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大國的消費增長陷阱

本質上，這和“中等收入陷阱”非常相似。

縱觀全球工業化進程，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初期一個經濟體可以憑借制造業崛起實現經濟快速騰飛，但隨著工業化的成熟，卻又陷入到消費增長乏力的困境。

從二戰后日本的“經濟奇跡”到韓國的“漢江奇跡”，再到今天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輝煌，這些制造業大國都曾享受過生產擴張帶來的增長紅利，而隨后面臨的挑戰又都是相似的。

這種“制造業大國的消費增長陷阱”并非偶然，而是全球價值鏈分工、國內收入分配格局與發展模式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

筆者將深入剖析這一現象的歷史脈絡與內在機理，以日本、韓國的經驗為鏡鑒，系統審視我國作為當今最大制造業國家所面臨的消費增長困境，并探索突破路徑。

二戰后，日本通過承接美國產業轉移迅速崛起，在汽車、電子、機械等領域逐漸建立起全球競爭力。上世紀60年代日本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度顯著提升了居民消費能力，推動日本進入大眾消費時代。

但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生產優先的發展模式很快暴露出結構性缺陷。

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制造業成本優勢削弱，企業為了維持利潤紛紛將生產線外遷，這逐漸導致日本本土產業空心化，當然這其中也因為日本自身人力成本不斷提高的原因。

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產業外遷，日本不僅減少了本土就業機會，更切斷了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提升的良性循環。

與此同時，日本還在加速陷入“低欲望”消費困境。人口老齡化加劇，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消費意愿薄弱，而本土市場又十分有限，疊加日本債務高企，超過GDP的250%，這三大因素相互疊加，最終讓日本陷入惡性循環。

盡管日本嘗試通過寬松貨幣、財政刺激等手段激活內需，但消費始終未能真正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穩定引擎。

當然日本的特殊之處在于，在國民收入分配機制中，日本相對做的更好，日本內需疲軟的更大原因，還是長達三十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導致的一代人信心和消費習慣的磨滅。

而我們和日本相比，在分配上不同，而在地產上，則有一定的相似性。

韓國的發展路徑也和日本相似，但更具獨特性。上世紀70年代開始，韓國開始接棒日本承接全球制造業轉移，崛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韓國經濟高度依賴三星、現代、LG等等少數大企業，這種高度集中的產業體系導致財富分配嚴重不均。

韓國的聰明之處在于嘗試通過文化產業創新帶動消費轉型。上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后，韓國將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從韓劇到游戲、動漫，全方位打造文化產品，并成功將文化影響力轉為消費動力。

中日韓三國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一開始的發展路徑也非常相似，日韓作為發達國家，在很多地方都走在我們前面，尤其是自身經濟模式的轉型。

我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今天面臨的比較突出問題就是消費水平相對不足。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為40%，這個數字不僅低于日韓，甚至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這一現象的本質，可能還是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失衡，這集中體現在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占比持續偏低。

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為52.7%，不僅低于美國的62.1%，更遠低于日本的73.3%和韓國的59.8%。

除此之外，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為60.8%，這個數字也低于日本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分配格局也直接制約了消費能力。

其中，制造業領域的收入分配失衡尤為明顯。2023年我國制造業勞動報酬占增加值比重已經從2000年的48.7%降至41.2%，這意味著制造業每創造100元增加值，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不足42元，其余大部分流向企業留存。

這種“低勞動報酬”的分配模式，正是消費增長的核心癥結。

低勞動報酬，一方面是全球價值鏈的必然。

我國制造業深陷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底端，是勞動報酬難以提升的結構性根源。作為世界工廠，我國承擔了全球60%以上的中低端商品制造，但附加值率不足25%。

這種國際分工格局形成了對勞動報酬的雙重擠壓：一方面，跨國資金通過技術壟斷和供應鏈控制賺取價值鏈高端收益；另一方面，國內企業為了維持國際競爭力，也不得不壓縮勞動成本。

