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資源委員會，看戰后美國如何套路中國，幫日本賴掉對華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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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而最終結束，同時中國及其他盟國為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戰后的遠東，對日索賠成為所有受日本侵害國家的一致呼聲。

美國憑借其戰后雄厚的實力掌握了對日索賠的主導權，其索賠政策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不斷調整，這對盟國索賠產生深刻影響。

戰后初期，中美兩國在對日索賠方面進行了密切的交往，但這種交往深受美國索賠政策的影響。以往的論著在論述中美之間的交往時，大多只強調美國與中國政府、外交部或駐日代表團之間的交往，對與資源委員會（以下簡稱資委會)人員交往卻極少涉及，而資委會在中國對日索賠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戰結束后，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與補償受害國家的損失，對日索賠工作提上了盟國的議事日程。美國在盟國對日索賠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是其本身的實力及獨占日本的狀況決定的。

美國在對日索賠中的主導地位主要體現在：遠東委員會（以下簡稱遠委會，盟國對日索賠的決策機構)與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盟總，盟國對日索賠的執行機構）各級負責人員多為美方人員；遠東委員會通過的決策，必須通過美國政府頒布指令轉飭盟軍總部方能執行；另外，盟軍總部權限巨大，它“遵照遠東委員會之決策，選定充賠工廠或設備，詳定執行辦法，一面命令日本政府辦理拆卸、包裝、運集出口海港等務，一面聯絡各受償國家駐日機構辦理參觀、申請、分配、接收等務，權限異常廣大。”

麥克阿瑟作為盟總最高統帥，對上述事務擁有最終決定權。

在中國索賠過程中，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以下簡稱資委會）地位重要。

作為主管全國重工礦事業的機關，它在索賠中的重要地位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賠償物資分配比例高。

由于賠償物資多為重工業及軍工設備，所以資委會分配比例高，中國政府共申請先期拆遷賠償物資482218噸，分配給資委會309150噸，占總額的64.1%。

（二)與各其他參與索賠的機構關系密切。

資委會的惲震、周茂柏、邵逸周等都曾是駐日代表團成員；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以下簡稱行賠會）的四個業務小組的組長都由資委會人員兼任；此外，資委會與外交部也保持密切的聯系。

鑒于資委會的重要地位，在中美雙方人員接觸時，資委會人員也有較多的參與。

在索賠過程中，中美雙方保持著密切的接觸，但受美國索賠政策的影響，美方的態度前后有所變化，資委會與美國的交往可以清楚地體現出這一點。

在美國索賠政策積極的時期，資委會與美方人員交往頻繁，關系也較為融洽。

鮑萊率領調查團于1945年11月赴日本調查后，12月底，趕赴中國調查經濟狀況，調查團在華時間有限，因為該團必須于1946年1月7日左右返回東京與遠東顧問委員會赴日調查團會晤，所以這次來華目的在交換意見，是非正式的。

會議的內容主要有四點：

第一是盟國對日索賠的總體計劃。

美國不需要日本機器設備及貨物或勞力的賠償，但擬協助中國及菲律賓得到相當數量的工業設備，印度或許可以得到一部分，而澳大利亞則所需甚少。

第二是日本可供中國利用的工廠設備。

經調查后，中美雙方認為日本可供中國利用的設備主要有：

第三是中國應做的準備。

盟國正式主管賠償的機構成立在即，中國應先提出急要的賠償品單子（臨時賠償計劃）以供參考。

第四是中國的劫物歸還問題。

當顧維鈞提出中國要求將日本相當大一部分設備交付中國，作為日本對中國的部分賠償，鮑萊表示完全同意，同時鮑萊還暗示讓美國技術人員幫助中國操縱難度較大的日本機械，顧維鈞對此表示贊同。應該講，鮑萊調查團對日索賠的態度比較積極，對中國索賠也較為熱心，中國對鮑萊本人及其調查團也很有好感，對鮑萊計劃基本上持贊同態度。可惜，鮑萊的意見后來卻得不到美國政府及軍方的認可。

