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猛，把垃圾的價值也榨盡了

我們似乎從未進入過這樣的時代：垃圾不再圍城，而是作為展示物，被大城市、小縣城“供養”起來，成為博物館櫥窗里的一部分。焚燒廠甚至變成了人文景觀、科普教育基地、世界最美建筑。建筑上方有鋼琴廳、咖啡廳，高雅的音樂配合著垃圾焚燒廠，坐擁遍山綠色。

在廣州，一座在2012年因為提前填滿而封場的市級最大生活垃圾填埋場——興豐填埋場，時隔十多年被再度打開。巨型的貨車排著隊開往垃圾山，覆蓋山體的黑色地膜被掀開，露出陳腐垃圾灰黑斑駁的部分。推土機不知疲倦地工作，將陳年垃圾運上貨車，送往廣州幾大垃圾熱力發電廠。垃圾被處理后將進行焚燒，以此發電。

項目招標書顯示，興豐填埋場預計開挖存量垃圾總量約296.87萬立方米，投資估算約12億元。未來，這一填埋場將騰出容量，解決垃圾焚燒廠飛灰填埋的問題。

興豐填埋場/南風窗 郭嘉亮 攝

興豐填埋場的開挖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國垃圾處理的發展現狀。我國垃圾焚燒發電自1980年代開始起步，發展四十余年后，部分新建高標準焚燒廠的排放指標已經達到了匹配歐盟標準的水平。在部分地區，因為垃圾焚燒廠建成速度太快，以及焚燒技術的提升，垃圾甚至出現了不夠燒的現象。

許多人都忽略了，微不足道的、被人任意舍棄的垃圾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象征。生態環境部數據顯示，2015-2024年，全國生活垃圾處理能力從每年2.11億噸飆升至4.22億噸，年均增速達8.02%。

我們好奇，越加“不夠用”的中國垃圾，究竟在過往40年里發生了什么？是什么讓“垃圾圍城”的困局扭轉，走向“不夠燒”的垃圾焚燒發電之路？

垃圾往事

最早得知吳兆明在垃圾焚燒廠工作，老丈人以為他像農村里燒鍋爐的工人，“一邊鏟煤，一邊往爐子里扔（煤）”。吳兆明連連否認，“我是坐在電腦前看爐子的”。

他在揚州高郵市一家中小型生活垃圾焚燒廠工作了約10年。2007年大學畢業時，大型火力電廠他進不去，于是進了一家自備電廠，靠燃燒紙皮發電。2011年后，垃圾焚燒發電廠在行業內開始火爆，迎來招工潮。他跳了槽，在垃圾焚燒廠一待就到現在。

“那段時間（指2011年前后）工資漲得比較明顯。”吳兆明說。2012年，《完善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兩份文件出爐，垃圾發電的國家補貼拉高到了0.65元/度(發電280度以內)，比之前再提高1/3，瞬間點燃了各地辦垃圾焚燒電廠的熱情。

吳兆明入了行，見證著長三角一個縣級市生活垃圾的變遷。他記得，最早，高郵市的垃圾多樣性不夠，熱值很低，垃圾在燃燒的過程中還需要加柴油作為助燃劑。后來，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外賣盒子、商品包裝等等高熱值的垃圾越來越多，燒垃圾已經不用添加助燃劑了。

他的同事、工程師王巖記得，以前的垃圾塵土多，水分含量高，導致熱值很低。現在，“從外觀就能看出來，垃圾里會混有彩色條紋狀，那可能是快遞盒或者包裝袋”。垃圾的可燃性變高，熱值從原先約1000大卡變成了1800大卡。

位于廣州市第三資源熱力電廠的垃圾焚燒廠/南風窗 郭嘉亮 攝

從垃圾熱值的變化，可以窺見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同樣，從垃圾處理形式的更迭，也能夠理解不同文明階段人們的價值取向。

從人類歷史來看，喜歡遷徙的原始部落解決垃圾的方法非常便捷：順手一丟。只有等到人類有了固定居所，垃圾的數量倍增后，人們才想到要把垃圾處理掉。幾千年來，人們生成的對抗垃圾的方式并無新意，基本就是四種：傾倒填埋、焚化、回收以及減少垃圾源。

