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那天，弟弟塞給我一沓錢，上面有張皺巴巴的獻血證

那個高考的早上，弟弟塞給我一沓錢，上面沾著血
弟弟來敲門的時候，我剛洗完臉。
六月早上六點半，出租屋的窗戶外頭已經曬得晃眼。我正對著墻上那面巴掌大的鏡子抹大寶，聽見敲門聲以為是房東。上個月工資拖了五天，房租也跟著拖了五天，房東那張臉我已經沒臉見了。
開門一看，是我弟。
他站在門口，身上還穿著校服，后背濕透了一片，額頭上的汗順著臉頰往下淌，手里攥著一個牛皮紙信封。看見我，他咧嘴笑了一下，叫了聲“姐”。
我愣了好幾秒：“你咋來了？今天不是高考嗎？”
“還有一個多小時呢，來得及。”他往里探了探頭，“我能進去說句話不？”
我把他讓進屋，給他倒了杯水。他沒喝，把信封往我手里一塞：“姐，這是我攢的學費，你先用，別告訴媽。”
信封沉甸甸的。我打開一看，里頭是一沓錢，有整有零，十塊的、二十塊的、五塊的，還有一塊兩塊的錢票子，疊得整整齊齊，邊角都壓平了。
錢底下壓著一張獻血證，皺巴巴的，上面是他的名字。采血日期隔三差五，從去年六月到現在，幾乎每個周末都有一次。
我數了數錢，兩千三。
攥著那沓錢，手心全是汗。有幾張五塊的缺了角，用透明膠粘著。還有一張十塊的，背面有個圓珠筆寫的名字——不知道是誰的學費，被他攢了下來。
“你每個周末都去獻血？”
“嗯，獻一次給兩百塊營養費，還有牛奶面包。”他說得很輕松，好像在說一件特別平常的事，“姐，你放心，我身體好著呢，醫生說我都夠獻血的標準了。”
我想說什么，嗓子眼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
去年九月，我爸查出肺癌晚期。花光了家里所有積蓄，還借了一屁股債，人還是沒留住。臘月里送走我爸，開春我媽就出去打工了，去了南方一個電子廠。我死活沒讓她去，我說我上班了，我能養家。我媽不聽，說我還得攢錢結婚，說我弟還得上大學，說這個家不能垮。
我攔不住她。
我在這城市三年了，一直在商場賣衣服，底薪一千八，剩下的靠提成。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拿四千，不好的時候三千出頭。房租六百，水電一百，吃飯一千，剩下的全寄回家。我媽不知道，我已經三個月沒買過一件新衣服，每天中午就吃個饅頭就著咸菜，在商場衛生間里躲著吃——怕讓同事看見。
我弟在縣城上高中，一個月回一次家。每次給他打電話，他都讓我別寄錢了，說他夠花。我還罵過他，說夠花什么夠花，正是長身體的時候，該吃吃該喝喝。
原來他是這么省的。
“姐，我真得走了。”他看了眼墻上那個走慢的鐘，“再晚該遲到了。”
我送他到門口，他走出兩步又回頭：“姐，你別告訴媽啊，她知道了該難受了。”
我點點頭，看著他跑下樓，校服在樓道昏暗的燈光下一閃一閃的。腳步聲遠了，樓道里安靜下來，只有樓下早點攤的吆喝聲飄上來。
關上門，我靠著門板蹲了很久。

