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廣東一位護士調中央，同事說：原來她與丈夫均紅軍高級干部

1949年底，凜冽的寒風掠過嶺南大地，卻吹不散廣東南雄縣一家婦產醫(yī)院里的熱鬧與詫異。彼時，全國大陸基本解放，南雄這座地處大庾嶺南麓、毗鄰江西的千年古城，正沐浴在新生的曙光中。就在這樣一個尋常的冬日，醫(yī)院里一名叫曾碧漪的普通護士，接到了一份來自北京的特殊通知——中央組織部正式調她前往北京，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當年的醫(yī)院

這個消息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在醫(yī)院上下掀起了軒然大波。平日里，曾碧漪沉默寡言、待人謙和，穿著洗得發(fā)白的護士服，每天穿梭在病房與診療室之間，細心照料著每一位產婦與嬰兒，誰也看不出這位看似普通的護士，背后竟藏著一段波瀾壯闊的革命過往。直到同事們多方打聽才知曉，這位不起眼的女護士，不僅是一名歷經戰(zhàn)火洗禮的老紅軍，更是一位紅軍高級干部，而她的丈夫，便是曾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犧牲于游擊戰(zhàn)爭中的革命烈士古柏。

曾碧漪，原名曾昭慈，1907年出生于廣東南雄湖口鎮(zhèn)老圩一個普通家庭。她的少年時光，正處于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國的年代，而她的哥哥曾昭秀，便是南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者之一。曾昭秀早年投身學運，積極傳播進步思想，是南雄早期黨組織的核心領導人，后來更是組織領導了南雄農民暴動，拉開了南雄土地革命的序幕，最終為革命事業(yè)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前排右為曾碧漪

在哥哥的熏陶與影響下，曾碧漪從小就樹立了反帝反封建的信念，養(yǎng)成了堅韌果敢的性格。1924年，17歲的曾碧漪考入廣州甲種工業(yè)學校，彼時的廣州，是中國革命的搖籃，黃埔軍校的槍聲、農講所的宣講、街頭巷尾的革命標語，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這位年輕的姑娘。在廣州期間，她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加入了婦女解放協會，隨后又光榮先進組織，成為一名堅定的革命戰(zhàn)士。

1926年，在組織的安排下，曾碧漪毅然放棄廣州的學習機會，回到故鄉(xiāng)南雄開展革命工作。此時的南雄，在曾昭秀的領導下，農民運動正蓬勃發(fā)展，曾碧漪的歸來，為當地的革命事業(yè)注入了新的活力。她被任命為南雄縣婦女部長、縣農協婦委書記，同時兼任廣東婦女解放協會南雄分會特派員，專門負責婦女解放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銜接工作。她深入鄉(xiāng)村，走家串戶，向廣大婦女宣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動員婦女走出家庭、參與革命，組織婦女識字班、紡織合作社，幫助婦女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與此同時，她還積極配合哥哥曾昭秀開展農民運動，發(fā)動農民參加農會、反抗地主壓迫，為南雄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這段經歷，也讓她從一名懵懂的進步青年，成長為一名成熟的革命工作者。

曾碧漪故居

不久之后，南昌起義部隊途經南雄，曾昭秀親自帶人下山迎接，曾碧漪隨同哥哥參加了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面，南昌起義部隊還特意給南雄赤衛(wèi)隊留下了九條步槍，為當地的武裝斗爭提供了重要支持。南昌起義部隊離開后，反動派對南雄赤衛(wèi)隊發(fā)動了輪番“會剿”，赤衛(wèi)隊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堅持斗爭了數月，終因寡不敵眾，被迫轉移到梅關山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爭。此時，南雄的革命形勢愈發(fā)嚴峻，黨組織與部隊失去聯系，曾碧漪與哥哥曾昭秀決定前往贛州尋找上級組織。正是這次尋找，讓曾碧漪遇到了她一生的革命伴侶——古柏。

古柏，1906年出生于江西尋烏晨光鎮(zhèn)沁園春村，與曾碧漪同齡。他自幼聰慧好學，讀書期間便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接受先進思想的熏陶，成為尋烏地區(qū)最早的先進組織成員之一。他在家鄉(xiāng)，秘密組織農民協會，建立尋烏支部，開展武裝斗爭，成為尋烏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作為贛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尋烏地處閩粵贛三省交界，山高林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紅軍開展游擊戰(zhàn)爭的理想陣地。古柏回到尋烏后，憑借著過人的組織能力與軍事才能，迅速發(fā)動群眾，組織農民起義，建立紅軍游擊隊，短短幾年時間，便將尋烏的革命活動搞得熱火朝天，尋烏根據地也成為連接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樞紐。

