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承偉：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內在邏輯與世界意義

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內在邏輯與世界意義

——紀念脫貧攻堅戰勝利五周年

暨學習貫徹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

黃承偉

五年前的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并在重要講話中深刻指出，“精準扶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制勝法寶”。從2021年到2025年，黨中央設立了五年過渡期，對脫貧人口和脫貧地區繼續扶上馬、送一程，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2026年是過渡期結束后進入常態化幫扶的第一年。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過渡期任務圓滿完成之際，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實施常態化精準幫扶”，明確要求在幫扶對象上實行動態管理、在幫扶方式上要突出精準高效、在幫扶區域上注重分層分類、在幫扶政策上要保持總體穩定。回顧總結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歷史進程，分析蘊含其中的多重內在邏輯，闡述其體現的世界意義，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深入學習領會、全面貫徹落實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取得新進展。這也是對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五周年的極好紀念。

從精準扶貧

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歷史進程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省湘西州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概念，指出“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精準扶貧做出重要論述，指引脫貧攻堅戰向縱深推進，精準扶貧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全面實施扶貧脫貧工作的基本方略。中國大規模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實踐證明，精準扶貧不僅是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制勝法寶，而且是中國減貧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豐富拓展了人類減貧路徑。精準扶貧始終堅持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等“六個精準”；實施“五個一批”（在實踐中拓展為“八個一批”：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推進就業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加強醫療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資產收益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個問題”。精準扶貧的核心在于“精準”二字，在扶貧脫貧實踐中要求我們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逐村逐戶開展摸底調查，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彈炸跳蚤”，要因村因戶因人施策，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扶貧扶到點上扶到根上。正是這種科學、系統、精細的治理邏輯，使我國在短短八年間實現了近一億人脫貧的壯舉，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

脫貧攻堅戰勝利后，黨中央審時度勢，設立五年過渡期，確保政策不斷檔、力量不松懈。在過渡期圓滿結束時，黨中央及時作出“實施常態化精準幫扶”的決策部署，對健全常態化幫扶政策體系、提高監測幫扶精準性時效性、提升產業和就業幫扶實效、分層分類幫扶欠發達地區等進行了具體安排，明確把常態化幫扶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實施，保持財政投入、金融支持、資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總體穩定。這些部署旨在構建長效機制，推動幫扶工作從階段性安排向穩定性、規范性制度轉型，確保政策連續穩定，為長久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事實充分證明，精準是常態化幫扶的生命線。精準幫扶就是要繼續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健全“早發現、早干預、早幫扶”的動態監測與快速響應機制。無論是因病、因災、因意外陷入困境的家庭，還是發展滯后的地區，都應被及時納入監測范圍，精準識別其困難類型與程度，進而實施分類施策、分層幫扶。對有勞動能力的群體，重點強化產業與就業支持，激發其內生動力；對無勞動能力者，則通過社會保障政策應保盡保，筑牢民生底線。

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變的是工作階段與治理方式，不變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對共同富裕的執著追求。精準扶貧解決了“從無到有”的生存問題，常態化精準幫扶則致力于解決“從有到優”的發展問題。常態化精準幫扶不僅是對脫貧攻堅成果的鞏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化與拓展，更是將防止返貧致貧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城鄉融合發展、基礎設施一體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緊密結合，推動實現幫扶方式從“輸血式”向“造血式”發展的根本轉變。常態化精準幫扶機制的建立健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戰略定力與制度執行力。

新時代以來，精準思維已廣泛應用于多個關鍵領域，深刻推動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精準扶貧就是精準思維在脫貧攻堅領域的典型應用，包括“六個精準”的要求、實施“五個一批”工程、解決“四個問題”。精準施策被納入疫情防控總要求，也體現在宏觀調控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等方面，在城市治理、鄉村振興和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也都體現了精準思維強調的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原則。可見，常態化精準幫扶也必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保障民生、促進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

從精準扶貧

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內在邏輯

從精準扶貧的全面攻堅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戰略轉型，本質上是中國減貧事業發展的重大跨越。這一轉變不僅是政策層面的調整，更是深層次政治承諾、理論創新、現實需求、發展規律的有機統一。站在脫貧攻堅戰勝利五周年的重要節點，深入剖析蘊含其中的內在邏輯，有助于我們更深刻理解黨中央統籌建立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治理智慧與制度優勢。

