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是正統王朝與反抗日本侵略并不矛盾

今天本來想繼續寫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但多次都過不了審。也沒時間寫一篇新的文章了，只能發一篇以前的存稿。

我是清史研究愛好者。清朝是我國古代的正統王朝，這個結論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對于清朝這個正統王朝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正統”的，不同的人由于所處的境遇不同，對清王朝成為“正統王朝”的時間節點可以有不同的定義。

我國古代關于“華夷之辨”，孔子的觀點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標準。孔子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可見，古代的“夷夏之辨”更側重某群體是否接受華夏文化而不是注重其血統。更側重文化而不是血統，這是中華文明保持幾千年頑強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猶太人也綿延了數千年，但其傳承囿于在血統方面的狹隘，讓這個民族的人口遠少于華夏文明的人口。

在古代王朝，尤其是科舉制度建立之后的古代王朝，士大夫是否應該忠于某個朝代，更看中的是他是否考了這個朝代的科舉，做這個朝代的官。王朝更替，如果他在舊王朝時代讀書參加科考做官，新朝建立后他不在新朝為官，就可以認為他“忠于前朝”；“前朝遺忠”并不要求效忠者為其殉節、用自己的生命為前朝殉葬。中國傳統文化是現實主義文化、世俗文化，尊重生命，不鼓勵讀書人為前朝殉節，哪怕心懷前朝，只要不入仕新朝即可，留著生命可以繼續為社會、為天下蒼生做貢獻。舉個例子，比如說文天祥本來并不一定非得死，文天祥向忽必烈要求的是“允許他不當元朝的官”，允許他“黃冠歸故里”，去出家做道士，這樣他就可以“既做大宋的忠臣，又不必死”，但忽必烈要求文天祥“必須做元朝的官”，于是“保持對大宋忠誠、不愿做元朝官”的文天祥就只能慷慨赴死。如果讀書人參加了舊王朝的科考，做了舊王朝的官，后來再做新王朝的官，那就是“貳臣”；如果讀書人在舊王朝沒有參加過科舉，只在新朝建立之后參加新朝的科舉、做新朝的官，也不認為這樣的讀書人是“舊王朝的變節者”。

按照以上的標準，努爾哈赤時代的后金當然不能算是“華夏正統”，因為努爾哈赤時期根本就沒接受中原的文化制度，“夷狄還沒有入華夏”，那當然就不算是“華夏”。當然，清朝也不是努爾哈赤建立的，皇太極時期才改國號為“大清”。

皇太極時期，大清建立，正式接受了漢文化、制度，可以認為滿洲這個“夷狄”族群開始“夷狄入華夏”，那按照孔子的“夷夏觀”，可以認為大清是“華夏”。

這個時候可以認為大清是“華夏”，但并不代表就可以認大清是“正統”。就像李自成的“大順”政權、陳友諒的“大漢”政權、張士誠的“大周”政權，那當然都是“華夏”政權，但肯定不能算是“正統”政權，因為這樣的政權最終沒有成為“天下共主”。雖然大清最后定鼎天下，但在皇太極時期的大清，那只是一個占據我國東北一隅之地的地方政權，在大清的南方有更正統的大明王朝。

皇太極時期，天聰三年開始開科取士，之后到崇德年間形成了與大明王朝類似的“三年一科”制度。以范文程、寧完我為代表的漢族讀書人參加了大清的科考，當了大清的官。以范文程、寧完我為代表的漢族讀書人沒參加過明朝的科舉、沒當過明朝的官，他們只參加了大清的科舉、當大清的官，他們當然有資格認大清是“正統”，沒人有資格罵他們是“貳臣”或“漢奸”，雖然他們是漢人。

范文程、寧完我、李永芳都是為大清效力的漢人，為什么只有李永芳被稱為“明末清初第一個漢奸”？原因就在這里。李永芳當過明朝的官。

與“漢奸”對應的一個詞叫“順民”。很多普通的讀書人和廣大老百姓，他們對于明清易代的感受是很淡漠的，因為向大清交稅與向大明交稅在他們眼里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交稅；甚至說，大清的稅負比大明的稅負還輕一些。中國傳統文化在道德約束這方面是“越高層的人越嚴格”、“越底層的人越寬松”。為大明做官的人、名人，如果降清了那就是“漢奸”，該被唾罵；普通人那不叫“降清”，那叫“順清”。當然，做漢奸和做順民，“降清”或“順清”，收益是不同的，有資格做“漢奸”去“降清”的人，大清往往會委以任用、授以官職；而做“順民”，其“順清”還是之前的“順明”，大清對底層普通人并不給以明顯的好處或優待，在大明過什么樣的日子，在大清基本也過什么樣的日子。

當然，忠誠永遠是美德。所以，如果在“沒資格做漢奸、只有資格做順民”的普通讀書人或老百姓群體里出了“效忠前朝的典范”，雖然對他們沒有硬性的“道德要求”他們必須要這樣做，但那也是值得贊美、萬古流芳的。

按照以上的標準，大清入關，席卷天下，洪承疇、吳三桂這些人就是漢奸，是叛國投敵的“貳臣”。張煌言、李定國以及最后被大清攻滅的“臺灣明鄭集團”這些堅決抗清的人就是“大明遺忠”；江陰八十一日誓死抗清的十余萬老百姓也是“大明遺忠”，其忠烈彪炳千古，雖然他們如果“順清”也不會沾上“道德譴責”的污點。

