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周一良

一

“文革”結束之后，周一良對“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梁效”事件有一些回憶，他說：所謂的“梁效”,是由8341部隊的干部和北大、清華兩校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些教師組成的，總共有30余人，除了寫作組之外，還設有研究組(即注釋組),后者多是一些文史專業的老教授，他們的任務是為因眼病無法閱讀、只能聽讀的毛澤東注釋古籍詞語。至于被選入的這些學者，用周一良先生的公子周啟銳的話說：“這是沒學問的干不了，不服帖的還不可用，只有這種把自己批判得體無完膚，抄家退還的存款也全部上繳黨費、就剩下一條命也已肝腦涂地了的學者，才能接受如此光榮而特殊的任務。”(《家父周一良教授的尷尬人生》)也是因此，“注釋組成員認為這項任務直接為毛主席服務，都兢兢業業，盡心竭力去從事這個任務”(周一良《畢竟是書生》)。

當然了，選入與沒有被選入，也是有原因的。

在“批林批孔”之前，周一良曾撰寫有一篇《關于柳宗元 <封建論> 》,刊登在《北京日報》,毛澤東看后非常贊賞，于是又被轉載在《紅旗》雜志；此外，當時有點名氣的《諸葛亮與法家路線》一文，也出自周一良先生之手。到后來1974年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批林批孔”大會上，周一良更擔任了一個主講的角色。從他當時的發言來看，很難讓人相信，以下的語言竟出自于這位陳寅恪先生看好的歷史學家之口，如：“從林彪這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鬼花招，可以看出他跟兩千多年前的祖師爺孔老二是一脈相承的兩面派。”

周一良此后又被選為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再后毛澤東逝世，他又被列入治喪委員會，并參加了“守靈”。據說在“四人幫”的組閣名單中，還有讓他出任教育部部長的傳聞。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以上的“榮幸”,不久之后就變成“恥辱”了。后來周一良先生撰寫《畢竟是書生》,其中是這樣回憶的：“‘四人幫’倒臺，萬眾歡騰，群情奮激，不少人形諸歌詠以表達鞭撻的心情。我輾轉讀到文學所舒蕪先生的《四皓新詠》,譴責‘梁效’成員中的四名老教授——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據云：以后唐蘭、王利器先生皆有和《四皓新詠》之作，足窺當時人心大快、敵愾同仇的情景。”(周一良還自稱：他在“文革”中有三件公案，即“四皓新詠”、“乞活考”和“無恥之尤”。)當年舒蕪所做的《四皓新詠》有句云：“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莞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這一節，說的就是周一良。

至于《四皓新詠》的來歷，據說是傳聞“梁效”成員被審查期間的一天，幾位文史學者程千帆、舒蕪、周紹良等在一起議論，程千帆提議為“梁效”成員作詩立傳，于是舒蕪下筆，草成《四皓新詠》,隨即程千帆等應和，隨之又有王利器、唐蘭等先生的唱和。

王利器的《和新四皓》,分為四闕：“河南佬”、“蘇北生”、“徽商”、“福建子”,暗指馮、魏、周、林“四皓”,其曰：“東魯歸來道益尊，無端狗曲恣窮經。世間笑罵由他去，自有諸生呼圣人”;“盜丘女謁啟宗風，國子先生一脈通。若問當年齊楚事，是咻是傳大江東”;“回黃轉綠無定期，又是經筵侍講時。一部宮闈彤管史，野雞先諱漢宮儀”;“美人芳草寄幽思，不盡閑扯說楚辭。自古談詩無達詁，腐儒集注有朱熹。”

唐蘭的《和四皓新詠》,其云：“貞元世論闡天書，元老丘明學譴儒。耳畔繆然環佩響，招搖過市女同車”;“盲目詩人辱愛羅，少年輕薄記曾呵。濯纓濯足須重論，山鬼能知事幾多”;“司寇重新論孔丘，尚須含蓄隱機謀。捉刀盡爾翻云雨，學舌鸚鵡豈識羞”;“獺祭蟲魚老玉溪，巫山滄海總無題。鄭箋昨日翻新樣，前度劉郎漫比齊。”