從政治層面看，精準扶貧與常態化精準幫扶的提出和實施，根本上源于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使命。貧困問題直接關系民生底線，是社會公平正義最敏感的試金石。黨中央將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以“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的堅定決心，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這充分彰顯了我們黨“一個都不能少”的莊嚴承諾，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進入常態化精準幫扶新階段，實際上是以精準思維作出持久的制度安排。過渡期結束后，幫扶工作不再依賴臨時性、突擊性的資源投入，而是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實施，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常規職能。這表明，消除貧困不是階段性任務，而是長期執政條件下必須持續履行的民生責任。通過建立統一監測、分層分類精準幫扶機制，把民生底線兜牢，正是我們黨執政為民理念在新時代的深化與制度化表達。

從理論層面看，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實踐推動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豐富發展。精準扶貧是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核心成果，構建起以精準識別、精準施策、精準管理、精準退出為鏈條的科學體系，實現了扶貧資源與貧困對象的高效匹配。不僅解決了“如何扶”的技術問題，更揭示了貧困治理的內在規律——貧困是系統性問題，必須綜合施策、精準發力。常態化精準幫扶是對精準扶貧理論的繼承與升華。常態化精準幫扶將治理重心從“一次性脫貧”轉向“持續性防返貧”，從“超常規攻堅”轉向“制度化防止”，形成了動態監測、及時預警、精準幫扶、風險消除、長效鞏固的全鏈條閉環機制。標志著我國反貧困實踐已由應急治理邁向常態化治理，由解決絕對貧困轉向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促進共同富裕的新階段，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內涵的豐富拓展。

從現實維度看，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是應對風險挑戰、守牢民生底線的必然選擇。盡管脫貧攻堅成果顯著，但返貧致貧的風險依然存在。經濟波動、自然災害、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因素，仍可能使部分群體陷入困境。特別是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城鄉發展差距依然存在的背景下，若缺乏有效的后續支持機制，極易出現規模性返貧。因此，過渡期結束后，必須建立常態化機制，作為防范社會風險的“防火墻”。常態化精準幫扶正是基于現實問題的精準回應。它強調“早發現、早干預、早幫扶”，通過健全縣鄉村三級監測網絡和跨部門數據共享，實現對風險的動態感知與快速響應。同時，針對不同群體實施分層分類幫扶，確保幫扶資源精準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這種實事求是、分類施策的現實路徑，有效提升了幫扶政策的針對性與可持續性。

從發展邏輯看，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體現了從“輸血”到“造血”、從外在幫扶為主到外在幫扶與內生發展協同的演進必然。精準扶貧解決了“兩不愁三保障”和安全飲水等基本生存問題，而常態化精準幫扶則聚焦于提升發展能力、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再局限于“給錢給物”的短期救濟，而是更加注重激發內生動力，強調通過培育縣域主導產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促進就業創業，幫助群眾靠勤勞雙手改變命運。常態化幫扶將防止返貧致貧與鄉村全面振興深度融合，把幫扶資源與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有機結合，推動欠發達地區逐步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這不僅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更是對區域發展能力的培育，體現了從脫貧到發展、從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的發展躍遷。

此外，從世界觀到方法論維度看，精準扶貧為常態化精準幫扶提供了思想源頭與實踐范式。精準扶貧所確立的人民立場、精準思維、內生動力觀、系統治理觀和發展辯證法，不僅指導我們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更在新時代繼續引領我們走向鄉村全面振興、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可以說，常態化精準幫扶不是對精準扶貧的否定或替代，而是在其思想基石上的繼承、創新與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唯有深刻把握這一思想脈絡，才能讓中國減貧道路越走越寬廣，不斷書寫人類文明進步的新篇章。

從精準扶貧

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世界意義

中國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實踐對實現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意義重大。2015年9月，聯合國193個成員國通過的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確定為首要目標。我國加大力度落實此議程，在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提前10年實現減貧目標。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按每人每天生活費2.15美元（2017年購買力平價）標準計算，2024年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仍分別約為6.92億人和8.5%；如果按照目前趨勢，2030年全球貧困發生率預計為7.3%，無法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消除極端貧困目標。在全球減貧進展緩慢、一些國家甚至出現貧困人口增加的背景下，我國從精準扶貧的偉大實踐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戰略轉型，不僅鞏固了本國的減貧成果，更為全球實現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注入了強大信心、提供了寶貴方案、拓展了合作空間，具有深遠的世界意義。

