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默茨離京前在萬柳堂的演講，說了一句極為意味深長的話！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2月25日，首次訪華的德國總理默茨，離京前在釣魚臺國賓館萬柳堂發表演講的時候，說了一句極為意味深長的話——中國很謙虛，但也很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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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謙虛"與"強大"這一對看似矛盾的詞匯定義中國，淺見以為，其意義或遠不止于外交辭令的修辭創新。

在西方政治話語體系中，"強大"長期與"威脅""傲慢""修正主義"等負面標簽深度綁定。 從"修昔底德陷阱"到"制度性對手"敘事，西方對華認知始終難以擺脫"國強必霸"的歷史宿命論。

默茨刻意將"謙虛"置于"強大"之前，實質是在解構這一根深蒂固的認知框架——他暗示中國的實力增長并未伴隨擴張性的傲慢，而是保持著某種戰略克制與務實理性。

這種話語轉向恐非偶然。

2023和2024年，德國GDP連續負增長，2025年雖然轉正，但也僅僅增長0.2%。而且，德國還面臨能源成本高企，美國關稅壓力加劇的挑戰，德國工業界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嚴峻的生存危機。

當巴斯夫、西門子、大眾等巨頭的命運與中國市場深度綁定時，政治話語必須向經濟現實妥協。

默茨的"謙虛"論，實則是為德國企業繼續深耕中國市場提供政治合法性，為"去風險"政策注入"再接觸"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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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萬柳堂作為離京講話地點，看起來是一次精心設計的空間政治實踐。

萬柳堂位于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歷史上為元代名臣廉希別墅，寓意"萬柳依依，堂構維新"。

在中德外交語境中，這一地點的選擇或暗含三層戰略深意：

一是歷史延續性。避開人民大會堂的宏大敘事，選擇兼具人文底蘊的歷史空間，暗示中德關系超越短期政治波動，具有深厚的文明互鑒根基。

二是文化平等性。萬柳堂的非正式性與東方美學特質，為對話提供了"去意識形態化"的場景支撐。默茨在此談論中國，不再是西方政治家對"他者"的審視，而是兩個文明平等互鑒的姿態表達。

三是務實轉向。這一選擇本身即是對默克爾時代"以商促變"幻想的超越，也是對綠黨籍前外長貝爾伯克"價值觀外交"對抗敘事的修正。萬柳堂的中庸氣質，恰與默茨尋求的"競爭中共存"戰略形成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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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默茨的"謙虛而強大"論，必須置于德國國內政治的復雜光譜中解讀。

極具戲劇性的是，當默茨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擁抱、簽署120架空客大單時，其執政聯盟伙伴——副總理兼財長克林拜爾幾乎同時在柏林發表對華強硬言論，警告"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

這種"北京擁抱柏林，柏林敲打北京"的雙面劇，暴露出默茨政府的深層困境：

對產業界，"強大"確認中國市場不可替代，"謙虛"暗示中國可合作、非對抗，為空客、西門子、巴斯夫等巨頭吃下"定心丸"；

對安全鷹派，通過"強大"承認潛在競爭屬性，換取其對"謙虛"務實接觸的默許，維持執政聯盟脆弱平衡；

對跨大西洋盟友，向華盛頓傳遞戰略自主信號——德國不會盲目追隨對華遏制，但也不會挑戰西方核心利益框架。

這種戰略性模糊是默茨作為保守派政治家的典型手法：既不像前任朔爾茨那樣將中國標簽化為"制度性對手"，也不回到默克爾時代對"以商促變"的幻想，而是在承認實力現實的基礎上，尋求可預期的利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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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此言標志著歐洲對華認知的去道德化轉向。

過去五年，歐盟對華政策在"伙伴-競爭者-對手"三重定位中搖擺不定，但本質上仍受價值觀外交驅動。

無論是"去風險"還是"供應鏈韌性"，其話語內核仍隱含著對中國體制的道德評判。

默茨的"謙虛而強大"論，實質是將中國還原為一個正常的強大行為體——既不因其強大而恐懼，也不因其體制差異而居高臨下。

更深層的戰略信號在于：默茨明確反對"脫鉤"，支持歐盟與中國發展"可靠和持久的經貿合作關系"。

在中美關稅戰升級、特朗普施壓歐洲選邊站的背景下，德國作為歐盟經濟引擎，正在用"謙虛"這一東方倫理概念，構建一種超越意識形態的中歐共處哲學。

這種哲學并非簡單的親華，而是極端務實——它承認中國已成為多極世界的一極，承認德國無法承受與中國對抗的代價，承認在全球化退潮期，穩定的中德關系是德國維持大國地位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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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淺見以為這一表態的戰略深度仍存疑。

語境依賴是首要問題。"謙虛"是否僅指中國在談判桌上的務實姿態，還是對其發展模式的整體判斷？默茨是否真正理解中國"謙虛"背后的文明邏輯，還是僅將其視為一種可資利用的談判策略？

政治脆弱性構成根本制約。默茨領導的黑紅聯盟（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民黨）在議會中席位不足，隨時可能面臨綠黨或選擇黨的挑戰。其對華務實路線能否抵御美國壓力、國內民粹主義沖擊，以及下一次經濟周期波動？

雙向性缺失更值得關注。德國是否準備好以同樣的"謙虛"接受中國企業在德投資、技術合作，而非僅將中國視為終端市場？當寧德時代、比亞迪試圖進入德國時，柏林的"謙虛"是否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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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的"謙虛而強大"論，是現實主義外交對理想主義幻象的矯正，是經濟理性對意識形態偏見的暫時勝利。但冷靜地看，其本質或仍是危機驅動下的戰術調整，而非完全是德國社會對華認知的戰略共識。

真正的考驗在于：當德國經濟走出低谷、或中美博弈進入更激烈階段時，這種"謙虛"的認知能否經受住"強大"現實政治的沖擊？當"強大"的中國不再"謙虛"地滿足德國利益訴求時，柏林是否還能保持這份難得的清醒？

歷史將證明，萬柳堂的這句話，是德國對華政策的轉折點，還是又一段外交插曲。但至少在當下，它為中德關系提供了一個超越對抗、回歸務實的認知錨點——而這在當下的大變局中，已屬彌足珍貴。