戰后，美國企業與中國的合作更加密切，除了與中國訂立合約，對中國企業進行投資或技術支持外，一些知名企業還試圖在對日索賠方面與中國進行合作，以取得更多的利益。因為資委會主管全國的重工礦事業，加之這些企業與資委會有長期的業務關系，所以它們很多便參與同資委會商討對日索賠的合作問題。

麥基公司在戰時就與資委會有業務聯系，戰后更是積極與資委會進行合作，公司派專家來華考察中國的鋼鐵企業，并制定了中國鋼鐵事業復興計劃。

中國的對日索賠工作正在進行，這也是中國進行戰后復興工作的一部分。出于經濟等方面的考慮，麥基公司計劃代中國聘請選擇日本鋼鐵工業設備的顧問。在與資委會駐美人員王守競（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主任，原資委會駐美技術團團長)等人會談的基礎上，1946年6月，麥基公司就此問題致函資委會主任委員錢昌照。

函件的內容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麥基公司承諾的條件，第二部分是要求資委會承諾的條件。

在第一部分中，麥基公司向資委會承諾將在選擇適合中國鋼鐵廠的日本設備方面全力提供幫助，認為幫助應采取代聘顧問的方式。顧問應具備的條件是這樣的：麥基公司至少派兩位美國工程師赴日，其中一位應能特別勝任軋鋼廠設計與制造和至少某種程度上勝任軋鋼廠的操作，另外一位應勝任鋼鐵廠設備的維護。如果需要第三人，他基本上應特別勝任鋼鐵廠設備與構造的安裝。

第二部分要求資委會承諾的條件有三項：第一是合同期問題。

麥基公司認為由于美國商業活動發達，要想與合適的人選簽訂短期合同是非常困難的，因此資委會應授權麥基公司聘用合同期至少為半年最好是一年的工程師，就目前來講，如把爭取參觀許可的時間包括在內，至少半年的時間才算比較充裕。

第二是顧問人員的住行問題。麥基公司要求資委會在中國與日本給這些符合顧問身份的人提供最好的住所，另外，資委會應保證給他們來回美國的自由權，就像在中日之間來往一樣。

第三是顧問的薪水問題。麥基公司認為綜合各方面的條件，資委會應每月付給這些顧問1000美元。

由于資料的欠缺，尚不清楚錢昌照是如何答復麥基公司的，但從種種情況來分析，雙方的合作似乎并沒有實現，赴日參觀、調查、拆遷設備的專家中沒發現有麥基公司的人員。

從1947年初開始，美國索賠政策就轉為消極，資委會在與美方人員交往時，雙方的分歧便逐漸顯露出來。

1947年4月，中美雙方代表在華盛頓就日本賠償問題舉行了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美方代表有馬丁等人，中方代表有王守競等人。

縱觀整個會談過程，雙方會談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

其次是日本某些工業種類的產量減少和拆遷問題。

馬丁認為根據他的觀點，水泥與某些輕金屬制造廠像其他一些種類的工廠一樣，從安全角度來講并非重要。馬丁還估計，想從日本拆遷全部賠償物資的20%是不可能的，只有這樣，那些對工廠設備真正感興趣的國家才會有更大的選擇余地。

王守競提出了中國的兩個要求。

他首先指出，中國有權要求拆遷制鹽工業設備。

原因是中國原鹽儲量豐富，并且掌握制鹽技術。王守競接著指出，從日本過去幾十年工業的擴展來看，鋼鐵消費的平時需求也比較高，他認為美國的新建議中對日本出口此類產品的限制過少。

因此，他要求美國考慮中國的權益保障問題。馬丁對此顯然不便于正面回答，只是一味強調日本的經濟困難，認為允許日本出口有限的輕金屬產品很重要。但他向王守競保證，“減少戰爭潛力”的精神將會與遠委會總的決策精神一致，然后在此基礎上得到實施。

