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叢林化，我們最好的選擇是什么？|| 大視野

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突襲，伊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及眾多軍政高層在襲擊中喪生。伊朗旋即用導彈和無人機等對以色列和美國在中東的多個軍事基地發起反擊。中東戰事大爆發。

中國在“十五五”規劃中這樣概括所面對的發展環境——“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深刻影響國內發展，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現在看，這種“不確定難預料”，可能才剛剛開始。

本文的目的，不是去探討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為何越來越失序、無序，不是去梳理以色列和伊朗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的“深仇大恨史”，也不是去剖析伊朗的“神權主導、政教合一”體制和諸多內生性問題，而是圍繞與中國相關的一個命題展開——當世界變得越來越叢林化和不確定，我們采取什么樣的立場和策略，才是對自己最有利的。

這場未宣戰的戰爭，進一步放大了中東的不確定性

美以在未宣戰情況下對伊朗發起的軍事行動，事實上就是戰爭。戰爭徹底中斷了伊朗核問題的談判對話機制，而且是在非暴力手段沒有用盡，談判已取得不少進展、有可能簽約的情況下。

此前在日內瓦談判期間，美國和伊朗都有一定妥協。美國表示允許伊朗在一個過渡期內，在嚴格的條件限制下，保留極少量的低濃縮鈾。伊朗重申不發展核武器，同意稀釋并削減高濃縮鈾的庫存，并考慮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戰爭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美國也清楚，所謂“伊朗威脅”不可能真正威脅到自身。伊朗的核項目計劃與真正的核武器有本質區別，伊朗也沒有被獨立證實擁有洲際彈道導彈。伊朗在中東的盟友們，如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黎巴嫩的真主黨、加沙地帶的哈馬斯、也門的胡塞武裝，近年來在各種打擊下，實力已嚴重弱化。

既然如此，美國為何突然動手？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國會大廈外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已經預見到以色列即將采取實質性行動，也準確預判到這將不可避免地引發針對美軍的連帶襲擊。我們深知，若不先發制人以阻止其發動攻擊，美方必將承受更為慘重的人員傷亡。”顯然，這是根據“預見”“預判”而啟動的突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被以色列裹挾的結果。

美以的軍事行動能不能摧垮伊朗的反以反美意志、實現以色列的“絕對安全”呢？不能。中東會進一步陷入報復與反報復交織的泥潭中，冤冤相報，沖突的不確定性反而加大了。伊朗是有9000萬人口的幅員遼闊的大國，有資源，有強烈的宗教民族主義抱負，有地區代理人網絡，有軍事反擊能力，有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極大影響力。伊朗不是阿富汗，不是委內瑞拉，對于伊朗，攻擊容易結束難。

3月4日，哈梅內伊的高級助理穆罕默德·穆赫貝爾表示，“美國并非想占領伊朗，而是想分裂伊朗”，伊朗“不信任美國人，也無意與美國談判”，伊朗可以像1980年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那樣，“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美國一直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假設——“某某政權對美國安全構成了威脅，所以要摧毀它，摧毀它就能消除威脅”。美國歷史上發動的多次戰爭都基于此。但歷史也證明，很多“威脅”都是夸大，很多“摧毀”都是摧而不毀。

所以從戰術上看，美以此次突襲是成功的，但戰略上將帶來更長久的風險。成功的襲擊也許是更漫長的失敗戰爭的開始。以為通過權力“改朝換代”就能改變伊朗這樣一個大國和民族的信仰，使其完全臣服，這很不現實。更何況“改朝換代”能不能順利實現，也是天大的難題。

特朗普雄心壯志背后的焦慮

特朗普是一個喜歡制造新聞頭條，但思慮并不周密的領導人。他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到底是為什么？他口頭的目標很多，如全面阻止伊朗研發核武器，徹底摧毀伊朗的彈道導彈能力及海軍力量，切斷伊朗對中東地區代理人武裝勢力的支持，終結伊朗自伊斯蘭革命以來的神權統治，等等。但為什么是在此時，一定要、突然要訴諸武力？開打之后又如何收場？并不明晰。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說：“這完全是特朗普個人意志的戰爭，是一場他執意選擇的戰爭。在這場危機中，他既沒有任何長遠的戰略考量，也沒有規劃任何清晰的終局方案。”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黨副主席馬克·沃納說：“我們真正的軍事目標究竟是什么？五角大樓的撤軍時間表和計劃又在哪里？如果伊朗國內民眾真的響應了總統的煽動號召走上街頭，我們現在對伊朗人民究竟需要承擔何種道義與實質義務？最關鍵的是，這場萬里之外的沖突，到底對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構成了何種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脅？”