考場外的水泥印子，和我沒舍得買的冰棍
我把錢原封不動塞回信封，又從枕頭底下翻出我藏的那點私房錢——八百塊，本來是留著交下個月房租的——全塞進去。找了半天沒找著紙，就從作業本上撕了張紙，想寫句話。
寫什么？
“弟，姐有錢，你好好考。”太假了，我哪有錢。
“弟，先拿著用，考完試姐再給你湊。”湊什么湊，我自己都不知道下個月錢在哪兒。
最后我什么都沒寫。把他的信封和我的八百塊一起塞進他書包里。他的書包就放在門口地上，拉鏈開著，里頭裝著準考證、筆袋、一瓶水。我把信封埋在最底下，壓了壓，拉好拉鏈。
八點半，考場開門。
我在考場外面蹲了一天。
太陽很大，曬得頭皮發疼。我找了個樹蔭，但樹蔭會跑，我得跟著挪。挪了七八次，一瓶水喝完了，又買了一瓶，兩塊錢，心疼了半天。
中午考生出來，我在人群里找他，沒找著。下午開考了，我又蹲回去。
旁邊有個賣冰棍的，推個小車，冰棍一塊錢一根。吆喝聲拖得老長：“冰——棍——，老冰棍——”喊得我直咽口水。
那吆喝聲一下午沒斷過。太陽最毒的那陣兒，我蹲在樹蔭里，看著那個賣冰棍的老頭，他的小車在我跟前過來過去，冰棍箱子上的白漆曬得發黃。我兜里有三塊錢，買一根還剩兩塊。
到底沒舍得。
五點過，交卷鈴響了。
考生烏泱泱往外走，我在門口擠著往里看，踮著腳找了半天，看見他了。
他也看見我了，愣了。
我走過去，把他書包里那兩個信封又掏出來，塞他手里。那沓錢上沾著我的汗，還有灰——來的路上我在工地門口蹲了半小時，蹭了一手的泥。
“姐去工地搬磚了，”我說，“這是這個月的工資，你拿著上大學。”
他低頭看著那沓錢。
那八百塊他早上應該看見了，但現在信封里多了兩千。那是我早上蹲在他書包旁邊，臨時想的主意——我給我媽打電話，說我這個月工資發了，問她借兩千，下個月還。我媽什么都沒問，轉給我了。
她還以為我在商場上班呢，不知道我已經辭了。明天要去工地干小工，一天一百五，日結。
他蹲下來，把臉埋進膝蓋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太陽在他身后，把影子拉得老長。我的影子也在地上，挨著他的影子。
旁邊賣冰棍的還在吆喝：“冰——棍——，老冰棍——”
我摸了摸兜，還剩三塊錢。走過去買了兩根，遞給他一根。

公交車上，他靠著我睡著了
他抬起頭，眼睛紅紅的，接過冰棍，咬了一口。
“姐，”他說，“我好好考。”
我說：“我知道。”
我們在考場門口站著，把兩根冰棍吃完。太陽下山了，沒那么曬了，風吹過來帶著點涼意。他把冰棍棍扔進垃圾桶，回來站在我面前，張了張嘴，沒說話。
“走吧，”我說，“送你回學校。”
公交車很擠，沒有座位。我們站在后門邊上，抓著扶手，車一晃一晃的。他比我高半個頭了，抓著扶手的時候胳膊擋在我面前，像給我圈出塊地方。
過了幾站，有了座位。他靠窗，我坐外邊。
車開起來，窗外的路燈一閃一閃往后退。他靠在我肩膀上，睡著了。校服上還有汗味兒，頭發幾天沒洗了，有點油。我沒動，怕把他吵醒。
路過一個工地，燈火通明的，塔吊上還有人在干活。我想著明天要去工地，得帶個大點的水壺，聽說那邊喝水不方便。
又過了一站，他動了動，迷迷糊糊說了句話，沒聽清。我把耳朵湊過去，他又不說了，呼吸沉沉的，睡著了。
車到終點站的時候，我輕輕推了推他。他醒了，揉了揉眼睛，懵懵地看著窗外，然后想起來，站起來往車門走。
下了車，站在站牌底下。學校的燈還亮著，能看見教學樓里有學生在上晚自習。
“姐，”他說，“那錢……我會還你的。”
我說：“還什么還，我是你姐。”
他沒說話，站了一會兒，轉身往學校走。走了幾步又回頭，看我還在原地站著，沖我揮了揮手。
我也揮了揮手。
看著他走進校門，穿過操場，變成一個小點，最后消失在教學樓的門里。
我轉身往回走。公交車還有最后一班，得快點。
兜里還剩一塊錢，不夠坐車了。走回去吧，也就五站路。
月亮出來了，挺亮的。路上沒什么人，我的腳步聲啪嗒啪嗒的。走到那個工地門口的時候，我站了一會兒，看著里頭的大燈，聽著機器的轟鳴聲。
明天，我就來這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