窮。”這是作于1935年8月的北洋大學校歌，從中也可以領略到北洋大學重視理工和實事求是的校風，這正是一個以工程教育為主的大學成功的精神保障。

二、從校訓看大學精神

大學的個性是一所大學區別于另一所大學的精神品格，亦即它的創造性、能動性、自主性等。事實上，舉凡大學，自然有大學的共性：遵循教育規律，培養社會精英人才；而凡是著名的大學，又都有各自的個性，自成風格，代代相承。只有那些富有個性、蘊涵特色的大學才有力量昭示于社會，成為公眾的口碑。這種個性化的大學精神在我國近代大學發展過程中多從其校訓上能夠得到體現。

從清華大學的校訓來看，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而所謂“清華精神”，從其校訓中我們還是能領略幾分。清華是個“賠款學校”，美國政府的目的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培養一批“追隨美國的精神領袖”，而學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聯軍洗劫過的清華園。清華學生受著美國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卻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對黃種人的歧視；改成大學后，如何擺脫美國的控制實現學術獨立便成為清華建設的主題。清華周刊曾把師生們對“改大”的意見輯為一冊，名為《徹底翻騰的清華革命》，梁啟超還專門為周刊作序。從序中我們可以清楚了解清華精神。到了20世紀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貽琦任校長第一次講話沒講學術自由卻講了莫忘國難，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華終于成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壘。“明恥”是清華精神的重要表征。清華精神的第二個特點是講究科學。第三是重視實干。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說“清華的精神是實干”。直到現在，在校園的中心位置還豎立著一塊碑，上書“行勝于言”。

在清華學校時期，梁啟超先生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來激勵清華學生。后來，這八個字就作為清華的校訓，對師生都有深刻影響。也可以說，這八個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華師生的精神風貌。清華90年的歷史多災多難，但“災難鑄就輝煌”。

從北洋大學校訓來看，“實事求是”的辦學精神正是工科大學的支柱，為北洋大學在國內外贏得了很高的聲譽。早期畢業的校友在海內外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北洋的品牌在工程界有著非常高的地位。正是這些校友的支持和北洋的凝聚力使這所老牌大學能夠在歷經了許多的磨難后仍立于不敗之地。

從北大來看，北大似乎還沒有明確的校訓說法。如若要尋找的話，“學術自由，兼容并包”恐怕是其大學精神的最大標示。1923年，時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辦學方針。

從南開大學校訓來看，張伯苓校長注意“東西結合”。他的可貴之處在于，既能從西方文化中吸收其精髓成分，例如“社會公德”、“自覺心”；同時，對中國儒家思想并不全盤否定，例如“忠孝”。但是，他也指出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一個“私”字，“此為中華民族之最大病根。國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見所謀，短小淺近。只顧眼前，忽視將來，知有個人，不知團體。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國家觀念薄弱，良可慨也。”所以，他認為，中國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公”字。“允公允能”是張伯苓教育思想體系中的精華，也是南開大學精神最集中的體現。

從南京大學的校訓來看，“誠樸雄偉，勵學敦行”八字校訓，不僅言簡意賅，瑯瑯上口，易于傳記，而且端莊大氣，寓意深刻，富有哲理。“誠樸雄偉”原是中央大學時期的校訓，“勵學敦行”是從中國古代前賢名句中選取而來。“勵學”二字在古文中常有出現，宋真宗寫過一首名為《勵學篇》的詩，勸勉人勤奮學習。“敦行”見于《禮記·曲禮上》：“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所以，“誠樸雄偉，勵學敦行”的校訓，既繼承和反映了南大百年辦學的優良傳統，又面向未來，體現了辦學理念的更高追求，同時還闡明了實現遠大目標的途徑。

從浙江大學的校訓來看，“求是”言簡意賅，竺可楨深知培育“求是”校風不易，除廣為宣傳外，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則。他和他的同事言傳身教，潛移默化，求是精神后來果然在浙江大學蔚然成風。一時校內學術氣氛濃厚，勤學風氣盛行，愛國的、民主的進步力量也得以在這種“土壤”和“氣候”下不斷發展壯大。這種源遠流長的“求是”精神，伴隨著學校成長壯大的歷程而愈益發揚光大，已成為今天推動浙江大學探求真理、改革創新、忘我奮斗的一種精神力量。

通過探尋校訓中的蘊涵的“大學之道”，我們不難發現，凡有鮮明個性的著名學府的校史上，必有豎起精神大旗的旗手，然后代代相傳。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學，梅貽琦之于清華大學，張伯苓之于南開大學，竺可楨之于浙江大學，羅家倫、吳有訓之于中央大學。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梅貽琦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學之道；張伯苓制定的“允公允能”；竺可楨為浙大確定的求是和犧牲精神，以及羅家倫在中央大學提出的“誠、樸、雄、偉”的校訓，都伴隨著時事變遷成為它們不變的精神之魂。

透過近代我國著名大學的校訓，我們還發現大學校訓從精神的層面上體現了這樣幾點：第一，都把師德放在重要地位；第二，突出闡明學校的辦學理念；第三，突出學校的專業性質和培養目標，特別是對培養對象的關注；第四，反映學校所在地區的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第五，符合社會發展的政治要求。如清華大學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把古老的《周易》卦辭中的經典融合用作校訓，充滿中華民族文化的韻味。考察近代中國著名大學的校訓，我們發現其中對培養對象的關注是大學校訓永恒的主題。而現代大學的精神實質則是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為此，新時期的大學校訓要做到立意高遠，因為校訓是大學展示自己的文化名片。

如今高等教育無論從量上還是質上都得到了驚人的發展，然而，大學作為精神文化的資源正隨著大學圍墻的被拆除而變得逐漸模糊，大學之道在轟轟烈烈興建的一所所高校后面悄然失落。于是，守望大學精神，尋找失落的精神資源，呼喚大學精神的回歸與再塑，已成為大學人最強烈的需要和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