古柏與曾昭秀早在廣州中山大學開展學運時，便是同學兼戰(zhàn)友，兩人有著深厚的革命情誼。得知曾昭秀與曾碧漪兄妹前來尋找組織，古柏親自前往南雄接應。為了躲避敵人的抓捕，三人假扮夫妻，一路小心翼翼，最終安全抵達尋烏。抵達尋烏后，古柏任命曾碧漪為尋烏縣委婦委書記，隨后又讓她繼任縣蘇維埃婦女部長，繼續(xù)發(fā)揮她在婦女工作中的優(yōu)勢。

在尋烏的日子里，曾碧漪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她繼續(xù)開展婦女解放運動，組織婦女支援前線、救護傷員，為紅軍游擊隊籌集糧草與物資，成為古柏革命工作中的得力助手。然而，幸福的時光十分短暫，不久后，曾昭秀在一次戰(zhàn)斗中不幸犧牲，失去哥哥的曾碧漪悲痛欲絕，而古柏的陪伴與鼓勵，讓她重新振作起來，兩人在共同的革命事業(yè)中，逐漸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1929年，從井岡山下來的紅四軍，沿著粵贛邊界向贛南閩西進軍，抵達尋烏后，與古柏領導的游擊隊勝利會師。此次會師，進一步壯大了贛南地區(qū)的革命力量，紅四軍一部與尋烏游擊隊合編為第21縱隊，古柏任縱隊政委，率部在閩粵贛邊界開展游擊戰(zhàn)爭，打擊敵人的反動勢力。由于工作突出，古柏隨后被任命為尋烏縣委書記兼軍委會主任，不久后又調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成為紅軍領導人的得力助手，負責處理紅軍的日常工作與文書事務，是紅軍隊伍中的高級干部。

在領導的親切關懷下，古柏與曾碧漪這對革命伴侶喜結良緣。他們的婚禮沒有奢華的排場，沒有貴重的聘禮，而是在尋烏方塘肚的一家客棧里舉行，簡單而熱烈。婚禮當天，客棧的店堂里擺滿了課桌板凳，21縱隊的干部戰(zhàn)士代表前來祝賀，大家圍坐在一起，共同見證這對革命戀人的幸福時刻。

婚禮上，曾碧漪與古柏當眾同聲宣讀《結婚宣言》：“我們是革命道途中的伴侶，要畢生為事業(yè)奮斗，反對包辦婚姻，反對拐賣婦女和一夫多妻，主張男女平等，自由結婚。”這段宣言，不僅是兩人愛情的誓言，更是他們對革命理想的堅守。宣言讀完，會場上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前來參加婚禮的年輕婦女們備受鼓舞，更加堅定了追求解放、投身革命的決心。

婚后，古柏與曾碧漪相互扶持、并肩作戰(zhàn)，過著緊張而幸福的革命生活。曾碧漪繼續(xù)負責婦女工作與后方支援，古柏則忙于紅軍的各項事務，兩人雖然聚少離多，卻始終心連著心，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而努力奮斗。然而，這樣的幸福時光僅僅持續(xù)了幾年，1934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決定實行戰(zhàn)略轉移，開始長征。

長征前夕，戰(zhàn)事吃緊，古柏從前方給曾碧漪寄來一封信，信中告訴她部隊即將轉移，讓她將三個孩子寄放到當地老表家撫養(yǎng)，并且反復叮囑，絕對不能告訴寄養(yǎng)人孩子父母的姓名與身份，以免被敵人發(fā)現，給孩子與寄養(yǎng)人帶來殺身之禍。接到信后，曾碧漪的心沉到了谷底，她深知，這一分離，或許就是永別，但為了革命事業(yè)，為了孩子的安全，她強忍悲痛，按照丈夫的囑托，將孩子妥善安置好。

紅軍大部隊出發(fā)后，古柏沒有跟隨長征，而是按照上級的安排，留在閩粵贛邊開展游擊戰(zhàn)爭，擔任閩粵贛紅軍游擊隊司令員，帶領留下來的同志們在崇山峻嶺中與敵人周旋，牽制敵人的兵力，為紅軍長征保駕護航。而曾碧漪則被留在中央蘇區(qū)后方辦事處，不久后又被調到瑞金地方游擊隊，在瑞金通往汀州的山區(qū)開展游擊斗爭。