又據《畢竟是書生》一書中的回憶：周一良因“梁效”問題受到審查后，1976年11月下旬，他在抽屜中發現了一封家人拆開后又藏起來的信，該信的上款稱“周一良道兄”,下署“一個老朋友”,而一張信紙只有毛筆書寫的四個繁體大字：“無恥之尤”,周一良從繁體字和“道兄”的稱謂，推測是一位老先生(啟功或孫毓棠)所為。若干年之后，魏建功先生去世，其公子魏至告訴周一良，當年魏建功也曾接到過類似的匿名信，且署名亦相同，信的內容也只有五個大字——“迷信武則天”。當時魏建功父子還作了一番調查研究，比對了字跡，推斷是啟功先生改變字體所書。魏建功遂一怒之下，把啟功此前所贈書畫一撕了之，周一良也中斷了與啟功的交往。此后，經過解釋，兩人方釋然。

以上諸人之詩和四字之案等，就“四皓”的“歷史”與“現行”的種種瑕疵申論，曲盡了當時人們對“失足”的幫派文人的輕蔑與不屑，至于其中的具體“情節”,也就是當時所傳聞的：“把江青捧為‘鳳凰’的，是馮友蘭；為江青講《離騷》的，是魏建功；積極‘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為江青講李商隱是‘法家’的，是林庚。”(余杰《心靈獨白》)當然，其所述事實與程度等等，也就容有不符了。

二

1980年，北大黨委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參加‘梁效’工作是由組織派去的；他們在‘梁效’期間犯有錯誤，寫過錯誤文章，應以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待，進行解釋，他們個人是沒有責任的。”這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定讞，用北大新一代的學人陳平原的話說是：當年的“梁效”,其“主事者當然罪責難逃，但一般參加者不一樣，一方面是外在的壓力，一方面自己也有私心，當初江青點名要誰進，絕大多數人真是受寵若驚。不是說不該反省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骨頭為何如此軟，而是希望更多關注制度上的問題。關注大的政治背景，同時也不推卸個人責任，只是不糾纏于歷史細節”(《當代中國人文觀察》)。這里，是指從“歷史條件”即具體的歷史場景出發，“主事者”與“被動參加者”當然應有區別，但雖說后者“沒有責任”,如果從反省的角度，還是可以討論和自省何以如此等的問題的，庶幾這與制度或體制、責任與倫理等等，也不無關系。

于是，相比較于“梁效”成員中的其他學人，甚至是馮友蘭，后來關于這一段歷史的評說，周一良成為最重要的一個焦點。之所以如此，如馮友蘭先生是事后認真思考和懺悔了的(當然，如果具體而論，則還未達到西方文化精神如希臘悲劇中“俄狄浦斯”的那種地步),其他幾位則當年陷得并不深，也就容易從人們的視線中漸漸消失；至于周一良先生，由于他曾是中國歷史學界不多的幾位“驕子”之一，后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又表現不凡(借用也是“梁效”成員的范達人的回憶：所謂“梁效”中的“北大四老”,即后來被人稱為“新四皓”的馮友蘭、周一良、魏建功、林庚，其中，“一良先生似比較積極，還擔任‘梁效’黨支部委員，寫過柳宗元《封建論》政策性的論著”),特別是他事后又寫了一部記述這一過程的《畢竟是書生》(以及多種集子，如《周一良集》、《郊叟曝言》、《鉆石婚雜憶》等),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周一良先生還不時對輿論的評論多有表態，大概由于周一良先生是一位歷史學家，因而“他深知斜陽古柳之下、負鼓盲翁口中身后是非的似是而非，一心要憑一己之力去解釋、證明、澄清”(韓敬群《不了之情，以情了之》)。于是，這就如同干柴烈火，引起了種種的爭議。

三

在1998年第8期的《讀書》上，周一良繼《畢竟是書生》一書出版后又發表了《還想說的話》,文章就其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現，“說”了一些“改變”了“想法”的“話”,即對本來就沒有任何贏家的“文革”,“紅衛兵”也好、被批判者的自己也罷，都應取因“信神”而“上當”的“寬容”,而且主張“寬容應該是每個人具備的美德”,甚至還可以“讓我們學習魯迅所說的‘相逢一笑泯恩仇’”。至于在那場后來回憶起來真是匪夷所思的“大革命”里，周一良認為是只有他的老師陳寅恪先生是“從來不信‘神’,也從未上當受騙。他始終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

