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德國新任總理默茨乘坐專機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隨行陣容堪稱近年來德方對華出訪中商業分量最重的一次——約30位頂尖企業掌舵人同機抵京,口中高呼“拓展共贏空間”,轉身卻拋出所謂“對等訴求”的措辭。
此行系默茨就職后首次訪華,歡迎規格不可謂不高:紅毯延展百米,禮賓儀仗莊嚴肅穆,可他開場釋放的信息,卻令人聽來格外別扭,仿佛熱情表象下藏著一層難以調和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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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回應則顯得沉穩而富有深意——全程未對“對等”二字作出直接回應,反復強調的只有一個關鍵詞:“信心”。
這場看似風平浪靜的高層互動,其深層邏輯究竟指向何種戰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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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寶馬、西門子、阿迪達斯……這支由默茨親自率領的工商界代表團,被多家德媒稱為自默克爾時代以來規模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赴華經貿團組。甚至有媒體披露,報名參團的企業高管人數遠超配額,不少業界翹楚不惜提前數月協調行程,只為爭得一張登機牌。
為何如此急切?數據自有答案:2025年德國經濟僅錄得0.2%的微弱增長,失業率升至6.3%,沃爾夫斯堡、斯圖加特等傳統制造業高地財政收入顯著下滑,地方財政壓力持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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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峻的是,跨大西洋貿易壁壘日益森嚴,德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連續三個季度收縮,中國再度躍居德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全年貿易額定格在2518億歐元高位。
高達93%的在華德企明確表示將繼續深耕中國市場,逾五成已啟動新一輪本地化投資計劃。說到底,德國經濟亟需中國市場注入動能,以緩解結構性疲軟帶來的系統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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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默茨的日程安排卻透露出微妙的戰略意圖:在北京視察了梅賽德斯-奔馳生產基地,卻未出席同期舉行的全球新能源汽車博覽會;26日即轉場杭州,直奔宇樹科技總部而去。
宇樹科技是誰?成立僅十年,四足機器人全球市占率逼近70%,人形機器人出貨量位居世界第二,單臺制造成本僅為波士頓動力同類產品的二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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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德國雄心勃勃推出“工業4.0”藍圖,如今卻深陷“工業失速”的現實困境。默茨此行與其說是尋求合作,不如說是開展一場深度技術偵察——中國在具身智能、數字工廠、AI驅動制造等關鍵賽道,究竟已抵達怎樣的技術縱深?
真正暴露真實心態的節點,出現在故宮參訪前的公開講話環節。默茨先是鄭重指出“柏林與北京相距近7500公里,強化雙邊政治互信與經貿紐帶刻不容緩”,旋即話鋒一轉,拋出所謂“對等關切”,隱晦暗示當前合作存在結構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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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表態,將德國政商兩界“既要又要”的矛盾心態展現得淋漓盡致——經濟上必須緊緊錨定中國市場,最大限度獲取增長支撐;政治上卻堅持固守既有敘事框架,執意以自身標準定義合作規則邊界。
那句“中國是無法繞開的重要伙伴”,表面看是清醒認知,實則折射出深層戰略不安與路徑依賴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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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默茨特意邀請六位長期研究中國事務的學者共進晚餐,就如何與中國展開務實對話反復請教、細致推演。
而就在去年9月,他還在公開場合渲染“中方借貿易機制施壓德國”的論調,宣稱將推動對華供應鏈去風險化。短短數月間,從質疑到倚重,態度陡轉的背后,恰恰印證了一個現實:德國在全球力量格局演變中,已難復昔日從容,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定位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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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反諷意味的是,他一面承認中國已是塑造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關鍵變量,另一面卻始終拒絕摘下“制度性競爭者”的標簽。
所謂反對“脫鉤斷鏈”的表態,本質上是一套策略性緩沖方案。真實意圖是在開放合作的表象之下,悄然收緊技術出口管制、加快供應鏈區域化重組、審慎管控敏感領域投資,力求構建一種“可控依存”的新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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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德國企業對中國市場高度渴求的客觀現實,另一邊是德國政府對華政策中揮之不去的防范意識。這種內在撕裂感,在默茨整個訪華行程中貫穿始終,清晰可見。
面對這番略顯失衡的表態,中方回應堪稱現代外交話語體系中的典范之作。整場交流中,中方從未接招“對等”議題,而是始終聚焦“信心”這一核心概念,語氣溫和卻不失力度,字句之間暗藏邏輯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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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并未陷入被動解釋的窠臼,而是主動為“對等”賦予全新內涵——尊重彼此發展道路、恪守主權平等原則、追求成果共享的可持續合作。這不是某一方單方面設定議程、提出條件的談判游戲,而是雙方共同遵循的基本共識。
尤為關鍵的是,中方旗幟鮮明地劃出三條根本性底線: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全力捍衛基于規則的自由貿易、嚴格履行世貿組織各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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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既是對默茨“對等關切”的精準回應,更是向德方傳遞清晰信號:合作之門永遠敞開,但必須建基于公認的國際規則之上,絕不接受規則適用上的選擇性與隨意性。
中方還特別將中德關系定位為“兩個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協調與協作”,瞬間將對話層級提升至全球治理維度。表面是禮遇與肯定,實質是一次巧妙的戰略升維——既然是世界級經濟體,自然應在同一平臺、同等地位上開展建設性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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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市場準入審查、外資并購安全評估、數據跨境流動監管等方面設置的多重門檻,中方均了然于胸。所謂“對等”,從來不是單行道,不能只允許德方表達關切,卻忽視中方在公平競爭、技術轉移、標準互認等方面的正當主張。
回應中那句“妥善處理彼此合理關切”,看似留有余地,實則埋下深刻伏筆:中方愿以最大誠意化解分歧,但也期待德方同步正視并回應中方關切,合作絕非單向度的利益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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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表面平靜的高層互動,實則是中德關系范式轉換的重要分水嶺。它標志著舊有“單邊讓渡—漸進融入”模式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相互尊重、雙向奔赴、權責對等的新合作邏輯。你釋放善意,我回饋行動;你若搞規則例外、暗設障礙,中方亦擁有充分工具箱予以平衡應對。
默茨原本精心設計了一套“經濟務實+政治審慎”的雙軌策略,既想穩穩收獲中國市場紅利,又試圖維持意識形態優越感,未曾料到一次不經意的措辭偏差,竟使整體戰略圖景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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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此次非同尋常的回應,不僅精準拆解了他的復合型話術,更為未來中德關系乃至中歐整體互動確立了新的坐標系與參照系。
當全球經濟復蘇乏力成為常態,唯有攜手協作才是穿越周期的唯一可行路徑。繼續沉迷于“既要市場紅利、又要話語主導”的幻想,終將導致戰略透支與信任赤字雙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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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跨越7500公里,攜帶著強烈的商業意愿與難以掩飾的地緣政治盤算而來,卻在故宮厚重的朱墻之下,被中方以舉重若輕的方式化解了全部戰術攻勢。
此輪交鋒留給世人的最大懸念,并非中德能否延續合作——答案早已寫在兩國企業的投資決策與訂單流水之中——而是柏林還需多少時間,才能真正放下“既執哨笛又搶球權”的執念,以真正平等、坦誠、務實的姿態,坐到這張屬于21世紀的談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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