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創建了青田黨組織，犧牲后遺骸回鄉，鄉親成群結隊跑幾十里迎棺

幼時，母親背著他做針線，不慎右手拉線過了頭，針尖刺破他的眼球，致使一目失明，因此他從小便戴上了墨鏡。但周定眼殘志堅，學習很勤奮，在當地南屏小學（敖里小學前身）就讀時，成績優異。

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學校，1915年轉浙江省立第十中學校，1919年6月畢業，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

法政專門學校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由原來比較保守轉為激進。周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時代氣息中學完大學課程，于1924年夏季畢業。

敖里地處浙南偏僻山溝，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再加上數千年舊禮教舊習慣傳統的影響，這里的黑暗腐敗比他處更甚幾倍。而具有反帝反封建覺悟的周定，決定非把敖里改造一下不可。

他提倡無神論，破除迷信。他母親和寡嫂因家人患病而求神問卜，請道士念咒打醮，他轟走道士，撤掉神案，主張求醫治病。他父親喜歡賭博，父子間因此發生矛盾，他說：“父不賢，子可不孝。”

在20世紀20年代，敖里山鄉女子要纏足，不能讀書，周定卻反對妹妹周肖嬌纏足，讓她入南屏小學讀書。為了鼓勵女子入學，他還宣布女生一律免費，因此女生有所增加。

他在學校做木槍，組織學生軍訓。同時，創辦平民夜校，自編教材自任教師，動員貧苦農民的子弟免費上夜校，并從農家熟悉的“人手刀尺，牛羊山水”等易讀懂的日常生活用字教起。在這個閉塞的小山村，他做這些事夠得上“大逆不道”了。

1925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周定在家鄉曾試圖勸說地主減少對農民的剝削，先勸其父少收租，自己到下垟等地去赦租。家里勸通了，村上有幾戶地主也答應減免農民的部分地租以示開明。可是，大多數地主很難勸通。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收效甚微。

這使他意識到，敖里是中國的一部分，敖里的封建地主是整個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整個中國不改造好，整個統治階級不推翻，要想把敖里改造好，勸說封建地主減輕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從而使廣大貧苦農民得到翻身，永遠是不可能的。要推翻整個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單靠個人奮斗，杯水車薪，力量是有限的。

于是，他放棄了個人回鄉奮斗之路，決心出去尋找革命真理。1926年，周定終于找到了革命的真理，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然后，又介紹家中的長工周福圖入黨。從此，周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1月，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時，周定奉黨組織之命，從上海前往江西做秘密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形勢急劇逆轉，6月，周定被反動政府追捕，轉到漢口。

當時黨內對仍披著“國民黨左派”外衣的汪精衛認識不足，右傾機會主義者企圖以“讓步”來拉攏汪精衛。這時，周定在武漢受到了共產國際代表、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的接見，他主張對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予以反擊。

7月15日，汪精衛繼蔣介石的“清黨”之后公開宣布“分共”，同樣大肆殺害共產黨人。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黨中央召開了八七會議，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

周定接受了新的任務，回浙江從事農運和黨務活動。但因長年累月奔波革命，積勞成疾，回到家鄉后，邊休養邊工作。

他返回青田后，通過敬業小學校長劉少峰，認識了學校和社會上的一些進步知識青年，了解到青田的社會經濟情況，確定以鶴城鎮上店街新寶華打銀店為秘密工作聯絡點，并以上店街城隍廟右側的貧民習藝所旁邊的冷房為秘密活動地點。

在這里，周定等人對進步青年宣講馬列主義，分析國內外政治形勢和國家前途命運。經過學習和考察，劉少峰、俞子范、林先和、王昭、吳伯遠、留醉生、胡應伯、王亦虎、富順友（西坑人）等12人被吸收入黨，青田縣第一個中共支部成立，并召開支部會議，確定由吳伯遠負責黃坦、西坑、南田等地的工作。

針對國民黨省政府有關法令，黨組織開展公開、合法、合理斗爭。他們在南田的龍上、黃坦的雅梅和富岙等村莊建立農民協會，實行“二五”減租，打擊地主豪紳和反動勢力，為貧苦農民謀取利益，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帶動了周圍地區的工作。

周定在敖里參加過一次青年聚會。在會上，他對一些暑假回鄉、對形勢認識不清的學生說：“蔣介石領導革命不會成功，對他不要抱有幻想。”并介紹了自己在武漢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接見的情況。8月28日，周定病情略有好轉，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到了杭州。

10月，中共浙江省委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號召黨員積極開展武裝斗爭，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的最主要任務，并制訂了一個北起錢塘江南至溫州灣的《浙東暴動計劃》，準備于11月28日發動農民大暴動，進行土地革命，建設紅色政權，給蔣介石反動派以有力的打擊。

省委確定省委常委、組織部主任王家謨兼浙東暴動委員會主任，周定與鄭敬衡任省委特派員，共同負責組織實施。根據計劃，他們分頭行動。周定從杭州到達浙南，在溫州、青田、處州（麗水）一帶指導黨務和農運。

11月9日，周定接連收到王家謨的兩封來信，要求他趕赴溫州，周定不顧自己高度近視和山區交通不便，日夜兼程趕赴溫州。

11月12日，王家謨、周定等不幸被捕，省委擴大會議記錄、省委通告、《浙東暴動計劃》及秘密信函30余件均被敵人搜走。

被捕后的第三天，周定在獄中寫了一封遺書寄給雙親，除了述說自己被捕時間、地點和經過的情況，以及自知生死難卜表示與父母妻嫂侄等親人永別外，還請家里人接信后趕快“備洋二百元”，買通看守越獄。

家中接到周定的親筆信后，立即派周定的妻舅帶著200塊銀圓趕赴溫州，但山鄉郵路不暢、交通不便，營救者還未到，周定等3人已于11月18日上午10時被槍殺在資福山麓，他時年30歲。

當周定的遺體從溫州運回敖里時，家鄉群眾成群結隊到幾里甚至幾十里路外去迎棺，并隆重地將他葬在敖里村水碓坑降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