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落幕：哈梅內伊被斬首，精神分裂的伊朗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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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于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友情提示：

伊朗的事，估計有很多朋友會關心，后臺也確實有朋友催問。

不過要想說清楚，卻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

怎么說呢？作為自封的非著名戰略分析人員，校尉始終還是不適應短平快的國際時事自媒體風格，請各位多多包涵，允許校尉按照自己的節奏，從歷史到今天、從邏輯到現實，一一慢慢道來！

對了，好久不寫長文，喜歡長文的朋友不要錯過。

引子：

人們常說，中國乃是唯一綿延幾千年不絕的古文明，這也是中華文明最大的唯一性。

相比一以貫之的中華文明，雖然波斯帝國與波斯文化存在明顯的歷史斷層，但波斯民族卻跟中華民族一樣，同樣綿延幾千年不絕，保持了高度的生物基因穩定性，以及僅次于中國的信史紀錄。

穿插一句，這樣一個民族，有點自己的小傲嬌很正常，但傲嬌的程度，一定要控制在別人能夠接受的范圍之內，否則就會引發嚴重的反噬。

在處于亞歐大陸交通要道的西亞、中東一帶，相比到處認祖宗的土耳其人，相比已經消散在歷史塵埃之中的古巴比倫人、古埃及人，相比種族基因大雜燴的歐洲白人，波斯民族人種基因的穩定傳承堪稱奇跡。

而波斯之所以能夠創造這樣的奇跡，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阿拉伯帝國與伊斯蘭教崛起之后，采取了一種既向現實妥協又堅持民族氣節的策略——信奉伊斯蘭教的小宗什葉派。

雖然在強勢的阿拉伯帝國與同樣強勢的伊斯蘭教面前，波斯無法阻止民族文化的伊斯蘭化，但通過高舉什葉派大旗，又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意識形態空間。

這種相對的精神獨立與地理上相對獨立的伊朗高原互相配合，在中東地區殘酷的生存競爭中，為波斯民族支撐起了一個難得的物理生存空間。

封閉的什葉派信仰+封閉的伊朗高原，這就是波斯民族生物基因能夠穩定傳承的生存密碼，也是古波斯帝國的歷史紀錄能夠斷斷續續流傳下來的根本原因。

封閉的伊朗高原為波斯民族提供了珍貴的庇護所

從七世紀的薩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國征服開始信奉伊斯蘭教，到十六世紀重新崛起的薩法維王朝將什葉派定為國教并與信奉遜尼派的奧斯曼土耳其爭奪宗教主導權，再到巴列維王朝精英層的大舉西化，再到霍梅尼時代源自社會底層的伊斯蘭革命，伊斯蘭教信仰、什葉派信仰，始終都是影響波斯民族歷史走向的決定性因素。

而到今天，隨著哈梅內伊的死去，波斯民族或者說伊朗再次來到了一個重要的岔路口。

這個路口可以通往三個方向：一是誕生一個新的宗教強人，繼續堅持神權統治；二是誕生一個西化的政治強人，重新擁抱美西方；三是宗教勢力與西化勢力陷入膠著，進而將伊朗弄成一盤散沙。

在校尉看來，前兩種選擇的可能性非常小，尤其是繼續維持神權統治。

隨著哈梅內伊的死去，屬于宗教強人的時代，大概率將會在伊朗落幕。

伊朗未來的十到二十年，更可能是一片難以言表的混亂。

壹：干嘛要打伊朗——美國人的行為邏輯

美以聯合打擊伊朗，并成功對哈梅內伊等伊朗最核心的高層領導集體斬首，確實令人震驚。

不過校尉震驚的，不是美以對伊朗動武，而是經歷過美以的多次背信棄義、突然襲擊之后，伊朗高層依然如此麻痹大意甚至是對所謂的和談抱有幻想。

歷史文章中，包括在關于伊朗局勢的分析文章中，校尉說過無數次，美國人的承諾，從來只是人類的氣體排泄物，誰當真誰就是莎士比亞——簡稱莎比。

正如老人家所言，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老人家還說過，美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它的強大是表面的、暫時的。