沃納認為，伊朗的真正威懾對象是以色列，“如果我們貿然將針對以色列的地區性威脅，直接等同于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迫在眉睫的威脅，那么我們將徹底踏入一個極其危險且未知的戰略盲區。”

特朗普有一種雙重性格。一方面，他習慣于“小投入、大產出”的計算邏輯，喜歡速勝，以極限施壓和強威懾占到最大便宜，但他并不愿意深陷在很難化解的矛盾中。他在三次總統競選中都承諾“停止中東無休止戰爭”“減少海外軍事介入”“不推翻外國政府”，等等。

而另一方面，他又有太高的自我期許和雄心壯志。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而建立不世之功，這對他也是強烈的誘惑。同時，其個人和家族生意的考慮以及和猶太人勢力的深度勾連，也在影響他的一些判斷和決定。所以，他既有TACO（“特朗普總是臨陣退縮”）的一面，又有要創造“可展示成果”、一鳴驚人的一面，還有“公私相濟”甚至“假公濟私”的一面。

目前在美國國內，特朗普正面對多重壓力。民主黨對特朗普的多線刑事/民事訴訟仍在持續進行，愛潑斯坦案曝光和司法部的“選擇性公布+大量涂黑”導致MAGA基本盤的不滿，美國聯邦執法人員在明尼阿波利斯槍擊平民事件引發了全國性抗議，最高法院裁決關稅政策違憲，至于高赤字、債務上限問題更是一直揮之不去，MAGA陣營內部也不斷出現裂痕。如果11月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失去國會控制權，民主黨大概率又會啟動對他的彈劾程序。

凡此種種，都是表面風光、擅長自我夸耀的特朗普的內在焦慮。他比以往更需要在國際舞臺上顯能力，出成果，贏得幾個標志性“勝利”，以此對沖國內的種種爭議。

但這種“謀己甚于謀國”、開弓沒有回頭箭的做法，對美國的損傷也非常之大。財力軍力的消耗是短期的，國際形象和國際關系（如英國、西班牙）付出的代價是長期的。而且MAGA陣營的自身的裂痕也擴大了，一邊是“美國優先、反對外戰”的孤立派，一邊是“堅挺以色列、強硬反伊”的鷹派，現在的對立更深。

目前特朗普最大的希望應該是伊朗“快速認輸”“主動求和”，或人民起來改換政府門庭，或依靠代理人“替天行道”，但每個方向難度都不小。消滅對方的一批領導人，美以辦得到，但由此激起的仇恨、威脅可能會轉化成更難捉摸、更加分散的力量，這是更大的隱患。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日，也門薩那，胡塞武裝支持者在集會上手持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的海報。

我們的選擇

世界正在叢林化、亂世化，實力即規則，兵強馬壯者為王，變亂難以預料。世界很難回到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里。那是一個遵循若干“普世價值”的秩序，美國曾是重要的構建者和推動者。

現在，很多秩序和規則已形同虛設。世界正變成一個大國的主導權更強、大國之間的博弈競爭和沖突更多的世界。“實力政策”“勢力范圍”“本國利益”“國家安全”“自我意識”等傳統權力觀重新復蘇，并日益凌駕于“普世價值”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之上。

這個時候，中國怎么辦？

首先，從心態上，美國急，我們不能急。

口無遮攔的特朗普，今天一個主意，明天一個說法，仿佛世界很需要他這么一個“霸主”，一個“話事人”，沒有他很多問題就解決不了。實際上，美國的矛盾、焦慮、急躁可能比哪個國家都多。如同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歐的“六周期理論”所揭示的，美國正從第五階段跨入第六階段，已站在系統性風險的懸崖邊緣。

第五階段的特征是“財政狀況惡化”，宏觀經濟仍在運轉，但內部張力已顯著上升：財政赤字失控、政府債務高企、貧富差距擴大、政治極化加劇，對立陣營則越來越傾向于將問題歸咎于“對方”，“規則遵循消退，原始戰斗開始……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是游戲規則，玩臟手段是常態。”