考古學家發現，在許多古城遺跡里，例如特洛伊城，居民們為了處理留在家中的垃圾，會把垃圾全部丟在地上，接著找來粘土，重新鋪上一層厚厚的地板。由于垃圾堆積，特洛伊城的海拔高度，平均每世紀升高1.5米。在某些地區，垃圾堆積更是高達平均每世紀4米。

站在垃圾焚燒廠的垃圾倉前就會讓人回想起這些往事。位于高郵市鎮上的垃圾倉比兩個標準籃球場還大，長有60米，深29米，相當于十層樓的高度。垃圾將坑填滿，堆積成小山。“小山”之中，最顯眼的是五彩斑斕的塑料袋和紡織衣物。從來沒有其他場合可以如此直觀地呈現人類的消費力和破壞力。

吳兆明介紹，這里的垃圾庫存有1.7萬噸，相當于一個縣級市約30天的垃圾量。垃圾倉內分為ABC三區，堆料區、發酵區和待燒區。

每天凌晨，從縣級市四面八方搜集來的垃圾乘坐著后裝壓縮式垃圾車，被傾倒在垃圾倉的堆料區。但是，中國的垃圾廚余垃圾比例大，或者冬天容易摻雜著雨雪，不適合立刻燃燒。焚燒廠會讓垃圾自然發酵5-7天，讓其水分排出，使得熱值趨于穩定。發酵后，色彩斑斕的垃圾會變成灰黑色，這就是燃燒喜歡的狀態。

2024年9月19日，在山東啟迪濟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在控制室內操作設備吊運垃圾/新華社記者 朱崢 攝

更深的智慧還藏在垃圾發酵過程中。吳兆明說，垃圾發酵時不僅會產生甲烷、硫化氫等氣體，還會產生高濃度、污染性極強的垃圾滲透液。許多垃圾處理廠都曾頭疼滲透液的難題，后來，他們在垃圾倉墻壁安裝了排放滲濾液的“倒排窗篦子”，這是一種格柵狀過濾裝置，方便滲透液排出。

滲透液接著會被預處理，并送往焚燒廠內的污水處理廠，經過處理后再度利用。在廣州市第三資源熱力電廠，工作人員介紹，焚燒廠周圍的噴泉景觀，都是垃圾發酵后經過污水處理廠二次利用的水。而從滲透液里分解出的污泥，吳兆明說，后期將摻在鍋爐里，繼續參與焚燒。

“我們這么多年的經驗發展至今，從引進國外技術到后面中國自己發展，慢慢在世界領先。很多前輩在不斷地幫我們總結積累（經驗）。”吳兆明說，“我們這個行業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揚州高郵市垃圾焚燒廠的中控區，工作人員可以直接在中控區調控爐子的溫度，氧氣等等/南風窗 朱秋雨 攝

破解二噁英

當今垃圾焚燒廠的技術成熟而且現代。吳兆明說，他們廠內共有正職員工60余人，外包員工40多人。但無一例外，員工都不會直接接觸垃圾，也無需忍受垃圾自帶的嗆人氣味。在這座自動化程度很高的焚燒廠，垃圾只是燃燒材料，他們要做的是靈活使用機器或者電腦，控制儀器和燃燒爐參數。

高度自動化的工廠讓很多人都忘記了，垃圾焚燒并非一路以來都是社會發展的主流。過往的40年里，關于垃圾焚燒還是填埋的爭議一直伴隨著時代的發展。

最早在1985年，深圳清水河垃圾焚燒電廠從日本三菱重工公司成套引進了2臺垃圾焚燒爐，開創中國垃圾焚燒的先河。

但21世紀之前，垃圾焚燒發電普遍面臨著“水土不服”。垃圾焚燒的設備不僅成本高，而且，中國的垃圾不同于西方國家，含水率尤其高。這更加劇了焚燒的成本。垃圾焚燒的商業化難度大，因此只有在極少數大城市才得到推行。

2025年12月25日，工程車在晾曬車間進行垃圾搬運工作/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住建部科技委員會委員、國家環境保護教授級高工張益記得，等到進入21世紀，中國垃圾量大增，垃圾開始圍城，各地填埋場一度過載。但是，當政府提出建設垃圾焚燒廠時，遭到城市里大量居民的反對，甚至一些專家也公開反對部分焚燒廠的選址。鄰避效應在人群中很明顯：即使明知這類設施是社會公共發展需要的，但大家都希望它 “不要建在我家隔壁”。

