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荒唐的舉措！英國為了平衡醫院里的黑人比例，放走了潛在殺手？

在瓦爾多·卡洛卡內走上諾丁漢街頭展開那場令人發指的殺戮狂歡之前，他本有可能被強制收治于精神病院。他并沒有被收治。本周的一項調查聽證會揭示了其背后的荒誕原因：僅僅因為他是一名黑人。

調查委員會的律師蕾切爾·蘭代爾直言不諱地指出，曾有一名醫生“傾向于”將卡洛卡內強制送入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但是，由多方組成的“專業團隊”在綜合考量了相關“研究證據”后，果斷否決了這一提議。他們給出的理由是，現有數據顯示“被拘留者中年輕黑人男性比例過高”。

相關部門究竟能從這場慘劇中汲取什么血的教訓，這無疑令人極度好奇。或許，當精神科的專業人士下次再面對如卡洛卡內這般的潛在殺手時，為了確保醫院維持那種政治正確的“人口結構平衡”，他們大可以跑到當地的賓果游戲廳，隨手抓走半打白人老太太，把她們也一并關押起來。

無論如何，不管這個故事聽起來多么令人毛骨悚然，我們其實都不應感到過分訝異。近年來，我們已經目睹了太多類似的報道：那些往往身居要職、手握權力的人，做出了極其致命的錯誤決定，或是在本該采取行動的關鍵時刻選擇了袖手旁觀。而這一切的根源，僅僅是因為他們極度恐懼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簽。

以2017年發生的曼徹斯特體育館爆炸案為例。在隨后的深度調查中，一名安保人員在聲明里坦言，他當時確實注意到了嫌疑人薩爾曼·阿貝迪，并且對他產生了一種“極其糟糕的直覺”。他最終決定不去盤問此人。他的理由充斥著顧慮：“我不想讓別人覺得我是在因為他的種族而對他進行刻板印象的歸類。我害怕自己弄錯了，更害怕被扣上種族主義的帽子。”

再看2023年，沃金市年僅10歲的女童莎拉·謝里夫慘遭其生父與繼母虐待并殺害的案件。根據事后的安全保護審查報告，鄰居們并未向警方舉報他們在謝里夫家中“聽到的令人不安的動靜”。原因如出一轍：他們同樣“害怕被指控為種族主義者”。

類似的系統性癱瘓也發生在2024年的紹斯波特兇殺案中。當兇手阿克塞爾·魯達庫巴納還在學校就讀時，他的女校長就已經敏銳地察覺到他具有“極高的危險性”。正如她在去年的調查聽證會上所透露的那樣，精神健康機構的工作人員硬生生地“讓她閉嘴”，并嚴厲指責她對該學生進行“種族定性”。

當然，這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案例，無疑是那些令人發指的兒童強奸團伙案。2017年，來自羅瑟勒姆的工黨議員莎拉·錢皮恩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對于被指控為種族主義者的恐懼，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對于誤報虐童事件的恐懼。”

這樣的荒唐事還在不斷上演。但在我們對任何人進行道德審判之前，我們需要正視一個極其令人不適的現實。那就是，這種恐懼雖然看似懦弱至極，但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卻也是完全符合邏輯的理性選擇。時至今日，僅僅是一項種族主義的指控，就足以徹底毀掉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在公共部門尤其是如此。事實上，被認定為種族主義者所面臨的嚴厲懲罰，往往比被證實為玩忽職守還要沉重得多，即便這些人顯然并非真正的種族主義者。

因此，追根溯源，真正的罪魁禍首并非那些在關鍵時刻未能采取行動的個體。真正的禍根，是那種在他們整個職業生涯中被不斷灌輸的、所謂的“反種族主義”教條。正是這種教條，讓他們深信不疑地認為，世界上沒有比“刻板印象”、“種族定性”或是“比例過高”更不可饒恕的罪孽。也正是這種教條，讓他們對失去工作感到如此恐懼，以至于他們根本不敢去履行自己應盡的職責。

這種教條的初衷或許是善意的。但是，現在早該是時候清醒地認識到了：它已經帶來了災難性的、始料未及的嚴重后果。而那些無辜的普通人，尤其是無辜的孩童，已經為此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

誠然，種族主義是人類社會的一大污點。但我們必須讓那些掌權者深刻意識到，打擊種族主義，絕不意味著對那些更為邪惡、更為致命的犯罪行為視而不見。偏見固然會造成深刻的痛苦，但與恐怖主義、蓄意謀殺相比，這種痛苦顯然不應成為縱容后者的借口。

那些當權者現在最終能領悟到這一點嗎？坦白說，外界對此深表懷疑。早在2001年，英國就曾對維多利亞·克林比謀殺案展開過深度調查。那是一個年僅8歲的科特迪瓦裔女孩，在倫敦被她的姑奶奶及其伴侶殘忍虐待并殺害。在開案陳詞中，該調查委員會的御用大律師尼爾·加納姆曾痛心疾首地說：“對被指控為種族主義的恐懼，足以讓人們在本該采取行動的關鍵時刻停下腳步。”

這番發聾振聵的言論，是在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被公之于眾的。然而可悲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似乎依然什么都沒有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