這兩個觀點，看似矛盾實則統一，準確地描述了美國人最為真實的行為邏輯——叢林規則主導下的動物行為模式——沒有道德與是非，只有弱肉強食、欺軟怕硬的生存本能。

因此，當你比美國弱的時候，牠一定是傲慢的、不講理的、不要臉的；當你比美國強的時候，牠一定是懂禮貌的、講道理的、遵守規則的。

抗美援朝之前，美國自以為強大，對中國的警告置若罔聞；可到抗美援越的時候，中國人說不讓過17度線，美國人就打死都不敢過，因為中國在朝鮮半島展現了自身的強大。

面對猛獸，轉身逃跑等于刺激它的獸性，用大棒猛敲它一頓，才是正確的相處方法。

伊朗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內部精神分裂，半邊身子揮舞棍棒不斷向猛獸發起挑釁，半邊身子卻又不由自主地躺下亮出肚皮試圖換得猛獸的諒解。

對于奉行叢林法則的美國來說，既然獵物都主動露出了柔軟的肚皮，自然就會忍不住上去狠狠咬一口。

而具體到懂王身上，這也符合他第二任期的施政方針與個人行事風格，因為懂王就是最典型的美國人。

在施政方針上，懂王第二任期開始大舉推行戰略收縮。

但校尉也說過，戰略收縮并非全線潰敗，盡管從戰略層面，美國將向美洲收縮，可與此同時，美國一定會盡量維持在亞歐大陸的戰略支點。

位于中東核心區的以色列，就是一個優先級相當高的戰略支點，當美國力量逐步從亞歐大陸撤走的時候，為了穩住這個戰略支點、為了維持對中東的影響力，提前為其拔掉伊朗這根最具威脅的尖刺，邏輯上完全說得通。

當然，前提是風險有限。

因為懂王兼具色厲內荏與極限施壓的盎撒典型性格特征，也就是說，你表現得越軟弱，懂王就會表現得越兇殘。

另外一個現實原因，就是由于懂王的肆意妄為，美國內部矛盾包括共和黨內部矛盾被加速激化，關稅爭議、移民爭議、愛潑斯坦案等等，都給懂王的中期選舉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向外轉嫁壓力，乃是政客的必備技能，這個時候，既然伊朗主動躺倒，懂王自然不會錯過。

這也符合盎撒人一以貫之的大陸制衡戰略——搞亂亞歐大陸，終歸是有利于美國的，尤其是去工業化的美國——中東的亂局、能源供應的中斷，給中國、歐洲、日本等生產型經濟體造成的損害，要遠遠大于消費型的美國。

還是那句話，既然精神分裂的伊朗一邊向美國狂吠、一邊又主動露出柔軟的肚皮，正在造神路上狂奔的懂王，又怎么忍得住不狠狠咬上一口？

所謂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歸根結底，這還是伊朗自身精神分裂導致的結果。

貳：澄清一個問題——伊朗真的是以小制大嗎

說伊朗的精神分裂，首先必須澄清一個問題。

網上有很多人都在說，伊朗內部分裂是因為以小制大，也即以阿塞拜疆族為主的少數民族高級教士統治占據人口絕大多數的波斯民族，并將此類比于滿清對漢人的高壓統治。

這種觀點，校尉從來都不認可，理由有三。

其一，波斯人與阿塞拜疆人有過長期有效的融合

早在公元前六世紀，波斯第一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將阿塞拜疆地區納入了統治范圍，這個時候，甚至還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阿塞拜疆民族。

此后，在燦爛波斯文化的熏陶下，當地土著逐步波斯化。如果歷史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延續，世上也許根本就不會有阿塞拜疆人，因為他們大概率會與代表先進文化的波斯民族徹底融合。

但在地處亞歐大陸地理要沖的外高加索，阿塞拜疆注定難以保持平靜。

尤其是隨著阿拉伯帝國與伊斯蘭教的崛起，阿塞拜疆地區先后被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統治，然后逐步突厥化、伊斯蘭化，大概到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說突厥語、信奉伊斯蘭教的阿塞拜疆民族正式形成。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阿塞拜疆人視為已經吸納了部分波斯人種基因、文化基因之后的當地土著，又大量吸納突厥人種基因和文化基因而突厥化、伊斯蘭化的民族。