晚年的周一良，經常提到的人物就是陳寅恪。我們由此可以揣度：他的心情是復雜和苦澀的。

不過，自古以來人們月旦、品藻人物，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仰視，這主要是出于其同人或門生、弟子等，這也是人之常情；二，則是俯視，這主要出于史家之眼，因為他(她)或者與其所論之具體的歷史人物已經有了隔世的“距離”,或者能夠站在一個相對的高度來觀察人物；三，所謂平視，即陳寅恪先生曾提及的持“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這尤其可用于同一時代的人物，當然，也就往往不易。由周一良問題引發的風波，無疑主要就是最后一種情況。

1999年第6期的《讀書》發表了陳來的《史家本色是書生》,此文對周一良的《畢竟是書生》作了一個回應，即所謂“了解之同情”。文章追述了周一良作為“史家”的功德，同時對其為人處世和出處大節的“本色”即“書生”也予以了基于“了解之同情”的揄揚；至于人們對周一良在“文革”中的若干表現的非議，陳來將之與其恩師馮友蘭并論，取“視界相融”的觀照，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乃至“西子蒙不潔”,以至“外間對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即“全不知其中情勢皆需身置此特殊時代特殊環境始可了解，豈可以常情而臆議之”。文章發表后，當年《讀書》第9期很快就有了周一良為之欣然的文字，他稱陳來的文章“高屋建瓴，論證嚴密，通情達理，深為佩服”云云，至于對《畢竟是書生》“個別書評的論點”,他倒是“不同意的”,甚至“一笑置之”了。

一些讀者隨之感到某種警覺或不安。上述兩個“特殊”、一個“常情”,或者這就是“同情之了解”與“臆議”的區別，但是陳來沒有“具體”區分“文革”之初人們基于“信‘神’”的虔誠、隨大流與“文革”末期“神”已不“神”之后(如“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批孔”和“批周公”的運動)人們的冷漠和反抗之間的關系，自然也就沒有“具體”區分此種情勢之下，如周一良教授等人的被動選擇是否合理，抑乎是否可以以常情揆之。

接下來，陳來又批評時論有“跟著時下的某種風氣隨意指摘過去的人事，是最輕易不過的，也最易流為標榜”,他痛慨之余，還以為“正確理解歷史和歷史情況中的人”,莫過于“必須在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下具體分析”,這才是“知人論事、通情達理”的評判準則。一些讀者卻認為，盡管這其中有許多的“具體”,但這“具體”從當時來說，卻并不是對任何人都構成“具體”,否則也就沒有了馬寅初、梁漱溟、顧準甚至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人與馮友蘭、周一良等人的區分了，當然，這或許就是徒有意氣的“流為標榜”了。

其實，問題是歸結到了“書生”二字。讀周一良或陳來的文字，落腳點都不外乎一個“書生”。那么,什么是“書生”?“畢竟是書生”抑或“書生意氣”?有意思的是，陳來在此前的1998年第10期《讀書》有一篇煌煌大論——《誰之責任?誰之倫理?——從儒家倫理看世界倫理宣言》。是不是可以說，對周一良在內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同情之了解”,是可以從“亞洲價值”中得以解釋呢?這比如說“社會和國家比個人重要”等；而“亞洲價值”,如果說它是“亞洲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視界融合中所發展出來的價值態度和原則”,它也一定容納有普適的人類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分，這又如這篇文章中所引述的《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人的固有的尊嚴的充分實現，一切人本質上不可讓渡的自由與平等”等等。

所以，由周一良問題引發的討論和爭論，是既有“具體”的“大的政治背景”,同時也有“個人責任”可言，否則這就是一個“假問題”了。

四

“文革”結束之后，病中的譚其驤先生給周一良先生寫了一封信，他說：“吾兄自五十年代以來，雖聲名洋溢于一時，然論學術上成就，竊以為轉不如解放以前，其故當由于改行不得當，非業務活動太多之故。入七十年代再改為搞‘儒法斗爭’,則不論出于被動主動，總之是大錯特錯。”此后，在眾多關于周一良的文章中，要說最為肯繁的，所謂知父莫若子，還是周啟博的一篇《百般委曲難求全——一個人文學者的悲哀》。

