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打了10天，伊朗為何仍然強硬？答案或藏在數千年歷史傳統中

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起軍事打擊已超過10天，但德黑蘭政權不僅沒有妥協，反而繼續展現強硬姿態。當我們試圖理解這個國家的行為方式時，不得不考慮植根于其長達數千年的歷史傳統和世界秩序觀。美國已故國務卿基辛格曾在《世界秩序》一書中對此進行了深刻描述，揭示了伊朗在不同歷史時期如何詮釋自身與世界秩序之間的關系。

伊朗這個國家是在波斯帝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從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7世紀這段時間時期內，波斯帝國幾經改頭換面，在現今的中東大部以及中亞、西南亞和北非的一些地區建立并維持著統治。波斯有著璀璨的藝術和文化，有嫻于管理遙遠省份的先進官僚制度，還有南征北伐、身經百戰的龐大的多民族軍隊，因此它認為自己遠遠優于所有其他社會。波斯把君王的權力和地位推到近乎神的高度，認為君王是統治蕓蕓眾生的慈悲的宗主，是“萬王之王”，他主持正義，諭示寬容，治下人民因此而俯首歸心。

波斯帝國代表著一種形式的世界秩序，其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及心理上的自信與傳統的軍事征服同樣重要。公元前5世紀，偉大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描述過波斯人的自信，說他們吸收了外國習俗的所有精華，例如米底人的服裝和埃及人的鎧甲，自視為人類文明的中心：他們最尊重的是自己，然后是鄰國，再后是鄰國的鄰國，以此類推。尊重的程度隨著距離的增加而降低。波斯人最輕視距離他們最遠的人，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各方面最出色的人，其他人按離他們的遠近習得一定的美德，離得最遠的是最卑下的。

大約2500年后，這種泰然自信依然故我，表現在1850年美國和薩非王朝簽訂的貿易協議中。盡管薩非王朝在與擴張中的俄羅斯帝國的兩次戰爭中剛剛失去了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達吉斯坦和格魯吉亞東部，但是國王仍然洋溢著身為古代波斯帝王薛西斯和居魯士后代的自尊：北美合眾國總統和如土星般崇高的陛下均熱誠期盼建立兩國政府間的友好關系，并愿以對雙方的公民和子民互利互惠的友好通商條約加強之，為此特任命特命全權大使.......

自古以來直到冷戰時期，歐亞大陸上幾乎所有的主要的征服戰爭都要么從波斯發起，要么在波斯終結。盡管歷經動蕩，但波斯依然保留了自己與眾不同的特性。從亞歷山大大帝到早期的伊斯蘭軍隊，再到后來的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之戰幾乎完全抹去了其他民族的歷史記憶和政治自主性，但波斯依然對自己文化的優越性充滿信心。它對征服者低頭只是暫時的讓步，骨子里仍然保持著獨立，維持著自己特有的世界觀。

波斯把管理各種不同的的領土和應對政治挑戰的經驗提升為一整套縝密的外交理念，尤其注重堅忍、耐力、對地緣政治現實的精明分析，以及在心理上掌控對手。

這種與眾不同的自我感覺和靈活敏捷的外交手腕延續到了伊斯蘭時代。波斯接受了阿拉伯征服者的宗教，但在同時被征服的所有民族中，唯有它堅持保留了自己的語言，并給阿拉伯人帶來的新秩序注入了原波斯帝國的文化遺產。最終，波斯成為伊斯蘭什葉教派的人口中心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統治下的波斯接納什葉派，起初是出于拒絕接受阿拉伯主流的傳統，自16世紀起，更是把什葉派伊斯蘭教定為國家宗教。在文化、宗教和地緣政治觀念上，1935年采用國名的伊朗保留了它歷史傳統的特殊性和作為地區一員的特點。

1979年，霍梅尼作為革命的“最高領袖”返回伊朗。但他回來不是為了推行社會方案或實現民主治理，而是要對整個地區秩序，甚至可以說是對現代世界的制度，發動攻擊。根據霍梅尼的理念，國家不是合法的自治實體，而是更廣泛的宗教斗爭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他認為中東以及廣大世界上所有的現行政治機構都是“不合法的”，因為它們“不是建立在真主的律法之上”。而現代國際關系所依靠的威斯特伐利亞原則不能成立，因為“國家間的關系應以宗教信仰為基礎”，不應建立在國家利益的原則之上。

霍梅尼認為，創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蘭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個伊斯蘭政府”。要超越傳統上對國家的忠誠，因為“推翻現在統治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不合法的政治勢力人人有責”。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開國大典上宣布，在伊朗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政治制度標志著“真主政權的誕生”。這個政體與任何其他的現代國家都有所不同。

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矛盾，表現為對國際秩序的雙重挑戰。伊朗革命中，致力于推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伊斯蘭運動奪取了對一個現代國家的控制權，但同時又行使它“威斯特伐利亞式”的權利和特權，例如占據在聯合國的席位、進行貿易活動、運用外交機構，等等。伊朗的神權政治因此腳踏兩個世界秩序，一方面利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保護，另一方面卻多次宣稱不相信這個體系，絕不受它的約束，總有一天要取消它。

這種雙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國理念中。它自稱為“伊斯蘭共和國”，暗示它的權威超越了領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權力結構最高點的阿亞圖拉不僅是伊朗的政治領袖，而且被視為全球性的權威。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以一種嚴重違反外交豁免原則的方式在世界舞臺上亮相：它沖進美國駐德黑蘭的使館，把使館人員扣為人質長達444天。

黎巴嫩的真主黨和伊拉克的馬赫迪軍是非國家民兵組織，伊朗與部分領土遭這些組織占領的國家保持著正常的外交關系，但又出于宗教的原因為這些組織提供支持。伊朗政府為了推動伊斯蘭革命，準許什葉和遜尼兩派跨越教派間的鴻溝共同合作，以推動更廣泛的反西方事業。伊朗認為，如果為了共同的目標而超越教義上的分歧，就有可能成就大業。為此目的，伊朗憲法把團結所有穆斯林定為國家的一項責任。

霍梅尼說：“我們必須努力向全世界輸出我們的革命，必須丟掉一切別的想法，因為伊斯蘭教不僅不允許伊斯蘭國家之間存在任何分歧，而且還是所有被壓迫人民權益的捍衛者。”這要求對“美國這個世界強盜”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發起規模浩大的斗爭。

幾十年來，西方觀察家一直想找到伊朗這種態度的確切“根源”。但根據阿亞圖拉們的政策觀念，與西方的爭端不是僅通過在具體問題上讓步就能解決的。它是關于世界秩序性質的角力。

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應當愿意考慮與伊朗發展合作關系，但它們不應假定自己國內的經驗必然會自動適用于其他社會，特別是伊朗社會。它們必須認識到，經過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伊朗領導人的言辭絲毫未變。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并非故作姿態，而是堅信自己正確，而且他們的觀點影響了大批伊朗人民。

總體而言，這是基辛格在美國或者西方視角下對伊朗秩序觀的描述，或許其并不能完全解釋伊朗的行事方式，但對人們理解這個中東國家的行為有一定幫助。

（材料來源于《世界秩序》一書，作者進行了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