到波斯第三帝國薩法維王朝時期，也即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同樣被伊斯蘭化的波斯人重新統治阿塞拜疆地區，并將什葉派信仰推廣到了這里。

此后，在什葉派的大旗下，波斯人與阿塞拜疆人再次融合，雖然未能形成統一的民族，但經歷過統一信仰的前期階段后，雙方的關系一直比較融洽，因為在宗教先導的歷史條件下，他們擁有共同的宗教敵人——遜尼派。

注：統一宗教信仰的過程自然是殘酷的，這個就不展開說了。

其二，強弱易勢

滿清之所以對漢人采取高壓統治，是因為他們是外來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并且長期保持外來者心態，一邊不得不融入漢文化，一邊又對漢人保持著高度的戒心。

寧贈友邦、勿與家奴，這句名言雖然并非慈禧的原話，但卻充分表明了滿清統治者矛盾而扭曲的心態。

但不管是古代的波斯帝國，還是近現代的伊朗帝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都是波斯人建立的政權，波斯人才是主導性的政治力量，阿塞拜疆人只是被統治者。

只是出于統戰需要，選擇了什葉派小宗的波斯當權者，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因而對皈依了什葉派之后的阿塞拜疆人表現得非常寬容。

而在遜尼派的威脅下，接受了什葉派信仰的阿塞拜疆人，也只能徹底倒向波斯人。

在歷史上，波斯人對阿塞拜疆人打壓、同化最為激烈的時代，除了統一信仰的初期，就是外界公認最為西化、最為開明、宗教色彩最為淡薄的巴列維王朝，也即伊斯蘭革命之前的伊朗帝國。

初代國王禮薩?汗在位時（1925–1941），便大力推行強制性的波斯化政策，禁止阿塞拜疆人使用民族語言，修改阿塞拜疆地名、壓制阿塞拜疆民族文化，同時嚴格限制阿塞拜疆人參政。

伊朗國王禮薩?汗

出現這種吊詭的局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校尉強調過很多次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如果要想保持長期穩定，就必須建立一種強勢的意識形態來凝聚國民共識。

歷史上的波斯帝國，為了凸顯自身的民族獨立性，選擇了什葉派信仰來凝聚共識，因而可以包容阿塞拜疆人的民族特性。

但禮薩?汗試圖通過淡化宗教信仰、融入西方世界來發展經濟，底層民眾一時卻又難以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與文化，這個時候，禮薩?汗只能選擇民族主義作為凝聚國民意識的載體，因此才會用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甚至是種族主義色彩的伊朗來取代波斯，以盡可能地整合內部少數民族、盡可能地親近歐洲白人尤其是希特勒執掌的德國。

到今天，雖然伊朗境內的阿塞拜疆人在日常交流時依然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阿塞拜疆語屬突厥語系，波斯語屬于印歐語系，兩者的差異很大——但卻沒有自己的文字，稍微正式一些的場合，就只能使用波斯語。

補充點相對生僻的知識，伊朗一詞，源自古代伊朗語的 Aryan（雅利安），兩者的發音高度相似，伊朗也即雅利安人土地的意思。

由于祖上既窮且矬，甚至連信史都沒有，工業革命之后暴富起來的歐洲，開始滿世界瘋狂認爹。

其中一個流派，便將帶有部分血緣關系的雅利安人追封為祖宗之一，希特勒正是借這股東風搞出來的雅利安種族主義。

實際上，從上圖就可以看出，雅利安人與歐洲白人雖然都是古印歐人后裔，但前者是古印歐人南下時與西亞土著民族融合形成的，后來分裂為伊朗與印度兩個支派，后者則是古印歐人西進時與歐洲土著民族融合形成的，兩者之間并沒有直系血緣關系，頂多算是堂兄弟。