第六階段的特征是“內戰與革命”。達利歐從明尼阿波利斯事件中聽到了第六階段的敲門聲，他警告這絕非孤立事件，而是秩序從“彎曲”走向“斷裂”的信號——“有人在戰斗中死亡是一個標志，幾乎肯定意味著進入下一個更暴力的內戰階段……歷史表明，在巨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如美國）通常會在州和中央政府之間就其相對權力發生沖突。”

當然，第五階段并不是只有通往第六階段這一條路，也可以通過痛苦但有序的債務重組與改革，避免社會滑入暴力沖突。但這需要高度的政治共識，而這恰恰是當前美國的稀缺資源。

回到中國。百年奮斗目標凝聚了各方共識，而且有非常具體的規劃，中國在國際關系中長期奉行以和為貴，不存在一定要打擊誰、消滅誰，或者一定會被誰打擊且還能打擊得了的那種緊張感。中國也沒有那種“你死我活”的焦慮感。所以應該繼續保持定力和靜氣，堅持偉大復興這條主線。

其次，在叢林化世界里，堅持“規則+實力”兩手抓，兩條腿走路。

講規則就講規則，講實力就講實力，而且都是真講。

一方面，中國文化的傳統就是“天下主義”，是“和合天下”，很不同于帝國形態的霸權主義，也不同于某些宗教“教化全球”“征服全球”的宗旨。中國人愿意在一個遵守共同規則的世界里，參與競爭與合作。

另一方面，中國人最明白“落后就要挨打”，明白實力是基礎，實力的本質是能力，所以一直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提升自己的能力，讓自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還要看到，凡是人定的規則，都是可變的，可能會被破壞的，但人類社會的規律是永存的。當今世界，看起來是實力說話，過去的規則顯得無力，但規則背后的價值觀并不會消失，只是隱藏起來了，藏在人心里。假以時日，終歸是要呈現的。

當地時間2026年3月6日，伊朗德黑蘭，政府支持者在周五祈禱后于伊瑪目霍梅尼大清真寺舉行游行，反對美國和以色列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一名女性手持伊斯蘭教圣書《古蘭經》。

最后，在國際矛盾與沖突中，繼續扮演建設性化解的角色，但并不陷進去。

網上有一種看法，伊朗走到今天是自身問題的總爆發，即使沒有美以襲擊，政權也會出問題，政局也不可能穩定，人民也不會一直忍下去。我對此的看法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改變，從根本上要靠內生覺醒與變革，單純依靠外部力量是改不了的。外部的暴力可能使對方產生更大的凝聚力。

有人說，如果一國的基本人權被肆意踐踏，并對周邊形成威脅，就只能聽任其如此嗎？當然也不是。國際社會理應發出反對的聲音，進行程序化干預。但美國式的激進武力干預，不僅被證明往往于事無補，結果甚至更糟。西語有云，The end does not justifythe means（即使目的正當也不能不擇手段）。那種脫離程序正義而談結果正義的做法，很多時候不過是一種借口罷了。

就中國而言，在國際舞臺上似乎可以采取一種“天下主義+消極干預”的態度，即價值立場是清晰的，以善意對世界，以能力服務世界，尋找與不同國家的不同利益點，求同存異，合作共贏；但在對國際沖突的干預中，不采取直接介入、讓自己變成沖突一方的態度，而是亮明立場，注入建設性，提出中國式解決方案。

這不是騎墻和取巧，而是充分意識到，要改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固有秉性，靠直接給其“做手術”，大概率不可行。通過做好自己的事，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更有影響力的示范，“行勝于言”，這是更好的策略。當自己有實力，有示范力，即使要對國際沖突進行干預，話語也更有說服力。

中國正處于國運上升的關鍵時期，無須因國際社會一時一事的不確定而動搖自身的既定目標和戰略。新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還很遙遠，注定會充滿迂回，中國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成為全球穩定性、確定性的重要之錨，就是對新世界、新秩序的貢獻。

“為萬世開太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如果人類需要一個共同的終極理想，我想“太平”二字必在其中。如果這是中國應該擔當的“天命”，大概需要經過兩個大的階段：首先是實現自己的偉大復興，其次才是“為萬世開太平”。這個“世”，既是時間的意思，也是世界的意思。

世界是繼續叢林化，還是有另外的選項？中國一定會發揮作用。就眼下來說，當世界的確定性越來越稀缺，如果中國能給世界各國帶來更多的確定性，就能在各種挑戰面前，贏得更多機遇，并成為人類文明的確定性的朋友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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