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領袖辦公室附近遭襲，伊朗權力體系如何“去中心化”強化韌性？

伊朗政府不僅在做軍事動員準備，也在為其政治存續未雨綢繆。

當地時間2026年2月27日，美國得克薩斯州，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講話 圖/視覺中國

據新華社報道，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28日說已對伊朗發動“先發制人”打擊，并宣布以色列全境進入緊急狀態。據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道，多枚導彈擊中德黑蘭市中心多處目標。美聯社說，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辦公室附近遭襲。以色列媒體報道說，伊朗數十個目標遭到襲擊。另據以色列媒體援引安全人士的話報道，這是以美聯合實施的襲擊。

美國總統特朗普27日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活動上發表講話說，將在伊朗問題上做“重大決定”。他當天早些時候說，“不滿意”當前伊核談判進展。“我更愿意和平解決，但我想告訴你，這些人非常危險且難以相處。”特朗普還說，伊朗想達成協議，但必須達成“有意義的協議”。

27日，伊朗軍隊陸軍作戰副司令西魯斯表示，憑借無人機、國防能力、導彈能力，以及官兵的堅定信念，伊朗已做好充分準備，應對任何敵軍行動，保衛國家主權。有外媒報道稱，為應對不測，伊朗的日常控制權已基本移交給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拉里賈尼。

華盛頓智庫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所（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的伊朗問題專家阿里·阿爾福內（Ali Alfoneh）認為，作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負責征詢國家安全體系內各機構的政策意見，并向領導層提交備選方案。決策一旦形成后，拉里賈尼協調國家機器各部門執行。

“拉里賈尼雖然聰慧、干練、務實且經驗豐富，但只是執行集體領導層制定的政策，并非獨立行動者。”曾撰寫拉里賈尼傳記的阿爾福內還認為，外部壓力反而促成了精英層的團結。因以色列定點清除損失了大量高級指揮官的伊朗革命衛隊，也表現出與文職領導人合作的更大意愿。

據新華社援引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20日報道，美國國防部已向美國總統特朗普提供了打擊伊朗的多種方案，其中之一是“清除”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其兒子穆杰塔巴。

美國智庫中東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解讀伊朗外交政策》（Decoding Iran's Foreign Policy）作者羅斯·哈里森對此認為，即使哈梅內伊被“清除”，也不足以推翻伊朗政權，原因是伊朗政治體系具有較強的制度性，存在許多相互重疊的機構。

“這些機構還包括常規軍隊（Artesh）以及議會（Majles）。伊朗還有不同的委員會，比如憲法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和專家會議（Assembly of Experts）。最高領袖無疑最有權力，但上述這些機構都發揮作用。如果體系頂層受到打擊，這些機構早已有所規劃。雖然沒有任何制度是絕對穩固的，但我認為從繼任安排以及制度復雜性來看，伊朗體系內部確實內嵌著某種韌性。”哈里森分析道。

圖為拉里賈尼 資料圖/視覺中國

拉里賈尼為何被委以重任？

據《參考消息》報道，特朗普曾對哈梅內伊發出威脅，表示支持伊朗可能發生的“政權更迭”，但拒絕透露希望誰來接管伊朗，而是表示“已有人選”。中國新聞網則援引《紐約時報》報道指出，哈梅內伊已做好被暗殺的準備，并委托拉里賈尼，確保伊朗政權在任何情況下繼續運作。

中青網此前報道稱，拉里賈尼出身于顯赫的拉里賈尼家族——被稱為“伊朗的肯尼迪家族”，在伊朗政教兩界具有較大影響力。拉里賈尼于2005年8月至2008年3月擔任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及首席核談判代表，負責伊朗核問題的對外談判。2008年3月，他當選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

去年“12日戰爭”爆發后，拉里賈尼再度被哈梅內伊委以重任。《參考消息》報道稱，伊朗在8月成立了一個名為“國防委員會”的新機構。根據憲法第176條，該機構由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導成立并受其監督，被伊朗媒體定性為“戰時內閣”。就在同一周，伊朗還進行了人事調整，重新任命拉里賈尼擔任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兼哈梅內伊在該委員會的代表。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金良祥認為，作為深得哈梅內伊信任的政治人物，拉里賈尼重返這一要職，被普遍認為意圖削弱總統佩澤希齊揚的權力，將外交決策的主導權從政府手中收回。

“回顧伊核談判的決策權演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權力轉移的脈絡。在2003年至2013年期間，伊核談判一直由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掌控。2013年較為強勢的魯哈尼當選為總統后，在時任外長扎里夫的強力推動下，談判主導權逐漸從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轉移至外交部。隨著拉里賈尼的回歸，這一調整不僅改變了外交決策的流程，也顯著壓縮了現任總統佩澤希齊揚的權力空間。從目前的權力格局來看，佩澤希齊揚或成為伊朗歷屆總統中職權最為受限的一位。”金良祥告訴澎湃新聞。

過去一個月以來，拉里賈尼的曝光率飆升，他不僅飛往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磋商，還在與美核談判代表會晤的間隙會見了中東地區領導人。《紐約時報》報道稱，拉里賈尼接受伊朗和外國新聞媒體長達數小時的電視采訪的次數甚至超過了佩澤希齊揚，并且經常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內容，例如與伊朗民眾自拍、參觀宗教圣地以及在飛機艙門揮手致意等照片。