眾人恐懼的源頭，是一種臭名昭著的一級致癌物：二噁英。在早期研究中，垃圾焚燒曾被認為是二噁英的重要排放源之一，尤其是燃燒金屬、塑料類的固體垃圾或者醫源性和危險性廢物時。

二噁英以低溫合成為主，也會在垃圾不完全燃燒時直接生成。在垃圾焚燒后續的煙氣處理中，如果煙氣在200~400℃的低溫區間，還會引發二噁英的二次合成。而這類致癌物一旦進入人體，將長期穩固地存在于體內，半衰期長達7-11年。

二噁英的一系列特點引發了各國機構的高度關注。1980年代，多國研究機構得出了破解二噁英的方法。例如，荷蘭環境和毒理化學專家Olie K. 團隊首次在垃圾飛灰處檢測出了二噁英，并揭示其低溫合成機理（200-400℃催化反應），提出 “高溫破壞 + 過量空氣” 的控制邏輯。

1980年末，歐盟、美國、日本相繼推出垃圾焚燒的標準法規，提出抑制二噁英的 “3T+E”原則，即垃圾焚燒溫度（Temperature）須大于850℃、停留時間 （Time）至少2秒，燃燒過程要有湍流混合（Turbulence）和過量空氣 （Excess air）。

廣州市第三資源熱力電廠中大屏幕顯示的爐蒸情況/南風窗 郭嘉亮 攝

吳兆明告訴我， “3T+E”原則也廣泛應用于中國各大垃圾焚燒廠。為了防止高水分垃圾不完全燃燒，中國在發展中逐漸采用了三段式的機械爐排爐。數據顯示，機械爐排爐在中國占比超85%，尤其適配于國內垃圾 “高水分、低熱值、成分波動大” 的特點。

據他形容，這類爐排爐是有斜度的，坡度大概15度到30度。吳兆明喜歡用農村的生活舉例，“垃圾焚燒就跟農村燒火一樣，需要用火鉗把它撥一下。（爐排爐的斜坡）讓垃圾落下來，相當于火鉗撥（垃圾）的過程”。稍微想象下，“垃圾一落下就散掉了。說白了，三段式焚燒爐就是讓物料更多地接觸氧氣，讓燃燒更充分些。”

不僅如此，防范二噁英生成的邏輯，被部署在垃圾焚燒的每個環節。垃圾剛運送進垃圾倉時，就有技術專工用像娃娃機抓夾一樣的大抓斗，“從天而降”地抓起垃圾，將它們拋灑，在空中抖散。吳兆明解釋，這是為了讓入廠的垃圾更均勻地分布，免得出現垃圾發酵狀況不同，導致在爐內不充分燃燒的現象。

等到垃圾在超過850度的焚燒爐內充分燃燒后，工程師王巖說，垃圾排出煙氣的煙道口，也要確保溫度超過850度，而且煙氣停留時間超過2秒。因此，煙道口的高度根據垃圾的湍流時間進行精心設計，確保煙氣有足夠的停留時間，就是為了防止二噁英在最后時刻二次生成。

等到煙氣從煙道往外排時，廠內的加熱管道會利用煙氣將鍋爐中的水加熱，將煙氣轉換為高溫高壓的蒸汽，“蒸汽具有很高的動能”。動能接著帶動蒸汽汽輪機轉，汽輪機帶動發電機運行。垃圾從而實現發電。

最后，煙氣的尾氣還將進入尾氣處理系統，經過活性炭混合器、布袋除塵器、濕法洗滌塔系統、SCR脫硝系統等等凈化設置，進一步將有害物質凈化和過濾。

“中國人對二噁英的態度在過去二十年有了很大的變化。”張益說。“前15年，二噁英是21世紀的劇毒，是可怕、可惡、可恨的。”他總結道，“現在，二噁英已經變成完全可防、可治、可控的。”

黃金十年

如張益所說，垃圾焚燒廠并非生來就獲得大眾的認可，就像人們曾將二噁英視為洪水猛獸一樣。他給我發來過往演講的PPT，前幾頁經常大段大段地介紹：“垃圾焚燒是現階段垃圾處理的優先選擇”。他同時列舉了垃圾焚燒的一系列好處：處理垃圾速度快、碳減排量多、項目用地省、能源利用高等等。

這些“好處”只有在政策層面掃清了障礙后才被越來越多人認可。張益告訴我，2010年前后，是中國垃圾焚燒廠發展的分界點。全國發達城市，例如廣州、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涌現垃圾發電廠示范項目。國家在2012年出臺垃圾焚燒電價補貼政策后，各地政府也開始給予補貼。與此同時，一個全新的發展模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從此興起。