最后是遠東委員會最終方案中日本賠償拆遷的工業產量問題。

王守競詢問了在最終方案下日本能夠作為賠償拆遷的工業產量問題，馬丁指出由于各工廠衡量標準不一，所以很難作一簡單說明。馬丁還指出，有消息證明日本人試圖抬高產量數據，以便蒙蔽盟國。因此他承認，即使國務院對產量數據也知之甚少。

王守競在與美國政府人員的磋商中，向美國政府傳遞了中國方面的意見，意在有助于中國的對日索賠。但此時美國扶植日本的傾向已比較明顯，雙方的磋商已不能扭轉這一局面。

隨著美國先期拆遷計劃的出臺，中國開始為對日索賠的具體實施進行準備，資委會也開始制訂有關索賠計劃。資委會申請賠償物資數量時，根據各業務小組的意見，決定申請309150噸，后經行賠業務小組審核同意。

從1947年底開始，日本賠償物資運華工作開始正式啟動，從中國的海康輪于是年12月6日離滬赴日載運賠償物資（這也是盟國赴日載運賠償物資的第一船)，到1949年9月止，中國前后派船并租船共22次，運回賠償設備12524箱，計重35912.73噸，其中資委會分得1559箱。中國分得賠償物資價值僅約美金22501664元，自剔去吳港電廠及起重機等（盟總禁止中國拆遷)后，又減為22070282元，與巨大的戰爭損失相比，中國所得賠償簡直是九牛一毛。

由于資料欠缺的原因，資委會在整個索賠過程中得到的賠償物資確切數量以及第二、三批物資的分配情形，目前尚不知曉，但資委會第一批各類機床的分配情形大致還是清楚的。

先期拆遷物資第一批為各類機床，中國分得9447部，資委會分得1392部。隨著時間的推移，賠償物資的數量在不斷發生變化。資委會原來分配的1392部機床，到1948年1月30日（此時海康輪已將第一批賠償物資運回中國)止，暫時只同意接受1001部，拒絕接受其中的391部。

同年9月底，中國首批日本賠償物資運完。在這些物資中，資委會共得1160部，其中車床351部，銑床228部，磨床117部，鈷床134部，刨床34部，模型機88部，壓機98部，齒輪機14部，其他雜項機器95部。

此外，還分得一套6250千瓦的汽輪發電機及其他物資正當賠償拆遷工作艱難推進之時，1949年5月13日，美國政府向盟總頒發第104號臨時指令（美國有關聲明已發表于5月12日），指示其取消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

美國對此行動所持的理由是有關日本賠償決策有效執行的兩個前提已不存在，這兩個前提是：

美國認為日本戰后經濟極其艱難，已不能維持一合理的生活水準，而各盟國間對于賠償問題，尤其是對于分配率問題又遲遲不能達成協議。其實這只是托詞，美國此舉的根源在于美國政府已改變了對日政策，變壓制日本為扶植日本，以達到其在亞洲抵御共產主義的目的。

美國停止先期拆遷聲明發表后，日本朝野對此歡欣鼓舞，但中國與菲律賓等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國家則紛紛表達強烈的不滿，但美國對一切抗議與不滿皆充耳不聞，甚至還發表聲明，強詞辯解。

這種情況表明美國對日政策早已決定，宣布停止拆遷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停拆指令頒布后，中國分得的第一、二批賠償物資絕大部分已運回國內，第三批物資業已分配完畢，正在拆卸、包裝、待運當中，但盟總于指令頒發當日宣布停止拆遷，致使我國拆遷工作暫時擱淺。中國駐日代表團人員向盟總提出抗議，要求迅速恢復拆遷工作，但遭到盟總拒絕。

綜上所述，戰后初期，美國對日索賠政策經歷了一個由積極到消極的過程，這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對日索賠，通過資委會與美國的交往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中美雙方考慮到各自的利益，進行了協調與溝通，雙方初期合作較好，但由于美國索賠政策的改變，雙方出現了分歧，并最終導致資委會對日索賠的無果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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