紅軍長征后，國民黨軍隊迅速占領了中央蘇區(qū)的大部分縣城，對留守的紅軍游擊隊發(fā)動了瘋狂的“清剿”，他們放火燒山、大肆屠殺，企圖將革命火種徹底撲滅。瑞金游擊隊的處境十分艱難，一天要轉移多次，夜晚也不得安生，常常在山林中宿營，缺衣少食、缺醫(yī)少藥是常態(tài)。作為游擊隊中的女同志，曾碧漪主動承擔起下山籌集食品與藥物的任務，每次下山，都要冒著被敵人抓捕的危險，穿梭在敵人的封鎖線之間，為游擊隊的生存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5年插秧季節(jié)，曾碧漪跟隨留守紅軍游擊隊在山中堅持斗爭。一天深夜，敵人突然對游擊隊的駐地發(fā)動突襲，將整個山林團團包圍。此時的曾碧漪，因長期在山林中奔波，雙腿嚴重浮腫，行動十分不便。在游擊隊轉移時，她不慎掉了隊，慌亂中從山崖上滾了下去，昏迷不醒，最終被敵人逮捕。

被捕后，曾碧漪被敵人遣送到“九江感化院”——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專門關押、迫害革命志士的場所，許多共產黨員與革命群眾在這里遭受了殘酷的折磨。在九江感化院，敵人對曾碧漪進行了多次嚴刑拷打，用盡了各種酷刑，企圖從她口中逼問出紅軍游擊隊的下落與黨組織的秘密。但曾碧漪始終堅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女紅軍，對黨組織的秘密守口如瓶。敵人見從她口中問不出任何有用的東西，又加之她雙腿風濕浮腫，失去了“審訊價值”，便不再對她進行嚴刑拷打，將她關押在感化院中長期折磨。

1937年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正式形成，反動派才被迫釋放了一部分關押的革命志士。曾碧漪因雙腿殘疾，被敵人“驅逐”出九江感化院。出獄后，曾碧漪輾轉流落到江西吉安，為了生存，也為了繼續(xù)尋找黨組織，她找了一份教師的工作，以教師身份為掩護，秘密開展地下交通工作，傳遞情報、聯絡同志，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默默堅守著革命陣地。她始終沒有放棄尋找黨組織與丈夫古柏的下落，她四處打聽消息，卻始終杳無音信。直到全國解放后，在組織的安排下，曾碧漪才回到了故鄉(xiāng)南雄，進入當地的婦產醫(yī)院擔任護士，過上了平靜的生活。她之所以選擇當護士，一方面是因為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她曾多次參與救護傷員，有著一定的護理經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隱藏自己的身份，等待組織的召喚。

回到南雄后，曾碧漪依舊保持著革命時期的優(yōu)良作風，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對待工作認真負責，對待患者關懷備至，深得醫(yī)院同事與患者的好評。誰也不知道，這位看似普通的護士，曾經是一名馳騁疆場的紅軍干部，更不知道，她的丈夫古柏，早已為革命事業(yè)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直到1949年底，中央組織部的調令傳來，曾碧漪的身份才被揭開。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她才從組織口中得知，自己的丈夫古柏，早在1935年3月6日，就在廣東龍川上坪鴛鴦坑被國民黨軍包圍，在掩護同志們突圍的戰(zhàn)斗中，不幸英勇犧牲，年僅29歲。驚悉這一噩耗，曾碧漪悲痛欲絕，多年的思念與牽掛，最終化作無盡的淚水，她終于知道，為什么這么多年來，始終找不到丈夫的下落，為什么丈夫再也沒有給她寫過一封信。

古柏作為紅軍的高級干部，一生致力于革命事業(yè)，從組織農民起義、創(chuàng)建革命根據地，到跟隨紅軍開展游擊戰(zhàn)爭，他始終沖鋒在前、英勇無畏，用生命踐行了初心與使命。他的妻子曾碧漪在北京工作后，先后在紅十字總會、中紀委、國家革命博物館等部門任職，她始終保持著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作風，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yè)貢獻著自己的力量。據曾碧漪回憶，她與古柏共生育了五個兒子，分別是長子古新民、次子古一民、三子古萬民、四子古憶民、五子古兆民。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由于輾轉奔波、環(huán)境惡劣，有的孩子不幸夭折，有的剛生下不久就被寄養(yǎng)在老百姓家里，后來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新中國成立后，曾碧漪四處尋找，最終只找到了次子古一民與四子古憶民，而最終，只有四子古憶民存活下來，傳承了古柏與曾碧漪的革命精神。

左為曾碧漪

1997年3月29日，曾碧漪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這位歷經戰(zhàn)火洗禮的老紅軍、老革命家，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忠誠與堅守，見證了中國革命從低潮到勝利的全過程。她與丈夫古柏，一對革命伴侶，用青春與熱血，書寫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紅色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