因為“漢奸”和“順民”之間適用的標準不同，明清易代之后，民間任何“懷念前明”、認明朝為“正統”、謀求“反清復明”的人，都是忠良；但如果他們認大清為“正統”，也不用背負道德上的譴責。

明清易代之際，那些沒參加過明朝科舉、沒當過明朝官的人，可以認大清為“正統”，也沒有任何問題，也不受道德譴責。

明清易代之際，參加過明朝科舉、當過明朝官的人，再去為大清效力認大清為“正統”就是“漢奸”。

明清易代之際，哪怕身為漢人，如果沒有參加過明朝科舉、沒有當過明朝的官，僅僅參加了清朝的科舉、當了清朝的官，如果背叛清廷，那也是“叛徒”，也該被道德譴責。這樣的人有資格且只能認大清為“正統”。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朱國治。這人是漢人，但只參加過大清的科舉做了大清的官，他忠于大清最后被吳三桂造反的時候殺死殉節，這人就得承認他是個忠于朝廷的忠臣。相反，如果當時朱國治投降了吳三桂，哪怕他是個漢人，按照古代的道德觀，他就是“叛臣”，他的做法也是道德污點。

古代的這種“忠臣判斷標準”其實是符合孟子“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儒家傳統道德觀的。這是一種相當合理的、健康的道德觀，闡明了君臣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關系：君要對臣民好，臣民背叛他才是“不忠”；如果君對臣民“不好”，臣民沒得到前朝君主的任何好處，那臣民在新舊易代之后選擇為新君效力就不算是“不忠”。

當然，明清時期，隨著皇權統治達到頂峰，孟子的這種“忠誠觀”消失了。皇權開始變得“不講理”，變成了“君叫臣死臣不死為不忠”，變成了“愚忠愚孝”：只要他是君你是臣，君主再混蛋，對你再不好，你都得“忠君”；否則就是叛徒。

隨著時間流逝，同時經歷過明清兩朝生活的人都死完了，當所有大清子民都“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的時候，大清當然是所有大清子民的“正統”。無論滿蒙漢藏回各族，背叛清廷就是“背叛正統”。所以“同治會亂”是叛亂，是分裂國家的行為；漢人將領左宗棠為滿洲貴族統治的大清效力，出兵收復新疆，其行為就是“維護國家統一”，就是“奉正統以討叛逆”。左宗棠是國家和民族的大功臣，而絕不能說左宗棠是為滿人效力的“漢奸”。

那么，滿清作為異族入主中原并最終獲得了正統的地位，與后來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是否矛盾呢？日本上個世紀的侵華，其性質是否可以定性為“沒有成功的滿清”呢？日本侵華如果成功，是否就也是“華夏正統”，天皇自動變成了中國皇帝？汪精衛之所以是漢奸，僅僅是因為“日本最終失敗了”嗎？如果日本侵華成功，汪精衛是否就成了“促進民族融合的大功臣”而不再是“漢奸”？

看過本篇分析的朋友，應該很好回答以上的問題。

大清之所以是“正統”，是因為大清這個“夷狄”最終接受了華夏文化，被徹底漢化，按照孔子“夷狄入華夏則華夏”的“華夷之辨”觀點，大清才被認為是“正統”。但必須認識到，大清入關徹底擊敗大明，大清是否選擇“接受漢化”，其主動權已經完全在大清手中，大清完全可以選擇“不漢化”，“恢復滿洲習俗”，比如鰲拜這些人就反對“滿洲漢化”。大清如果不選擇“漢化”，仍然維持“滿洲舊習”甚至在全國推廣“滿洲舊習”以取代漢文化，那大清就不是“正統”；只不過萬幸的是，在中華文明走向的主動權已經完全落入滿洲這群“夷狄”手中的時候，滿洲人主動選擇了“漢化”，于是大清也就成為了“正統”。

日本侵華如果成功，日本會接受“漢化”，還是說日本人會在中國推廣“日化”，這個主動權就完全在日本人手里了。誰能保證日本人占領全中國后也會像當年大清那樣選擇“維持華夏文明、將自身漢化”？按照當時的情況，日本人大概率不會接受“自身被漢化”，而是會在中國推廣“日化”，華夏文化就讓位于日本文化了。滿清入關，華夏在失去“保持文化主動權”的情況下，很幸運地出現了“作為夷狄的滿人主動漢化”的局面，被動地保存了華夏文化的主導地位，讓文明賡續不滅；日本人如果入主中華，同樣的幸運大概率不會降臨中國人兩次。

所以，在明清易代之際，夏完淳、閻應元這些人誓死抗清，保衛的就是“華夏文明可以自主決定命運的主動權”，那當然是“忠臣義士”，值得萬古歌頌；左夢庚之流面對外敵入侵直接投降，那當然就是“漢奸”；包括金兵南下時候的秦檜，這些向異族屈膝投降的人當然都是遺臭萬年的漢奸。在日寇侵華之際，國共兩黨誓死抵抗日本侵略，保衛的也是“華夏文明可以自主決定命運的主動權”，那當然是“忠義之舉”，值得萬古歌頌；那些向異族屈膝投降的人諸如汪精衛者當然也是遺臭萬年的漢奸。

所以，認大清是正統王朝與反抗日本人的侵略并不矛盾。

最近我可能不再主要寫伊朗戰爭，主要是不想惹麻煩，立此存照，以自我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