與譚其驤先生的遺憾相似，周啟博評論其父說：周一良“少年青年時潛心文史，所在學科前輩和同儕對他頗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選方向走下去，學術上當有可觀成就。然而他生不逢時，在中年以后被社會環境壓倒，奉領袖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達到領袖要求當做高于學術甚至家庭的終極目標。每當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識與領袖的方針沖突，他都認為人性和常識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現，‘改造思想’成為他永遠追求也永遠達不到的目標，而他從不懷疑‘神’即領袖是否有什么不對。直到被領袖的黨招進‘梁效’寫作班子，又被同一個黨定為反黨反領袖而予以整肅，才開始反思”。

這一反思，又要提到當年的“前輩”學人陳寅恪，因為后者成為另外一種“典范”。

周一良先生出身名門，學殖深厚，早年曾在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師從鄧之誠、洪業、陳寅恪諸大師，特別是曾得陳寅恪先生的厚愛(1942年，陳寅恪在一篇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寫道：“周君又遠適北美，書郵阻隔，商榷無從，搦管和墨不禁涕淚之泫然也”)。時人曾以為他將是陳寅恪先生的事業繼承人，即“很多人說他最有資格繼承陳寅恪先生的衣缽，從他早年著述所反映的天賦、學養來看，此言并非過譽”(張帆《六次謁見周先生的回憶》),但到了后來，陳寅恪對不啻是“易幟”的周一良深感失望了。當然，那時的周一良也無法理解“文化遺民”的陳寅恪了，因此，陳寅恪視其為“曲學阿世”。周一良后來雖表示“對此不僅毫無怨懟情緒，而且充滿理解和同情，毫不因此而改變對陳先生的尊敬與感情”,并且寫了《向陳先生請罪》的文章，然而兩人畢竟有了無形的隔膜。這在周一良看來，就是“他作為‘文化遺民’的種種表現與行動的是非評價，則又當別論”。所謂“又當別論”,可分兩解：一是依人見解，如公開出版的《畢竟是書生》之類；二，則是私下的體會，如周一良致余英時書信中所稱：陳寅恪之所以為“文化遺民”,“實寅老思想(如吳雨僧所認識)發展之自然結果，不必為寅老諱也”。至于“一良向讀寅老晚年著作，有兩疑問：一，考據著述中何以一再犀入表達自己思想感情之詞語以及詩句；二，晚年不總結魏晉隋唐史研究成果，可以駕輕就熟，水到渠成，而費驚人之毅力追尋錢、柳事，用意究何所在”,及至他讀了余英時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后，遂恍然為“久蓄之疑得以冰釋，不禁稱快!”(余英時《“陳寅恪熱”的新收獲》)

顯然，歷史繞了一圈之后，晚年周一良對晚年陳寅恪的理解，應該是“同情之理解”了。這種“同情之理解”,用逯耀東的話說，就是陳寅恪和他的父親陳散原先生一樣都自覺地與“政治”保持距離，“他對所經歷的任何政權都白眼相看，不加青睞”,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無法完全和政治絕緣，但在儒家價值系之中，早已有明確的劃分，就是兼善和獨善，也就是出處的選擇，將自己置身于政治漩渦之中，一申治平之志，或蟬蛻塵囂之中，自置于寰區之外，和政治保持某種程度的疏離，仍然可以自我選擇的”(《舊營壘過來的人》)。于是，當晚年陳寅恪出于文化的選擇(他并非是“政治遺民”,這又如吳宓為捍守文言而對當局心存憤恨一樣。可參見《吳宓日記》的續篇),抑或為了捍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則時，他自然地會作出這樣的一種選擇。周一良對此雖然有了“同情之理解”,可他自己卻不可能達到這樣一種境界，這也就是他對《畢竟是書生》一書出版后的種種議論屢屢加以辯難的心理動機。因此，周一良“畢竟”不是陳寅恪，或者說，晚年周一良的反省或懺悔是不徹底的，盡管他也熱讀過像謝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等，并且意識到歷史上“有些事是要重新認識”的，以及感慨自己“除了這套房子，這輩子還剩下什么呢?”(郭熹微《哭周師》)這又如有論者所說，晚年周一良開始了某種回歸，如謝泳以為“這時的周先生已經開始重新確立自己的獨立性了”,并向陳寅恪、胡適“請罪”(后者見之于他的《追憶胡適之先生》一文),或者以為這“是書生自我釋負的有效辦法，對周先生的心境很有好處，等于又卸下一個包袱”(田余慶《周一良先生周年祭》)。然而，不合邏輯的卻是：何以周一良可以向前輩的陳寅恪、胡適“請罪”,以及對同儕的譚其驤表示：“然為評法批儒鼓噪，盡管不預聞陰謀，終乏科學良心，此一紙四字(指“無恥之尤”)還是永遠為誡也。”(葛劍雄《最難評說是書生》)但他卻對一些批評者表示了“不屑”、甚至是“一笑”而已呢?或者，他真的是對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無話可說”(郭熹微《哭周師》),那么,除了“非設身處地”感覺不到的“強大和可怕”的“外在的壓力”(謝泳《周一良畢竟是書生》),以及在這種“壓力”之下“多數人的實際情況是既不想拒絕，也拒絕不了”,又為什么“無話可說”呢?

