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船上的老鼠正在逃跑”。
這是貝森特在形容伊朗上層統治精英，他們并不像在公開媒體表現的那么堅強，早在美伊開戰之前，已經是兵馬未動，私人資金大規模轉移，向迪拜集中轉出15億美元巨額資產；其中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之子穆杰塔巴，單人就轉移3.28億美元私人財富。
美國情報機關因此做出判斷，認為權力圈層對權力前景極度恐慌，內部危機將至，提前為自身后路布局，這很可能是推動美國開戰的原因之一，所以，在一開始，美國停戰的條件之一就是結束以神權為中心的現政權。
美國人很可能看錯了方向。
轉移資產是真，但原因不是擔心政權崩塌，而是從來如此，這是財富安全的邏輯。不僅是伊朗，對一個一個專制型國家，不要高估人民的覺醒；老子說：民可載舟，也可覆舟，但歷史的路是政客帶著走出來的。
伊朗高層的這種表現，的確揭開了集權體制本質上的脆弱，任何形式的集權體制，都不可能真正以人民為中心，那種神性的集體主義光環背后，是個人主義的天花板，所以需要造神，把絕對的個人主義，以神的名義凌駕于公民之上。看看戰爭中的伊朗報道就清楚了，伊朗不過是一個巨大的信息繭房，一旦被信息流穿透，政權即刻崩潰。
這場戰改寫了軍事史，也改寫了專制主義的歷史。
未來戰爭，打得是人上人的孤獨求敗，人上人可以轉移財產，但只要發動戰爭，就成了孤勇者，因為現代戰爭打的不再是時間坐標點，而是邏輯坐標點，打得是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人上人過著米萊說的“皇帝般的生活”，同時也成了一種高危的選擇：歷史是荒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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