而一些地方為了吸引資金，實施各種優惠措施，例如稅收優惠、零地價等，這也沒有給勞動者帶去額外收益，本質上反而是將公共資源轉為資本收益，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分配上的失衡。

作為制造業大國，其特點當然就是工人占比相對較多。其中近3億農民工群體，是我國制造業的主力軍，也是消費潛力最大的群體。

但這群人的月均收入還不足5000元，僅為城鎮職工的60%左右，且有31%都遭遇過欠薪、城鎮社會保障覆蓋率不足40%。這種收入和保障的雙重不足，也導致農民工消費能力嚴重受限——月均消費支出不足2000元，子女教育、醫療等剛性支出占收入比高達45%。

城鄉二元結構造成了“生產在城、消費回鄉”的割裂感。農民工在農村的住房沒有市場價值，不能成為融資抵押品，兩三代的財富幾乎都沉淀在宅基地房產上，幾乎無法進入經濟循環。

農民財產性收入占比僅2.1%，遠低于城鎮居民的11.7%，這也導致其無法通過資產增值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這些都導致規模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難以轉化為有效的消費力量。

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本身也內嵌著抑制消費的底色。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形成了“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循環。居民儲蓄率長期偏高（40%），企業留存利潤占GDP比重也高達22%（美國為10%），且這些資金也主要用于擴大產能而非提高員工工資。

這種模式也更依賴投資和出口，這幾年我們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要大力發展內需主導的發展戰略，但在結構上，要徹底轉變這一路徑依賴，仍然需要時間。

要出口，還是要內需，這本質上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問題。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部分建立在要素價格扭曲基礎之上，實質是通過壓低國內要素成本補貼全球消費者。

勞動力成本壓制明顯，制造業工人實際工資僅為美國的1/6，社保繳納率也不足60%，另外土地和能源價格也存在嚴重扭曲，部分工業用地價格僅為住宅用地的1/10，工業企業電價更是較居民電價低30%。

這些扭曲表面上看，是降低了制造業成本，增強了我們的出口競爭力，但實際上是將大量經濟剩余轉移給跨國企業和國外消費者。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制造業工人實際收入應為現行匯率的2.3倍，但實際上則因為各種原因被系統性低估。

這種“讓利世界”的發展模式，雖然短期內推動了增長，卻長期抑制了國內消費能力的形成。要出口，還是要內需？如果是要出口，那么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我們可能會像過去那樣，繼續補貼“國外消費者”。

如果是要內需，那么我們就需要打破價格戰，提高收入分配，這也意味著，我們的出口競爭力，就很難維系。

除非，真的有所謂的“出口特供”，通過人為因素繼續壓低產品價格，但這本身就非常荒誕。

在今年的兩會上，我們已經提到必須要從根本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也意味著，未來我們的內需會被放在主要位置。

具體來說，我們需要確保薪資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同步進行；除此之外還需要改善要素分配機制，當前資本要素回報率長期高于勞動要素3-4個百分點，未來我們需要通過稅收、社保等再分配調節，扭轉這種失衡。

另外長期來看，我們還需要提高勞動者自己的議價能力。從經濟學看，勞動者和企業主應該是一種雙方互相制衡的關系，但這幾年市場變化畸形，直接導致很多勞動者喪失了同企業議價的能力，未來我們需要完善集體協商制，更要加強工會作用，確保勞動者同企業的議價能力，做好動態調節，只有這樣，收入分配才有可能得到結構性的改善。

制造業大國的消費增長陷阱不是宿命，而是可以通過主動變革突破的結構性挑戰。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善產業體系、數字技術積累，都為構建內需驅動的發展格局提供了獨特條件。

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將發展重心從“物的積累”轉向“人的發展”，從“生產優先”轉向“消費引領”。從制造業大國轉向消費大國，這也是我們從中等收入陷阱一步步到高收入國家必經的路徑。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