對此，有人這樣解釋：這一，所謂“清議”(以沙葉新寫的《“書生”乎?“梁效”乎?——評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最為嚴厲)往往是高論，專撿“軟柿子”拿捏，“他們高懸的道德準繩似乎只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你看那些呼風喚雨的政治家，何曾受到過‘清議’的道德拷問?”因此，“該懺悔的首先不是知識分子，應該詛咒的，是那種逼良為娼的政治環境”(劉浦江《書生本色》)。二，于是，這些“清議”不啻是苛論，而“現在仍然還有，而且數量不少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腦袋仍然寄存在不知所云、不明所以、不識所謂的瘋狂歲月里的，堅持以先知加烈士的標準要求一良先生那樣無法控制自己命運的人的那些高尚君子”(錢文忠《“畢竟是書生”》)。至于周一良生前給自己定位的“書生”—一介書生，也有論者以為：“自古以來，書生們的命運便顛簸莫測，難免被擺弄、被排擠，被帝王將相們忽加諸膝，忽棄之淵。……可是，對‘書呆子’必定都要以天下相繩，要他們未卜先知政治迷宮的每一個暗道、夾墻和出口嗎?”“確實，書生們研討政治史時辨析毫發，可是未必真就懂政治，也不會趨利避禍；而政客們憑借政治經驗反能洞悉底蘊，且如魚得水，總是全身而歸。”(閻步克《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三，或以為“譴責周先生政治氣節的人都是史學界以外的學者，說實話，他們對周先生實在缺乏了解”(劉浦江《書生本色》)。事實卻是“先生沒有在‘文革’中‘玉碎’,但蒙受了鮮為人知的痛苦和委屈，也實現了常人難以企及的超越”,而“人們對‘文革’中過來的知識分子，有時有一種不近情理的道德苛求”(夏麥陵《如沐春風中》)。

其實呢，辯難的雙方并沒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分歧，如果是以周一良“畢竟是書生”的體會而言，“書生”當然不免會在政治勢力的捏揉打壓下示人以“書生”的窘相，所謂欺之以方，或者“書生讀書多了深了，讀通了透了，就要獨立思考，常不免傲上乃至犯上，乃至罹禍又可能轉而懼上乃至媚上”(黃宗江《書懷“書生”周一良》)。這里，周一良等“書生”(包括寫了《四皓新詠》的舒蕪),都可以與陳寅恪等“書生”共同比較一下，借此得出“書生”們處世的經驗之談。因為，周一良先生的經歷畢竟不是孤例，“周先生建國后升沉隱顯的人生道路其實折射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遭遇，他的‘梁效’經歷也無非是重現了中國文人無計逃脫‘御用’的規律，并不足指為詬病”(韓敬群《書生襟懷，史家卓識》)。

五

如此說來，“大的政治背景”的荒誕不經，以及“畢竟是書生”的“尷尬人說尷尬”,如果落實到“個人責任”,人們似乎可以看到它在一個某種文化傳統和精神資源極度稀缺的國度的某種缺失。