BOT并非只在垃圾焚燒廠中應用，污水處理廠、自來水廠等都可以采用，核心是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公共項目的建設。一般而言，社會資本負責出資建設公共服務設施，等項目建成后，社會資本獲得特許經營期（通常30年）。特許經營期結束后，社會資本將無償、完好的項目資產移交給政府，由政府后續運營或重新招標。

“垃圾焚燒廠的興起與商業模式或者盈利模式密切相關。其中的重點是它可以收費，如同污水處理可以對人們收費一樣。所以，（垃圾焚燒）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商業模式。”張益總結說。垃圾焚燒廠的收入由垃圾處理費加電費組成。電費收入中包括上網電價，以及國家補貼和地方補貼。有業內人士曾在2025年估算，按照各地的平均收費來看，每噸垃圾的利潤理論值為39.18元。

近年來，山東省濟南市在全市范圍內按照“東西南北中”分布格局建成5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日處理垃圾超8000噸，年焚燒發電約8.5億度，助力城市可持續發展/新華社記者 朱崢 攝

完整的商業閉環刺激了垃圾焚燒廠在各地的興建。約2015年，垃圾焚燒的“風”吹到了三四線城市。吳兆明就是在高郵市找到了垃圾焚燒廠的工作。他記得，與很多城市一樣，揚州市當時的垃圾填埋場容量已經接近飽和，建焚燒發電廠成為當地擁抱的方向。

影響垃圾焚燒行業發展的還有另一件大事：2014年7月，《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正式實施，在業內被簡稱為“國標GB 18485-2014”。GB 18485-2014將二噁英等特征污染物限值大幅收緊至原先的十分之一，與歐盟標準大致相當，還新增了一氧化碳等工況控制指標，倒逼行業從 “粗放焚燒” 向 “清潔焚燒” 轉型。

吳兆明記得，從這時起，各地對環保的要求越加嚴格，經常有監管部門或者專業機構對垃圾焚燒廠是否合規排放進行檢查。

不僅如此，自2020年1月2日起，我國規定，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需每日公開前一日5項污染物（顆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化氫）日均值、爐膛溫度曲線和相關數據標記。垃圾焚燒發電廠變成了環境信息公開的責任主體，接受公眾監督。

2024年6月4日，工作人員在車間內巡查/新華社記者 李然 攝

吳兆明說，“從那以后，倘若（焚燒廠）有指標未達到標準，（環境部的）督辦一小時內就下來了。”在我國的垃圾焚燒煙氣排放檢測系統要求下，全國垃圾焚燒爐每一秒產生的煙氣排放、爐溫和相關輔助數據，必須實時上傳給生態環境監管平臺，由生態環境部門進行實時監管。

國家和地方補貼的出臺，加上更嚴格的環保標準的確定和執行，共同促進了中國垃圾焚燒迎來發展的黃金期。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垃圾焚燒專家委員會委員薛濤曾指出其中的“驚人之處”：“從2005年到2015年，中國垃圾焚燒日處理能力達到23萬噸；到2021年我們就突破100萬噸——從23萬噸到100萬噸，只用了6年。”

張益也發現了，2015年后，垃圾焚燒廠在全國各地大量興建，各地居民有了明顯的態度變化。他在常州、蘇州、天津等多地觀察到，許多垃圾焚燒發電廠離居民區也就不到2公里，周邊還建有生態公園、觀光景區和學校。更重要的是，垃圾焚燒廠落地后，周邊樓盤的房價并未受影響，均價還在上漲。

垃圾不夠燒以后

令行業人士沒想到的是，在充分的市場競爭下，中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數量和產能很快過剩。

吳兆明告訴我，2020年后，全國垃圾焚燒發電廠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成熟期，所在發電廠的設備國產化率達90%以上。不僅如此，包括江蘇省在內的部分省份，都推動了多項指標嚴格于歐盟標準的地方標準出臺。

業內都感受到，垃圾焚燒產業已切換到存量發展模式，發展的重心由追求發展速度轉向提高發展質量。2021年開始，全國多地垃圾焚燒廠，逐漸出現垃圾不夠燒的現象。

根據E20研究院的監測數據，2023年開始，國內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平均產能利用率僅為60%左右。部分新建成，尤其是在縣域地區的項目，面臨“吃不飽”的問題。例如，蕪湖生態中心在浙江省調研發現：2023年，在浙江省76座垃圾焚燒廠中，有18座平均每年停爐閑置超過50天，最高停爐155天。

