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調任廣州軍區司令，親自指揮警衛捕捉野豬，大擺許氏野味席

1974年9月15日清晨，珠江上空薄霧翻卷，汽笛聲隔著水面悶悶傳來。軍區大院門口，一輛吉普車停穩，車門打開，許世友提著軍帽跨出車廂。警衛注意到，他皮靴鞋底還粘著皖南的泥巴，可許世友的第一句話卻是：“附近山里走獸多不多？”

他在北方練出的爽利脾性，一落廣州就顯得格外扎眼。機關參謀遞來一摞簡報，許世友只掃兩眼，便讓勤務兵去找一份詳細地形圖。有人勸他先熟悉業務，他擺手：“人事文件放不跑，野味要趁季節。”

白云山、帽峰山、從化林區的航測照片很快鋪到木桌上，紅藍鉛筆在山脊與溪谷間來回勾勒，像一張縮小版“戰場示意”。他指著一塊山洼說：“谷口有水源，更有莊稼，夜里準躥野豬。”警衛低聲嘀咕，“司令怎么看稻田像看陣地。”許世友笑，“打仗、打獵，路數差不多。”

進入十月，嶺南雨勢漸收，農戶頻頻上門告急：莊稼被拱得慘不忍睹。許世友當晚批條：“協助群眾，排難解憂。”語氣輕描淡寫，第二行卻多了八個字——“本人隨行，不得聲張”。

夜幕降臨，他挑了八名警衛，悄悄進山。月亮被烏云遮住，山道只剩手電那一點微光。出發前，許世友檢查槍機，順手示范分解再組裝，百來斤的大漢動作快得像變戲法。“槍口抬高三十度，先想安全，再想獵物。”這一句成了警衛耳邊的固定回聲。

前三夜，山里靜得嚇人，潮氣滑過樹葉像有人喘息。第四夜，有警衛嘟囔想撤，被許世友一瞪，話立馬咽回喉嚨。第八夜凌晨，兩聲枝椏脆裂把人從困倦里拽起，黑影在低矮灌木間滾動，泥土被硬蹄翻起。許世友壓著聲音：“等它們全進包圈。”

信號彈劃空而去，火光一閃，槍聲點射。兩頭母豬、一只小公豬翻倒在地，血淌出一道亮線。最大那頭公豬負傷逃脫，只留深深蹄印。許世友蹲下查看彈孔，皺了皺眉頭，卻沒多說，只把槍重新背上肩膀，“還會回來，慢慢磨。”

山下軍車的后廂里，冰塊、粗鹽、麻繩早準備妥當。裝載完畢，他吩咐：“一半送受災農戶，一半帶回炊事班。”跟去的排長心想司令好大方，轉念又明白：這是最省力的“做群眾工作”。

三天后，梅花園小樓燈火通明，沒有宮保雞丁，也不見蔥油鱸魚，整桌全是山里換來的硬貨：紅燒豬肘、干煸筒骨、酥炸豬排，配兩壇小曲酒。負責后廚的老兵打趣：“土茅臺喝著沖，可省錢。”許世友端碗笑，“咱不是擺排場，只圖個痛快。”

席間，有客夸味道賽過南京野鴨，他放下酒碗：“野鴨頂嘴，野豬頂肚，吃啥看本事。”說罷舉杯一飲而盡，聲音哐啷落桌，把窗外的蟬聲都震沒了。沒人再客套，老戰友們只顧埋頭啃骨頭，啤酒泡沫沿杯壁往下淌，連醫務所大夫都破例喝了兩口。

打獵于許世友不是隨意娛樂，更像另一種操練。每次埋伏，他要求全體警衛依戰斗班組配置，偵察、偽裝、通信缺一不可。戰后一匯總，他站在彈著點前復盤彈道，逐枚彈殼都能指出射擊誤差。有參謀私下說：“跟司令打野豬，槍法比靶場練得快。”

1976年1月，那頭負傷逃走的大公豬在帽峰山另一側顯跡，體重已漲到兩百多斤，獠牙外翻。許世友沒帶勤務兵，只借三名民兵和兩條獵狗。凌晨一槍，野豬轟然倒地。他看著仍在抽搐的巨獸，揮手道：“獠牙留后勤車間磨刀。”民兵愣住，“司令不留紀念？”答曰：“死人不留骨頭，豬牙留著干啥。”

轉眼進入八十年代，廣州城圈越擴越大，白云山劃為禁獵區。許世友接到通知后，把那支陪伴多年的蘇制雙筒獵槍掛回墻上，自嘲一句：“槍也要退役啦。”從此，只余茶盞與書頁作伴。

晚年回南京養病，客廳墻上仍掛那把獵槍，卻再無子彈。他偶爾指著槍說：“打仗是命令，打獵是余興，都過去了。”語調平鋪直敘，如同說明天氣，鋒芒收進歲月褶皺，卻仍讓聽者心口一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