德國人與伊朗人的差異，其實還要大于伊朗人與印度高種姓之間的差異。

注：關于雅利安種族優越論在德國、伊朗、印度的表現形式，參見《印度難為兄，伊朗難為弟：國際政壇的難兄難弟》《伊朗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棋手的命，卻得了棋手的病》

二戰期間，因為長期與納粹德國眉來眼去，禮薩?汗引發了英法等國的強烈不滿，被迫流亡海外，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

補充一句，巴列維是他們家族的姓氏，不過大家習慣將兒子叫做巴列維，父親叫做禮薩?汗。

雖然在英法的壓力下，巴列維不得不疏遠德國，但依然繼承了推動民族融合、淡化宗教屬性的國策。

比如巴列維發動的土地改革運動，其實就是在挖教士階層的墻角，因為教士就是伊朗最大的地主，農民則是最為龐大的信眾群體，是教士階層的基本盤。

搞土地改革，既可以拉攏農民，又可以打擊教士。

伊朗土地革命期間，伊朗農民親吻巴列維的鞋子

這一點，與中國當年搞土改是一樣的道理。

不管是古代波斯帝國以宗教信仰為道具進行的軟同化，還是現代伊朗帝國以民族屬性為道具進行的硬同化，最終結果就是，在伊朗內部，波斯人與阿塞拜疆人的民族關系相當融洽。

網上盛傳阿塞拜疆人控制了伊朗的神權政體，并拼命欺壓波斯人，純粹屬于臆想與夸張。

說白了，就是個別不負責任的自媒體作者，看到哈梅內伊乃是阿塞拜疆人，伊朗高層之中，阿塞拜疆人也占據了一定的比例，因而聯想到滿清的慘痛歷史，就想當然地給伊朗的神權政體戴了頂以小制大異族統治的帽子。

這又引發了廣大國人的歷史情感共鳴，很快在互聯網蔓延開來，進而誤導了更多的人。

簡單列舉幾個實際數據。

以什葉派最為尊貴的大阿亞圖拉為例，伊朗境內31人，只有哈梅內伊與賈法爾?蘇巴尼是阿塞拜疆人，其余29人都是波斯人。

隨著哈梅內伊被炸死，伊朗的大阿亞拉圖之中，就只剩下碩果僅存的最后一個阿塞拜疆人了。

在次一級的阿亞圖拉中，阿塞拜疆人也只占13%，遠低于人口比例的25%。

再以伊朗最具代表意義的五大教士家族為例，也只有哈梅內伊是阿塞拜疆族，其余霍梅尼、拉夫桑賈尼、賈納提、拉里賈尼四大家族均為正宗的波斯人。

即便自媒體熱炒的哈梅內伊族別，其實他是混血，母親是純正的波斯人。雖然伊斯蘭教是典型的父權結構，但也不可能斷絕母族的影響。

實際上，伊朗的波斯族與阿塞拜疆族大量通婚，尤其是在城市精英與高層人士之中，這也可以從側面印證雙方并不存在民族矛盾。

其三，阿塞拜疆族并沒有形成與波斯民族對立的利益集團

前面說了，自從選擇了什葉派信仰之后，波斯就形成了宗教屬性大于民族屬性的基本國策與文化氛圍。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唯一試圖用民族屬性壓制宗教屬性的巴列維父子，最終也都碰了一鼻子灰，只能灰溜溜流亡海外。

伊斯蘭革命之后，霍梅尼喊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重新將宗教屬性列為伊朗最基本的意識形態共識。

雖然關于哈梅內伊的上位過程，外界存在諸多猜測，但不管怎么說，在禮法上，哈梅內伊繼承了霍梅尼的衣缽，因而根本不可能用民族屬性壓制宗教屬性、用少數民族壓制主體民族。

雖然在哈梅內伊任內，在至關重要的革命衛隊之中，其任命了許多阿塞拜疆高級軍官——比如大家熟悉的蘇萊曼尼，尤其是總司令、總參謀長、圣城旅、情報局等核心崗位，阿族人士占比超過了70%，被外界稱為大不里士幫。

