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受益匪淺的美國，為什么要搞逆全球化？

為何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要主動破壞這一體系？

我們都知道，二戰后主導全球秩序的，就是美國，所以美國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最大贏家。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世界貿易組織，從美元霸權到跨國資金流動，美國構建的全球化體系為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和國際影響力。

但特朗普上任后，奉行自己的美國優先，對各國征收關稅，貿易保護主義也開始抬頭，這一切似乎都在宣告美國正在背離自己親手建立的全球化體系。

美國從全球化中受益匪淺，但為什么又要搞逆全球化？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美國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哪些利益。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估，2026年美國實際GDP預計增長2.6%，較2025年略有回落，但仍然處于中速增長區間。

我們都知道，美國今天人均GDP已經來到8萬美元，對一個8萬美元的經濟體來說，還能夠實現2.6%的增長，其實非常了不起。

而支撐美國這一增長的核心，主要就來自兩大板塊。第一是服務業的強勢，2025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從3119億美元攀升至3395億美元，漲幅近9%；第二個就是美國高科技制造業的產能釋放，2025年美國制造業宣布的回流項目對應24萬個工作崗位，其中90%都是高科技制造。

美國在服務貿易領域擁有絕對優勢。2025年服務出口額已經突破1萬億美元，占全球13%，知識產權使用費年收入1440億美元。AI、金融、法律等高附加值服務出口預計推動服務順差突破3600億美元，支撐了美國410萬個高薪崗位。

全球化它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國際規則的博弈。美國通過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掌握了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

這種軟實力可以讓美國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利益。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可以讓美國企業能夠充分利用全球資源配置優勢。蘋果公司供應鏈全球化程度高達80%以上，沃爾瑪等零售巨頭的進口商品占比也高達68%，服裝、家具、電子產品等品類的進口占比更是超過80%，這些都是美國人可以享受到物美價廉商品的核心。

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對美國而言也意味著代價。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經歷了大規模的外遷。數據顯示，從1980年到2000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制造業崗位流失率高達37%，匹茨堡的鋼鐵廠關閉后，十年間就減少了6.5萬個工作崗位。曾經的工業中心也逐漸淪為“鐵銹地帶”，留下滿目瘡痍，克利夫蘭制造業崗位流失65%，底特律人口更是從180萬暴跌至70萬，38%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這就是美國全球化的另一面。

這種產業空心化它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美國社會創傷。美國廢棄廠房上的“美國制造”的標語被風雨侵蝕的只剩下制造二字，美國副總統萬斯所寫的《鄉下人的悲歌》，恰恰是美國制造業流失的最佳寫照。

全球化導致資金流入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制造業外遷也導致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從上世紀50年代的近30%降至目前的12%，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例也從二戰后的超過三分之一降至目前的8%左右。

換句話說，我們假設美國所有人都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紅利，但對美國藍領群體來說，他們則可能是美國全球化的代價。

美國藍領工人群體的工資增幅也是所有人群中最低的。2023年1月，美國白領工資增幅接近2%，如今美國白領工資增幅約為3.7%；與此形成對比的是，2023年1月，美國低收入者工資增幅在6%以上，但如今僅為1%左右。

越來越多美國低收入家庭成為“月光族”，2023年低收入家庭中月光族比例為27.1%，2025年上升至29%。

全球化導致失落的一代，也加劇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根據美聯儲2025年最新數據，美國最富有的0.1%家庭把控了全國13.8%的財富，最底層的50%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占比僅為2.5%，這種分化不僅體現在收入層面，更體現在地域發展、教育機會和社會流動性上。

特朗普為什么要逆全球化？

因為他敏銳地捕捉到了美國藍領群體的不滿情緒，并將其轉化為競選口號。他的美國優先簡單直接，承諾重振制造業，增加本土就業，這對那些見證了工廠外遷、工作機會減少的工人來說，有著強大的吸引力。

特朗普的競選策略，其實就是將經濟焦慮和文化焦慮結合，打造了一個“被遺忘的美國”敘事。

在2024年的大選中，特朗普在工人群體中也取得了顯著突破。數據顯示，特朗普贏得了54%拉丁裔男性選票，較2020年增長了14個百分點；在年輕的非裔男性中，支持率也翻了一番，達到約30%，這些群體過去傳統上都是藍黨的票倉，但在2024年卻出現了明顯的轉向。

特朗普的特殊之處，就在于他抓住了美國內部的變化。

傳統上，美國紅黨的選民主體都是大學學位的白人白領和來自富裕城郊的鄉村。但在特朗普時代，這一基礎逐漸轉變為白人藍領，與此同時特朗普在部分少數族裔工薪群體中也取得了突破。

這種選民重組也基本上反映了美國的新現實。教育程度和城鄉差距取代傳統階層和地域分別，成為主要區分選民的因素。在2016年的大選中，希拉里在無大學學位的白人藍領選民群體中輸給了特朗普39個百分點。

到了2024年，特朗普在拉丁裔和黑人工薪群體選民中的支持率又顯著上升。

更通俗來說，過去美國是把重點放在全球化帶來的利益之上，所以要處理各種全球事務，分擔盟友安全等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化紅利帶給美國的邊際效益也開始遞減，與此同時全球化負面效應不斷加強，迫使美國內部出現了重大戰略轉向。

到了特朗普時代，不僅要美國優先，還要盟友自負防務費用，這些都體現了美國渴望聚焦本國利益，開始重新分配全球利益的決心。

制造業能否回流不重要，關稅是否會導致商品成本上漲，也不重要，對美國來說，真正重要的是先創造收入，先吸引投資，其他的事慢慢解決。

當然，美國自己也知道，美國不可能真正逆全球化，美元的貨幣地位和美國的國際地位，仍然非常重要，而特朗普目前做的，其實也只是全球化的調整，這其中就包括供應鏈的多元化，以及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戰略等等。

現在的美國是既要維護其在全球化中的利益，也要解決內部的社會分化問題。這就需要更精密的設計，而非簡單的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的選擇不僅影響自身，也影響全球。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中，逆全球化政策可能帶來短期收益，但長期經濟代價高昂。對美國來說，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體系，讓更多人分享全球化的紅利，而非簡單地回到保護主義的舊路。

這不僅是美國的問題，也是全球共同面臨的課題。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