對于垃圾焚燒廠而言，開爐一次意味著需要大量燃料啟動，一旦開啟就需要24小時維持運轉，絕不輕易停爐。只有出現垃圾顯著不足的狀況，焚燒廠才會規劃停爐運行。2025年上半年，E20環境平臺固廢產業研究中心主任潘功調研了20余家垃圾焚燒廠，發現其中三分之二的企業面臨垃圾供給不足的問題。

2024年6月4日，工作人員駕駛垃圾運輸車往垃圾倉里傾倒垃圾/新華社記者 李然 攝

對于全國多地出現的垃圾不夠燒現象，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委城市環境衛生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徐海云曾分析：“一方面可能（焚燒廠）預測的（當地）人口比較多，另一方面生活垃圾量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農村地區生活垃圾量相對較低。有些地區籠統地按每人每天產生一公斤生活垃圾來規劃，導致規模偏大。”

越來越多停爐的垃圾焚燒廠，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很多討論。許多人認為，中國垃圾不夠燒了，因此，人們不再需要垃圾分類和從源頭上減少垃圾。

這一說法即使放在業內，也頗具爭議。張益認為，垃圾分類的確從源頭上讓垃圾的量更少了，可回收物和廚余垃圾都分了出來，這讓垃圾焚燒廠可燃燒的原料減少。但垃圾分類的另一面是，經過提前分類后，生活垃圾的熱值有所提高，有利于提高燃燒的效率。

另一個業內無法忽略的問題是，垃圾焚燒過程會產生飛灰。即使焚燒發電廠的尾氣處理系統一再升級，但焚燒爐煙氣凈化系統的捕集物，和煙道及煙囪底部沉降的底灰依然不可避免地產生。這類飛灰含有重金屬和二噁英等有害物質，被國家列為“危險固體廢品”。

也就是說，垃圾焚燒的量越大，污染性極強的飛灰產生的量也越大。這也是從源頭上減量垃圾的意義。

吳兆明介紹，由于飛灰是危險廢品，垃圾焚燒廠普遍采用“水泥固化 + 螯合劑穩定化”工藝——飛灰、水泥和水按照相應比例混合，并添加5‰～10‰螯合劑。經螯合劑預處理后，飛灰內的重金屬得以轉化為穩定、難溶的螯合絡合物，才能被運送至垃圾填埋場填埋處置。

2024年6月29日，在江西南昌固廢處理循環經濟產業園，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工作人員通過操控垃圾吊移動垃圾/新華社記者 杜瀟逸 攝

也并非只能用填埋來處置飛灰。按照現有的技術，張益介紹，業內正在探索對飛灰進行資源化處理，方法主要包括低溫熱解、水泥窯協同處置技術、高溫熔融技術。以低溫熱解技術為例，飛灰在300-500℃條件下分解有機污染物，剩余殘渣可以用于制造環保磚或筑路。

不過，當前困局是，飛灰資源化處理成本顯著高于傳統填埋。于是，許多城市還得為飛灰的填埋做足準備。以廣州市為例，據有關部門預測，廣州剩余飛灰庫容僅可繼續使用至2030年，無法滿足未來垃圾焚燒填埋飛灰的需求。

在不再規劃和新建垃圾填埋設施的前提下，廣州市決定對現有垃圾填埋場進行重新開發，騰退部分庫容以處置飛灰。這也是文章開頭，廣州在2025年決定開挖已經封場的最大生活垃圾填埋場——興豐填埋場的緣由。

盡管當前仍存在困境，多年來中國垃圾處理的經驗告訴人們，發展的問題將留給發展來解決。吳兆明等業內人士都表示，2026年，隨著中國垃圾焚燒發電進入成熟階段，接下來，各大焚燒廠的發展重點將放在飛灰資源化處理上。“從行業的高標準協同發展來看，未來大方向一定是（飛灰）資源化利用，最終實現飛灰的零填埋。”吳兆明說。

首圖為2025年12月25日，垃圾車在出料車間裝運篩分出來的輕質垃圾，準備運往龍崗能源生態園進行焚燒/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作者 |朱秋雨

編輯 | 趙佳佳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