但大不里士幫的名字就說明了，它更像一個以地域、家族關系整合起來的小集團，依然屬于教士集團的一部分，在最根本的利益上，大不里士幫與波斯族裔的高級教士并沒有結構性的沖突，否則哈梅內伊就坐不穩宗教領袖的位置。

關于這點，看看猶太資本控制的西方主流媒體就知道了。

為了貶低、抹黑伊朗當局，挑撥伊朗當局與民眾的關系，西方媒體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

如果伊朗真的存在所謂的阿塞拜疆人欺壓波斯人，真的存在激烈的民族矛盾，西方媒體早就鬧得舉世皆知了，又怎么可能輪到國內的自媒體自作聰明？

伊朗最大的矛盾，伊朗精神分裂的真實原因，其實乃是混雜著宗教矛盾、意識形態分歧的階級矛盾，是蛋糕不足引發的經濟危機。

叁：伊朗真正的矛盾是什么

今天的伊朗，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層，分別為處于金字塔頂的教士階層，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與城市貧民，處于兩者之間的行政官員、城市白領與知識分子。

而在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的階級構成又是另外一種情況，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層級，處于金字塔頂的是王室與部分親西方的高級政客，處于第二層級的是行政官員、高級知識分子與教士階層，處于第三層級的是城市中產，處于底層的則是城市貧民與失地農民。

這里面，官僚集團、知識精英與城市中產等傾向世俗化的民眾，一起構成了巴列維王朝的基本盤，而處于底層的貧民尤其是失地農民，則大多為虔誠的宗教信眾，乃是教士階層的忠實擁躉。

也就是說，伊斯蘭革命之前的伊朗，是王室、行政官員、知識分子、城市中產所組成的世俗化力量，對抗教士、底層信眾組成的宗教力量。

這種矛盾是縱向的，既有高層的對抗，也有底層的隔閡。

面對這種主要矛盾，巴列維父子選擇了相同的施政思路，一是通過發展經濟做大蛋糕，以鞏固自己的基本盤，二是通過打壓教士階層、發動土地革命改善分配蛋糕的方式，將屬于教士的蛋糕分給農民，分化對方的基本盤。

但在改革的過程中，巴列維并未掌握住局勢。土地改革的成果被各級官僚和資本侵吞，農民的生存狀況并未得到足夠的改善，很快由善政變成惡政。

而官僚階層的貪腐，不僅讓農民憤怒，同時還引發了知識分子與城市居民的不滿，將他們趕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伊斯蘭革命的主力，正是那些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大學生。

為了控制局勢，巴列維不得不依靠秘密警察搞高壓統治，這又進一步激化了伊朗的內部矛盾。

在伊朗內部親西方知識精英的激烈反對下，美英等國也主動放棄了巴列維，轉而試圖通過扶持霍梅尼來保證自身的利益，尤其是至關重要的石油供應。

霍梅尼上位，不僅是伊朗國內的民意所向，也得到了美國的縱容甚至是支持。

但在推翻巴列維之后，那些激進的大學生們，卻又把矛盾指向了美國，因為美國才是巴列維最大的后臺——1953年，在中情局與軍情六處的支持下，巴列維發動政變，逮捕了堅持收回石油產業的首相摩薩臺，這也為巴列維推行強權統治奠定了基礎。

這個歷史大背景，決定了霍梅尼的執政思路。

為了安撫激進勢力，為了盡可能地團結世俗化力量與宗教信眾兩大基本盤，一方面，霍梅尼需要一個外部敵人來凝聚共識，反美便成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正確與政權合法性來源，另一方面，霍梅尼很難對世俗化力量做出徹底清算，因為他們也是自己的支持者。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霍梅尼提出了“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也即既不全盤西化、也不倒向蘇聯，而是試圖以伊斯蘭宗教文化為核心，來融合內部的世俗化力量。

