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根本問題是宗教，是政治，而核心問題是民生

伊朗的戰爭已經進入第6天。今天繼續聊聊伊朗。

1979年1月16日，伊朗國王巴列維逃離德黑蘭，出走埃及。德黑蘭舉城歡慶，歡迎宗教領袖霍梅尼回國執政，歡慶神權統治的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報紙標題只有四個字：國王走了！

1979年，這些慶祝革命勝利的伊朗年輕人。

幾十年后，歷史反轉，今年初伊朗街頭抗議民眾卻在呼喊：“國王萬歲！”40多年后的今天，伊朗民眾對待神權政權的態度發生了巨大逆轉。我相信，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時，大多數伊朗民眾對以霍梅尼為代表的宗教勢力是真心擁護的，因為巴列維王朝實在太腐敗了，當時很多伊朗人的想法是：只要不是巴列維，換誰都行。所以，霍梅尼一回來振臂一呼，老百姓就一呼百應，暈頭暈腦地把神權統治扶上了臺。但為什么統治了40多年，伊朗民眾對待神權統治的態度會發生如此大的逆轉呢？

巴列維王朝時代，開放的伊朗。

其實，真實的伊朗和很多人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樣。我雖然不贊成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體制，但咱也不能為黑而黑。客觀地說，今天伊朗的一些實際情況與很多人想當然的刻板印象是不一樣的，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伊朗是一個城市化率相當高的國家。農村人口僅占伊朗人口的23%，城市人口占了全國人口的77%。

第二，伊朗是一個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國家。成年人識字率高達97%。目前，伊朗共有超過600所大學，在校學生超過400萬人。其中，理工科生比例達到30—40%，神學專業學生只有3%。整體國民素質并不低。

2月11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在伊斯蘭革命勝利47周年慶典活動上。

第三，伊朗具有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伊朗畢竟有巴列維王朝時代打下的工業化的基礎。伊朗目前原油日產量285萬桶，鋼鐵年產量3000萬噸，汽車年產量150萬輛，水泥年產量1億噸，還有240家大型軍工企業，能造火箭、衛星、無人機和民用核能。可以說，伊朗是一個半工業化甚至準工業化國家，而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一個落后的農業國。

2026年3月1日清晨拍攝的伊朗首都德黑蘭市區一景。圖據新華社

第四，伊朗在私下和民間層面，社會生活具有開放的一面。傳承了四千年波斯文明的伊朗人，骨子里還是有著開放的基因和天性的。2019年8月15日，我在成都皇城清真寺游覽時，遇到兩男兩女四位伊朗游客，這兩位伊朗女游客并沒有戴頭巾，穿著很現代、很西化。在伊朗國內，她們礙于清規戒律，必須戴頭巾；到了國外沒人管了，就可以放飛自我了。著名學者史嘯虎先生在所著的《伊朗雜記》中也提到，雖然伊朗基于宗教法規對女性著裝的清規戒律很嚴格，但作者參加的一次伊朗家庭派對中伊朗女性所展現的天性似乎更像西方的女性，自信而充滿活力，讓人驚嘆，也讓作者感受到，美是遮不住的，即便在宗教教義最保守、對女性禁錮也最嚴厲的國度也是如此。從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伊朗當局的宗教執法開始逐步放松，不少愛美的伊朗女人即便扎著頭巾上街，那頭巾顏色也日漸鮮麗，不再都是黑色的了。還有人將頭巾松松地扎在頭上，使之像一件寬大的披風帽子，呈現出一種美感來；還有人有意將頭發扎染成一綹黃、一束白的，再將原本就好像燙得卷曲的額發從寬松的頭巾下顯露出來，那也會體現出一種別樣的風情。有些伊朗女子戴頭巾時故意不正經戴，而是讓頭巾不經意間滑落，露出美麗的秀發，畢竟，這個國家有過開放的底子。很多年輕的伊朗女子喜歡張揚個性，不僅披戴顏色鮮艷的頭巾，露出的頭發也越來越多，這時再加上色彩豐富的外套或長袍，與波斯美女的高挑身材、高鼻深目一起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地域性時尚，讓人目不暇接。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伊朗女性對本國官方強制性清規戒律的一種“軟抵制”。而且，伊朗的電影藝術也很優秀，雖然“戴著鐐銬跳舞”，但在世界電影市場也獨樹一幟，占有一席之地。也許，這正是作為四千年文明古國的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的區別吧。

很多伊朗姑娘對清規戒律十分厭惡，她們只是象征性地戴上頭巾。

其實在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初期的20多年，伊朗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市民階層的生活還過得去。但自從2002年伊朗走上開發核技術這條不歸路之后，人民的生活發生了歷史性逆轉。首先是國際制裁就要了親命了，伊朗的對外貿易遭受全面重創，外國資本歸零。結果，高通脹、高失業率就都來了，而且沖擊的主要是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城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而宗教神權集團和革命衛隊卻壟斷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大部分財富，照樣吃香喝辣，形成了宗教、經濟、軍事、政治四位一體的特權階層，這就激化了與廣大市民階層的矛盾。所以，伊朗的核心問題并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民主問題，而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等民生問題。今年初伊朗爆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其實所反映的并不是宗教與世俗的矛盾，也不是威權與民主的矛盾，抗議民眾的核心訴求直指嚴重的通貨膨脹、生活壓力和民生問題。當然，民生問題是當務之急，是核心問題，而宗教、政治才是根本問題。再加上自從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宗教統治集團一直有“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掉”的執念，把大量的金錢用到對付以色列，扶植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等“抵抗之弧”，以及發展核計劃上，這勢必極大地壓縮民生的改善和經濟的發展，結果就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了現在這個樣。所以，我把當前伊朗社會的主要矛盾概括為：宗教統治集團這種中世紀農耕時代的落后統治方式，與伊朗作為一個以市民階層為主體的準工業化社會之間的矛盾。正如《科技日報》原總編輯劉亞東先生在《伊朗敘事翻篇兒：一種發展模式的終結與啟示》一文中所指出的：哈梅內伊身亡后，無論后續政權如何更迭，1979年以來以神權為核心、以對抗為路徑的治理模式，已然走到歷史盡頭。這不是哈梅內伊個人的退場，而是一種將宗教權威置于國家治理之上、把意識形態對抗置于民生發展之前、脫離現代國家治理邏輯、長期背離民生訴求的道路，被宣告不可持續。

2019年12月10日，在伊朗德黑蘭，人們經過街頭的圣誕裝飾。

其實，伊朗這個國家的基礎還是很好的，擁有廣大的受教育人群，有完備的工業體系，有成規模的市民階層，“基本盤”的素質并不差，只要這個國家不再折騰核武器的事兒，放棄消滅以色列的執念，不再與西方為敵，重新向世界開放，重新融入世界，即使它不搞西式的民主政治那一套，但只要以一種現代文明的治理方式來管理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前途還是不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