周一良先生后來讀錢竹汀《自題像贊》之后，“略改數字以自況”,即“教登二級，不為不達；歲開七秩，不為不年；插架圖書，不為不富；研考文史，不為不勤。因禍得閑，豁達自安，既仕則隱，黨之馴民”。他還取林肯之語為對聯：“處事當用復雜腦，待人應以單純心。”又以明人趙世顯“松亭晤語”為警句：“大丈夫可使人親，不可使人狎。可使人愛，不可使人媚。可使人敬，不可使人畏。可使人相忘，不可使人忽。可使人倚賴，不可使人假托。可使人推崇，不可使人忌。”以及在讀了王文韶的日記之后寫道：其人“柔媚無風節，罕持正義，時論頗譏之，更事久，明于趨避，遇事但持大體，有‘琉璃球’之目，巧于應付”。這些文字當中，都包含了古人的人生體會和“大智慧”,也有周一良自己對它們的咀嚼和反思。

其實，周一良的心路歷程是隱約可見的。1949年之前，他是衣食無憂、一心向學的名門子弟，之后，這種出身和經歷的知識分子普遍帶了一種深深的負罪感，在不斷開展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一步步由懺悔、自責而“精神自食”。有位署名“凱文”的作者在《從“書生”想到的——談談我對周一良先生的看法》一文中說，“公允而論，周先生在政治上是‘積極要求進步’、‘向組織靠攏的’。除了周先生當初入選‘梁效’身為顧問外，有兩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院系調整，清華文史專業的教授們被合并到北大，并派翦伯贊來北大歷史系當系主任，而“北大、清華這批受過西方教育的洋派教授們從心眼里不買翦伯贊的賬，認為翦伯贊的學術功力并不高，不過是其用馬列主義那套階級分析的方法解釋歷史頗得當局的欣賞罷了。但無論如何翦伯贊現在卻是大家的頂頭上司了。在邵循正教授的提議下，周先生和邵先生主動登門拜訪翦伯贊。用周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們此去目的就是向組織上表明我們的態度，是向翦伯贊輸誠’。雖說此乃小事一件，但卻說明了周先生的為人處世和向‘組織上積極靠攏’的心態，要一心一意地接受‘組織上’的領導”;這二是此后鄧廣銘教授是北大歷史系主任，鄧曾在全系大會上對學生大講要有遠大志向，要立志“成名成家”,隔年幾年，換了周一良任系主任，周則在學生大會上大談“又紅又專”。因此，后來他進入“梁效”,“里面有著周先生本身內在的必然聯系”,只用“畢竟是書生”是無法說清的。進而言之，“周先生的一生是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他們在中國那個特定的環境中無法成為真正獨立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這是周先生的悲哀，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書生”,或者也可以理解為是知識分子，這也讓人想起周一良當年在“反右”運動時撰寫的《斥傅種孫關于知識分子政策的謬論》。他說：“知識分子是一個階層，但不是脫離社會經濟基礎的架空的抽象的階層，而是來自各個不同的階級。再從他們所受教育看來，今天絕大部分高級知識分子過去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受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訓練。——所以，無論從階級出身看，從所受教育的性質看，從他們為誰服務看，都需要把知識分子仔細區分一下，而不能籠統地抽象地混為一談。這就是階級分析。”那時周一良已經懂得了如何區別不同性質的知識分子，并且自覺地站在了陳寅恪、傅種孫那種知識分子們的對立面，他還表示：另外一種的知識分子，是“運動來時我們決不是‘心驚膽跳’;運動過后我們更不是‘寒心’,而是對擁護黨、對奔向社會主義前途更加熱心，對自己更有信心”。

然而，“五十年風云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周一良挽魏建功聯語)。所謂“畢竟是書生”,這五個字他是體會頗深的，即自己“對歷次政治運動的底蘊并不真正理解，卻在思想上始終要緊跟”,因為自己“要革命”,唯恐有人“不準阿Q革命”。此外，他當年之所以會緊跟“批林批孔”運動，主觀上也是“由肯定法家從而承認中小地主有一定進步性，由研究法家著作而引起群眾對古典文獻的興趣，這些傾向都與我的思想合拍，因而心安理得”。甚至，在這一過程中，他會不自覺地會產生一種舊時代知識分子常常有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念頭，如他參與注釋和定稿，往往忙到深夜，在回家的路上，他常想到：“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于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不曾料想，未幾，天地翻覆，周一良在一番“紅與黑”的經歷之后，便動輒示人以古人生活智慧的《袖中錦》,所謂“世間有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熱，老健，君寵。”他用這《袖中錦》來自警，也用它來勸人，因為，他對它的體味，實在是太深了。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10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