正是基于這種理念，霍梅尼發明了伊斯蘭共和國這么一種奇特的政治體制，一邊沿襲了西方的普選制度，一邊又通過高級教士的共和體制來指導、約束民選政府。

正因如此，伊朗并未對世俗化力量進行大規模清洗，這既是伊朗革命最人道的地方，也是伊朗革命最不徹底的地方。

但歷史告訴我們，短期的人道，往往意味著長期的代價。

新鮮出爐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保留了原本被世俗化力量控制的政府、國防軍，同時也保留了現代教育制度，但為了保證宗教權威，他們又建立了凌駕于政府、正規軍之上，只聽命于最高宗教領袖的憲法監護委員會與革命衛隊。

前面說過，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維持長期穩定，必須建立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來凝聚國民共識。

霍梅尼試圖融合傳統宗教思想與現代民主理念，將其打造為伊朗的主導性意識形態，但宗教與民主天然就是沖突的，即便是采用高級教士共和體制來充當宗教權威與選民情緒之間的緩沖，矛盾依然不可調和，尤其是蛋糕不夠分的時候。

盡管伊朗經常推出溫和派總統緩和與西方的關系，但在美國的長期制裁下，伊朗經濟依然一落千丈。

蛋糕小了，分蛋糕的人反而更多了，不管是世俗化力量體系之中的知識分子、政府官員，還是宗教力量體系之中的教士、革命衛隊軍官，都需要巨大的財力供養。

在這個過程中，資源必然會向宗教領袖的直屬力量傾斜。

尤其是哈梅內伊上臺后，由于其上位過程存在巨大爭議，必須設法穩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向教士集團和共和國衛隊讓渡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對國家財政與民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而犧牲最大的，就是有一定財產卻又缺乏話語權的城市中產。這就是前面劃分社會階層時，伊朗帝國有城市中產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卻沒有的根本原因。

啰嗦一句，任何亂世，最先被斬殺的就是中產階級，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律。

因為蛋糕不夠分，伊朗以宗教信仰、意識形態主導的縱向矛盾，逐漸向以經濟地位分層的上下矛盾演化，這就是所謂的階級矛盾。

由于財源枯竭，不僅世俗化力量開始離心離德，即便是宗教勢力最為穩固的基本盤——城市貧民與普通農民，也開始對現實感到不滿。

這種趨勢，正好與伊斯蘭革命前后相反：伊斯蘭革命之前，世俗化力量之中的知識分子、城市中產、大學生對集權、貪腐的巴列維政權極度反感，主動把霍梅尼推上了神座；而到今天，則是底層宗教信眾對同樣集權、同樣貪腐的神權政體極度反感，逐漸站到了現行體制的對立面。

結語：

說到這里，可以點題了。

本文起名《一個時代的落幕：哈梅內伊被斬首，精神分裂的伊朗向何處去》，主要基于兩點。

一是一個時代的落幕

哈梅內伊被斬首，不僅意味著伊朗暫時失去了最高宗教領袖，更重要的是，伊朗的總體民意已經發生轉變，催生伊斯蘭革命的社會環境已經消失。

即便伊朗依然存在大量的宗教信眾，即便伊朗社會的宗教氛圍依然濃厚，但發展經濟已經成為伊朗社會的主流認識，霍梅尼、哈梅內伊又證明了神權體制無法發展經濟。

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伊朗很難再誕生霍梅尼、哈梅內伊這樣的宗教強人。

屬于宗教強人的時代，不說一去不復返，至少短期內難以復現。

二是精神分裂的伊朗向何處去

讀懂了全文，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很明顯了。

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伊朗既不太可能誕生宗教強人，也很難誕生可以徹底壓倒宗教力量的政治強人，將伊朗徹底引入世俗化道路。

此外，由于伊朗民族充滿了源自雅利安人的驕傲（反骨），外部力量，不管是美國或是其他什么國家，也很難通過扶持代理人的方式穩定伊朗的局勢，巴列維就是最好的例證。

因此，今后一段時間的伊朗，依然還會在世俗化與宗教體制之間搖擺。但失去強人的控制后，這種搖擺會比哈梅內伊時代的伊朗更加混亂。

屬于伊朗的春秋戰國時代，正在緩緩拉開大幕。

將來的伊朗，是變成敘利亞，還是變成利比亞，是變成伊拉克，還是變成黎巴嫩，是變成埃及，還是變成也門，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