以成功的治理效能提振全球減貧信心。我國是全球最早實現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其成功經驗本身就是對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最有力的支持。中國提前10年實現“消除極端貧困”的子目標，使全球貧困率大幅下降，為議程的階段性進展作出了決定性貢獻。這一成就證明，對于人口規模巨大、區域差異顯著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消除絕對貧困并非遙不可及的夢想。當前，許多發展中國家正處于減貧攻堅的“深水區”，面臨與我國脫貧攻堅期類似的復雜局面。中國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演進表明，減貧不僅需要決戰決勝的勇氣，更需要久久為功的定力。這種“攻克堡壘”后的“穩扎穩打”，向世界展示了如何在消除絕對貧困后，有效防止規模性返貧，確保減貧成果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這對于那些擔心脫貧成果“得而復失”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劑強心針，提振了全球南方國家“弱鳥可以先飛、高飛”的信心。

以精準的方法論優化全球減貧路徑。精準扶貧的核心理念和方法論，是對全球貧困治理理論的重大創新。傳統的西方減貧模式往往依賴宏觀的經濟增長“涓滴效應”，或單一的社會救助，難以有效觸及深層、結構性的貧困。而中國的精準扶貧，通過做到“六個精準”、實施“五個一批”、解決“四個問題”等系統性安排，實現了扶貧資源與貧困對象的精準對接，極大地提高了治理效能，將貧困治理從粗放式管理推向精細化治理的新高度。2018年12月，第七十三屆聯合國大會通過關于消除農村貧困問題的決議，把“精準扶貧”等理念明確寫入其中。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高度評價：“精準扶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常態化精準幫扶則是對這一方法論的深化與制度化。它將“精準”理念延伸至防止返貧致貧領域，建立了動態監測、分類施策、長效鞏固的機制。這種“早發現、早干預、早幫扶”的治理邏輯，為全球應對貧困的“反彈風險”提供了新思路。特別是在大數據、數字化治理日益普及的今天，中國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實踐經驗，為其他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構建現代化的貧困治理體系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技術路線圖”和“操作手冊”。

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引領全球減貧倫理。中國減貧實踐的世界意義，不僅在于“術”的層面，更在于“道”的層面。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始終貫穿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一思想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將消除貧困視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由之路。這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倡導的“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核心承諾高度契合。中國實踐表明，有效的貧困治理必須建立在堅實的政治承諾之上，必須將增進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這種價值導向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了重要的倫理參照，提醒國際社會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更加關注社會包容與公平正義，確保發展成果真正惠及最貧困、最脆弱的群體。

以開放共享的姿態推動全球減貧知識共建。中國始終認為，脫貧成就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每一個階段，中國都積極通過南南合作、多邊機制、知識分享等方式，將自身經驗轉化為全球公共產品。例如，中國的減貧案例被納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全球減貧案例庫，“精準扶貧”理念被寫入聯合國相關決議，中國的農業技術、職業教育模式（如魯班工坊）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常態化精準幫扶階段的探索，例如，把精準方略貫穿監測幫扶全過程，優化完善現行監測幫扶體系。既要堅持精準識別，也要堅持精準幫扶，根據防止返貧致貧對象的實際困難程度和類型條件，精準落實幫扶措施等，同樣是全球治理的寶貴財富。中國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以及中非合作論壇、共建“一帶一路”等平臺，持續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減貧合作，幫助這些國家加快培養本土化人才，更加有力有效提升自主發展能力。這種“授人以漁”的合作模式，有力推動了全球減貧知識的共建與共享，助力更多國家走上自主可持續的減貧道路。

總之，中國從精準扶貧到常態化精準幫扶的實踐，不僅提供了物質層面的巨大貢獻，更在精神、理論（知識）、合作及其他層面為全球減貧事業注入了強大動力。貧困并非不可戰勝，只要堅持正確的戰略、制度和路徑，發展中國家同樣可以實現大規模減貧，并實現穩定脫貧。同樣，只要各國堅持正確的方向，結合本國國情，探索適合的路徑，就一定能夠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美好愿景，共同建設一個沒有貧困、共同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中國鄉村振興發展中心原主任、研究員）

來 源：《中國鄉村振興》雜志2026年第05期

總監制：姚卜成

監 制：韓世雄

編 輯：張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