六名了解相關計劃的伊朗官員透露，伊朗政府正在進行內部商議，涉及一系列議題，包括如果哈梅內伊及高級官員遇害，將由誰來管理國家。三名官員稱，拉里賈尼在繼任人選名單中位居首位，其次是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出人意料的是，此前基本被哈梅內伊排擠出核心圈的前總統魯哈尼也在名單之列。

《參考消息》報道稱，哈梅內伊曾將拉里賈尼稱為“問題解決者”，但在2021年和2024年的總統選舉中，拉里賈尼卻失去參選資格。對拉里賈尼最貼切的定位是“忠心耿耿的政權核心成員”，而非某一政治派別的代表。

哈里森指出，伊朗政府內部存在不同層級的決策結構。在關鍵決策、尤其是國家安全決策上，最高領袖當然極具影響力。但在政府或政權內部，也存在其他具有影響力的權力支點，比如伊朗革命衛隊的領導層。

“此時我們不應為拉里賈尼‘加冕’，原因是伊朗革命衛隊系統內的其他高層同樣重要。外界普遍盛行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拉里賈尼將成為哈梅內伊的繼任者；第二種說法是他是唯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我不認同上述說法的原因在于：拉里賈尼之所以在此刻地位上升，是因為他在安全體系中的地位以及伊朗革命衛隊的背景，他的履歷符合當前局勢的需要。”哈里森分析道。

2月23日，車輛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街頭行駛 圖/新華社

伊朗領導體系仍具韌性

現年86歲的哈梅內伊尚未指定其繼任者。然而，《耶路撒冷郵報》分析稱，哈梅內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在政治上具備廣泛影響力，被外界視為哈梅內伊最可能的繼承者。另有分析認為，在下一階段政治進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人物將包括三名長期擔任要職且擁有軍方背景的政治人物，即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國防委員會秘書阿里·沙姆哈和近日備受關注的拉里賈尼。

阿爾福內對此認為，伊朗已超越領袖個人，邁向集體領導，成員包括總統、議長、司法總監、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一名代表以及正規軍的一名代表。“這種集體領導類似于憲法規定的、在領袖缺席或不能履職時治理國家的‘三權領導人委員會’的擴大版。”阿爾福內分析道。

央視新聞則報道稱，美方雖在討論“打擊個別領導人甚至政權更迭”的選項，但直接針對伊朗最高領袖的可能性，明顯低于針對其他高層安全與軍事人物的可能性。這是因為，直接打擊最高領袖意味著幾件事同時發生：一是等同于對整個政權宣戰，沖突幾乎必然迅速升級到全面戰爭級別；二是很難在國際法和政治敘事上包裝為“有限、可控”的行動；三是伊朗的報復會被推向最嚴重等級，包括對地區美軍、以色列和海灣國家的極限打擊。這些后果都遠遠超出通過有限打擊施壓、逼迫伊朗讓步的初衷。

為了應對上述情況，有伊朗高級官員和伊朗革命衛隊成員稱，哈梅內伊已下達一系列指令，為由其親自任命的軍事指揮與政府職務確立了四層繼任梯隊，同時要求所有領導崗位人員指定至多四名繼任者，并授權核心親信圈在其遇刺或失聯時，代理行使決策職責。

“去年6月爆發的‘12日戰爭’彰顯了這種‘去中心化’體系的韌性，以色列雖然幾乎消滅了伊朗革命衛隊（包括其航空航天部隊）的最高領導層，但革命衛隊仍成功向以色列發射了約500枚導彈，近期抗議活動被成功壓制亦表明這種制度具有相當的韌性。如今，將伊斯蘭革命衛隊和正規軍納入其中，反映了政權內部權力分配的現實。這樣的領導結構，即便在戰時對抗美國的情況下，也具備治理伊朗的能力。”阿爾福內分析道。

央視新聞援引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美方軍事行動導致的一種可能結果是，在伊朗現政權垮臺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主導的強力軍政府將取而代之。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立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最初是一支志愿民兵組織，負責保衛新生的伊朗政權。在1980年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期間，它逐漸發展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戰后，革命衛隊通過主導大規模重建項目擴大影響力，為其日后在伊朗經濟和政治領域日益增強的存在奠定了基礎。

一些伊朗分析人士和西方外交官推測，一個虛弱且混亂的伊朗可能對以色列有利，但美國政府最終會優先考慮穩定，即便這種穩定依賴的是革命衛隊這樣的機構。

“革命衛隊是伊朗歷來最協調、最強大和最富有的機構。”改革派分析人士賽義德?萊拉茲（Saeed Laylaz）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陷入混亂，某天早上一個得到革命衛隊支持或從革命衛隊中脫穎而出的人物出現在電視上，宣布開始一個新時期，很多人不會感到意外。”

阿爾福內認為，雖然伊朗革命衛隊的情報偵破工作在以伊沖突期間飽受詬病，但其去中心化的結構確保了組織的生存。哈梅內伊的繼任者需要得到伊朗革命衛隊的支持，該組織給予支持的前提是換取經濟特權。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安排可能導致伊朗演變為這種模式——類似于軍方做出最終戰略決策并掌控主要資源，而民選領導人承受公眾批評。目前，革命衛隊領導層似乎也無意公開爭奪權力，因為此舉意味著承擔嚴重社會問題的責任，比如經濟困境、氣候變化和人才外流，而這些問題無法在中短期內解決。”阿爾福內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